在我出生前，我家后門的墻外原來是上海的一條運河，叫肇嘉浜，浜上有許多座橋，我家在楓林橋邊。

北洋政府時期，第六混成旅旅長何豐林被任命為淞滬護軍使，成為上海最高軍政首腦。那時肇嘉浜以北為法租界，以南為中國地區(qū)。他到任不久就在鄰近的交通路（現平江路）兩側蓋起了幾棟西式樓房，“護海道尹公署”“外交部特派江蘇交涉員公署”相繼遷入辦公。又籌銀征地在肇嘉浜以南修建了一條通向沈家浜路（現醫(yī)學院路）的馬路，并在肇嘉浜上建造了一座橋，以何豐林的名字將這一橋一路命名為豐林橋、豐林路，這一帶遂為上海華界的政治中心。

一九二七年奉系張作霖在京成立安國軍政府，隨后上海特別市市政府成立，市政府就設在交通路舊道署內，年底就將交通路改為市政府路（解放后改為平江路），豐林路改為楓林路；一九三〇年代市政府遷移江灣后，市政府樓和它西面的外交大樓轉讓給上海軍醫(yī)事業(yè)委員會；上海淪陷時期，這里曾為汪偽政府辦事機構的一部分，也曾是一個血腥的屠殺場地；抗戰(zhàn)勝利后，這里成為上海醫(yī)學院的生活區(qū)，市政府樓成為上醫(yī)幼兒園，而外交大樓則為家屬院。

我家的地址雖然是平江路170弄，但是附近幾條街的人都稱我們弄堂為“外交大樓”。弄堂口有兩扇大鐵門，大門左面的小平房里面，住著一個瘋子，他經常圍著院子自言自語地疾走，病重的時候，就被綁在門前一棵大樹上吼叫掙扎，令我膽戰(zhàn)心驚。

大門右面的小平房里，住著看門的“老寧”（上海話老人的諧音），他骨瘦如柴，沒有人知道他的歲數。母親小時候就稱他為老寧，我二十四歲從美國回到闊別四年的家，頭一個見到的仍然是老寧精瘦的面孔。朝思暮想的院子被違章建筑搞得雜亂無章，但老寧依舊。難道他在我們一代代人不知不曉中活了幾百歲？像古希臘奧林匹斯山上的神，守護著這個日益破敗的院子。

門房間里有個傳呼電話，我至今能聽見老寧洪亮的嗓門半夜三更在窗外喊我父親的名字，父親就騎腳踏車到華山醫(yī)院去處理急診病人。每次去，他可以吃一碗醫(yī)院補助的面條，偶爾他一個晚上被叫去兩次，他就帶一個鋁飯盒，把面條帶回來給我和哥哥第二天吃。

大門正對著外交大樓，里面住了幾十戶人家，大多是上海醫(yī)學院和中山醫(yī)院的工友和護士。大樓前有一片帶坡度的柏油空地，那是我們進出弄堂常常走過的地方。我記得在那里學騎腳踏車，父親把著腳踏車座跟著車跑。我的腿太短，只能站著蹬腳踏板，下坡的時候失控了，撞倒一位白凈的老護士。我和父親扶起她，攙她回家。她和另一位老護士住在外交大樓一層的一間房。家里有一張雙人床，一個小方桌，兩把椅子，還有衣櫥和五斗柜。我留心到柜子上有幾張她倆年輕時的合影，看上去親如姐妹。弄堂里的人傳說這兩個“老小姐”終身未嫁，共同生活了一輩子。十幾年后我在美國第一次接觸同性戀的朋友時，突然想到她們——一個握著另一個的胳臂，輕輕地擦紅藥水——那相濡以沫、相依為命的樣子歷歷在目。

柏油地的南面有一個水泥砌的垃圾池，那時候的人什么都舍不得扔掉，全弄堂六十幾戶人的簸箕滿了都倒在那里，還綽綽有余。垃圾池邊上有一個“泔腳缽頭”，里面是淘米水、菜皮、魚肚腸之類。每天有一個單車上捆著兩只大桶的人，來把泔腳缽里頭的東西拿回去喂豬。回想起來，我們那時候就已經懂得把干垃圾和濕垃圾分開。

垃圾池和外交大樓之間有一口井。晚飯后，孩子們圍在井邊，把西瓜放在尼龍網兜里，拴在繩子上放到井水里去冰。那時代，西瓜是稀有物，發(fā)燒有醫(yī)生證明才能買。記憶中，我也多次端著板凳坐在井邊，有時是為了看護自家的西瓜，但更多的是去那里聽大孩子們講鬼故事，心甘情愿地把魂嚇掉。成年后我有機會讀了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發(fā)現其中都有些令人驚嚇的，甚至描寫邪惡的段落，我才明白我們當年也是用敘事來間接體驗“負面”感情，從而調節(jié)和把握人類原始的恐懼感。

離井不遠的一扇窗戶里，總是飄出優(yōu)美的琴聲。那家兩個已成年的兒女一個彈得一手好鋼琴，另一個拉得一手好提琴。我有時會去那里，跟他們的母親老關學英語、學打字。老關是澳大利亞出生的華僑，她丈夫老葉當年在澳洲留學，回國時把她帶回上海。老葉在“文革”時期沖撞一輛迎面開來的公共汽車，企圖自殺，結果丟失了一邊的肩膀和手臂，他的脖子不能轉動，腦袋總是倒向一邊，樣子很可怕。有一次我去找老關，正好她不在家，老葉讓我坐下等。他用牙扭開一瓶藥，然后跟我說，他已經不存在的肩臂，覺得劇烈疼痛。這叫phantom pain，幻肢痛，他咬著牙教我這個詞。

我家的房子跟葉家是同一排連體洋房，他們在7號，我們在10號。隔著草坪也有同樣的五棟連體洋房。原來十棟房子住十戶人家，“文革”開始后，一下子搬進來好幾十家，到處加建水管、水槽、電線，連抽糞車都比之前來得頻繁。化糞池在兩棟房子側門之間的地底下，地面上可以看到四個直徑半米的圓鐵蓋，封得很嚴實。

傳說有人為了躲避抄家的紅衛(wèi)兵，半夜里把金條用塑膠包好偷偷丟到了糞池里。上醫(yī)領導知道后，抽糞車就來了。記得那是穿棉襖的季節(jié)，一個明亮的晴天，糞車邊上圍滿了人。抽完后，一個穿著橡皮衣服和套鞋的人拿了手電筒跳進了糞池，我們幾個孩子擠到洞口去看。一會兒，那人爬上來說，沒有找到金條，但發(fā)現一只金戒指。一個鄰居遞上一團擦腳踏車用過的紗頭，我看見擦過后的金戒指在陽光里一閃，上面刻了波浪。

我跑上樓把金戒指的事告訴姥姥，她聽了以后說，那是新郎新娘互相戴的婚戒，象征他們從此屬于對方。那時中國剛剛成功地制造了第一艘遠洋輪。二姨從銀川寄回上海的信封上，有一張藍白版畫式的遠洋輪郵票。高大的船頭下面一卷卷的浪花，看上去跟戒指上的圖案一樣。婚戒和遠洋從此在我腦中連在了一起，成了我對未來懵懂的憧憬。

十多年后，我跟N沒有舉行婚禮，沒有交換婚戒，更沒有出行遠洋。我們在離洛杉磯不遠的沙漠之城度過了新婚夜，因為那里辦理結婚手續(xù)最快捷簡便。婚后不久我到澳門拍戲，他飛來現場探班，一到就去了酒店的賭場。次日凌晨我聽到開門聲，接著他疲乏的腳步聲向我走來。一會兒，我的手被輕輕拉起，一只冰涼的戒指被戴到我的無名指上。我睜開一線眼睛，六顆白鉆進入焦點。他俯身在我耳邊溫柔地說，我為你贏回來的，呼吸里散發(fā)出一股威士忌酒味。蒙眬中，我感到一股悲哀，少年時代對婚戒的美妙幻想已經蕩然無存……

在糞池里發(fā)現金戒指那一年，我家的房子里搬進來五戶人家。每家每戶放在廚房里的醬油、老酒、菜油的瓶子上，都畫了線，記錄每天用掉多少，別人如果偷用，馬上可以察覺。

客廳里搬來一家蘇北人——父母、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他們經常爭吵，還罵臟話，但日子過得生龍活虎。我喜歡偷看他們的舉動，偷聽他們的對話，偷聞他們廚房里的味道。有一次，他們一下子煮了好幾鍋黃豆。我心想，這么多，吃不完餿了多可惜啊。這些黃豆的命運，變成了我在那幾個禮拜最關注的事情。接下來，它們被碾碎，拌了鹽和別的什么佐料，又被裝進兩個開水燙過的壇子里。然后，好些天都沒有黃豆的蹤影，我心里充滿疑惑。終于有一天，壇子又出現了，里面的黃豆都長了白花花的毛，一股又香又臭的氣味充滿了整棟房子。他們一家人有說有笑，把黏糊糊的霉黃豆捏成一塊塊的餅，放進竹匾里在花園里曬。后來我從他們家小女兒那兒打聽出來，他們原來是在釀制鮮醬油。

飯廳里搬進一家三口，進門出門、燒飯上廁所都低著頭。沒人知道他們的姓名或者職業(yè)，沒人看見過他們的眼睛或聽見過他們說話，就連小毛頭都似乎沒有哭聲。后來他們家一個崇明阿婆也搬了進來，在廚房里帶孩子，我總是看見她把飯菜放在嘴里嚼得很爛，再吐出來放到小毛頭的嘴里，覺得她不懂衛(wèi)生。

一層的臥房原來是我哥哥的房間，“文革”開始后他被送到徐家匯奶奶爺爺家，那臥房一度成了上醫(yī)革命造反派司令部。后來司令部搬走了，住進來一戶寧波人家——夫妻、小孩和阿婆。有幾回我看見阿婆送給姥姥寧波帶來的莧菜梗。姥姥平日從來不跟搶房子進來的人打交道，但她還是收下了寧波阿婆的禮物。她垂涎一切發(fā)酵過的臭食品。

樓下三戶加上亭子間的人家，合用樓下的廁所和樓梯口的暗廳，他們都把自家不怕偷的東西放在那廳里占地盤。蘇北人和寧波人兩家，經常為這些合用的空間吵得不可開交。有一次兩家打了起來，一陣打罵后，蘇北人家的二姐和寧波人家的媳婦，一個揪頭發(fā)一個咬耳朵僵持住了，誰也不放過誰。我和哥哥站在樓梯上往下看，黃黃的電燈泡下，只見頭發(fā)從頭皮上被生生揪下來，鮮血從耳朵根流下來滴到地板上，驚心動魄。

住進亭子間的是一個護士，她的個子跟我這個六七歲小孩差不多高。這讓我有點困惑，就問她，你是大人還是小孩？她不回答我，只是透過厚厚的眼鏡片瞪住我。看到她嘴唇上方的汗毛很濃重，我便認定她不是個小孩。很快，她結婚了，但丈夫很少在家，每個月只來住幾天。這個丈夫每次來都帶著板鴨、火腿、鰻鲞、筍干等稀罕食品，掛在我們樓上晾衣服的竹竿上，兩三天后那些東西又都不見了。父母議論他是溫州來滬跑單幫的，跟這個護士結婚就是為了在上海有個落腳點。后來護士大了肚子，爬那半層樓梯回家變得越來越艱難，每次丈夫回來她都要罵他，開罵前總是大聲叫他：“同志啊！”

最后搬進來的是一對醫(yī)生，住下不久生了一個女兒。他們占用的是姥姥跟外公一起住了二十年的主臥室，帶有單獨衛(wèi)生間和一只大壁櫥。姥姥搬出那間房間后一直失眠，晚上吃了安眠酮就口齒不清地在這間房門口，詛咒這家人的祖宗十八代。有時她會服了藥之后去浴缸里泡著流淚，好像只有在這種半清醒狀態(tài)下，她才可以自由地悲痛。媽媽總是拿著毛巾和衣服，半抱半拖把她送到床上。

那以后的幾年里，家里有一位常客。我下課回家，就看見他坐在父母的床沿上，床沿鋪著花毛巾，母親矜持地坐在另一端。這間屋本來有一個陽臺和兩扇寬敞的鋼框玻璃門窗，但是陽臺被封起來給哥哥用了，房間里面就變得很暗。他們坐在曖昧的光線里，不說什么話，一坐就是個把小時。有幾次，我進屋，他就一把抓住我，把我按在他的膝蓋上，緊緊地摟著我，撫摸我的身體，貼著我的耳朵說，長大了一定要跟他兒子結婚。我雖然還小，但是本能地懂得他的觸摸是猥褻的。我僵硬地坐在他的膝蓋上，忍受著，等著母親說，妹妹去做作業(yè)吧；或者，妹妹去曬臺收一下衣服。有時候，這位叔叔的兒子也跟著來我家，母親總是讓哥哥教他畫畫。我們都知道，叔叔是母親的領導，是可以保護她的。

外公因是畏罪自殺，家屬得不到任何津貼，姥姥被打成反革命后，也停了薪水，每個月只有幾塊錢的生活費，我們的家境變得很拮據。母親和姥姥都不會過日子，心血來潮的時候，母親會去買話梅、桃瓣、醬芒果干；姥姥也會買椰子醬、面包、烤子魚罐頭那樣的奢侈品，經常是到發(fā)工資前幾天就維持不住了。這種時候，母親和姥姥就會互相責怪、爭吵。吵架開始都是為了菜錢，但是很快就變成了母親對姥姥的控訴：“我才五歲啊，你就把我丟給人家，自己去了英國，我吃蛀掉的米，褲子破了用書包來擋，后娘都不會這樣對孩子啊……”那段幼年的不幸被母親多次提起，每次吵到這個地步姥姥就只好不響。

有幾回，在沒錢買菜的時候，我不知道從哪里學會了用糧票去跟人換雞蛋。印象里那人像農村來的，雞蛋放在一個竹籃子里，上面蓋著破毛巾。老保姆被送回鄉(xiāng)下老家后，我開始掌廚。那時我大概十一歲，還在長個兒，周圍的煤氣灶、水槽、刀砧板都顯得很高。每天早上，我把米淘好。中午一下課就把書包往背后一推，開始燒飯。我能把很小一塊肉切成很細的肉絲，炒一炒，再把大白菜放進鍋一起煮爛，勾芡后放味精，就是一大鍋很香的“爛糊肉絲”。我還能把一根很細的帶魚，做成兩大碗“苔條面拖帶魚”，分兩頓飯吃。弄堂大門外的水果攤上，常有爛掉了半個的蘋果或鴨梨。我總是會很便宜地把它們買回家，去掉爛的部分，切成小塊，用糖精和藕粉做成水果羹。這些都是我非常樂意做的家務，但是我痛恨洗碗和一切廚房的善后工作。這些全都推給哥哥去做。哥哥畫畫，需要我做模特兒，我常用洗碗作為交換條件，同時還要求他，必須把眼睛畫得比實際的大。

哥哥天性敏感，從小熱愛美術、詩歌，他最大的夢想就是把畫畫好。但是為了避免畢業(yè)后插隊落戶，父親逼他參加過游泳隊、水球隊和劃船隊。硬是把一個文弱的男孩，練成了一個渾身腱子肉的少年運動員。哥哥所在的劃船隊，每天在長風公園訓練。有一天，他在湖里逮了十來只蛤蟆，回來后放在澡缸里。它們長腿、大眼睛，丑得可愛，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把它們做成菜。母親到家后，站在澡缸邊看了一會，然后回屋拿了一把剪刀。她抓起一只蛤蟆，拎著它的腳往澡缸邊上狠狠一甩，看它不動了，就在嘴上剪開一個口，拽一把，整張皮就撕了下來。

我不會忘記母親那天的手，她的動作自信、簡練，好像這是她每天在做的事情。澡缸后上方有一扇朝北的小窗，漸暗的天色里，蛤蟆在搪瓷上徒勞地趴著跳著。母親緊閉著嘴不說話，只聽到蛤蟆和澡缸暴力相撞的啪啪聲和撕皮的刺啦聲。

現在我也為人母，可以懂得，母親面對蛤蟆時的勇敢和無情其實是在給我做榜樣。她總是有意無意地抓住一切“可教育時刻”，教我去學會生存的技能。大概在我十二歲的時候，母親教會我打靜脈針。那年，她接到了一項重要科研任務——從神經藥理的角度，尋找針刺麻醉的鎮(zhèn)痛原理。實驗室有動物房，我喜歡去那里撫摸頭皮里埋了電極的小老鼠和大白兔，還有狗和猴子。星期天早上，母親常帶著我用水管沖洗猴子的籠子，然后把糞便清掃掉。有一次，我們發(fā)現水管不見了，前后左右找不到，好半天才注意到，幾個猴子不知怎么把管子鉤到了籠子里，然后一起坐在上面，顯然是不想讓我們用水沖它們。母親笑起來，夸那些猴子聰明。那天，她打開一籠做過實驗后廢掉的小白鼠，抓起一只，給我看它半透明的尾巴里的四條血管，然后把著我的手，教我把針頭扎到靜脈里，再把針筒往回抽一下。她說，你看到回血就是扎準了，現在注射空氣進血管，小白鼠就猝死了。

幾十年后在大洋彼岸，我被送到醫(yī)院做緊急剖腹產，那是我這輩子頭一次打靜脈針。針頭扎進血管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在我手里痙攣的小白鼠，眼睛盯著輸液管，沖著護士大叫：“里面有氣泡！”

許多當年母親教給我的科學常識，像是寫在我眼皮底下的課本，合上眼我就能看見它。有時候，我留意到自己跟女兒們重復我母親的話。比方說，洗青菜要洗完了再切，先切后洗的話，會丟失太多的維生素；想要青菜出鍋時是綠色的，鍋蓋就只能蓋一回，揭開以后再蓋上一定會發(fā)黃；煮干豆類的時候先不要加鹽或糖，這樣才容易煮爛；還有，洗臟衣服用水泡是沒什么效果的，需要重復擠掉臟水倒入清水，洗滌就是通過這樣的交換完成的。

最難忘的常識，是關于水和油。我剛開始炒菜的時候發(fā)生過一個事故，我把油倒進了一個濕的炒鍋，結果臉被滾燙的油濺到。母親嚇壞了，拿了筆和紙，跟我仔細解釋了水的分子和油的分子、水的沸點和油的沸點的區(qū)別，說明為什么鍋子必須是完全干的才能把油倒進去。在母親眼里，炒菜于我變成了一件極其危險的事，她最大的恐懼就是我的眼睛會被油爆瞎。后來我到美國留學，母親給我的每一封信里都要加上“炒菜要小心，油不要濺到眼睛里”。那些年我面對的人生危機母親無法知道，她只能茫然地擔憂，而眼睛被滾油爆瞎這樣危險的事，象征著一切可能發(fā)生在她女兒身上的邪惡。

母親雖然喜歡教我科學常識，但是對我青春期身體的變化只字不提。那段時間我喜歡打乒乓球，上學的時候總是把一塊乒乓球拍藏在罩衣下面，拍柄掖在褲腰里。有一天，我感覺到球拍觸到胸口時很疼，意識到那里長了兩個硬塊，以為自己生了什么病。又過了一陣，胸就鼓了起來。有一天，在田徑課跑步的時候，我突然發(fā)現男老師盯著我跳動的胸脯，臉唰的一下紅到耳根。回到家，我就把穿不下的方領衫，修剪縫制成勒胸的內衣，勒到喘不過氣來才放心。

那個愛趴在窗前發(fā)呆的妹妹，越過一段尷尬的年齡后，長成了一個含苞待放、明眸善睞的少女。那段時間，我總是在等著隔壁鄰居家一個鬈發(fā)男孩回家。每次在窗口看到他，我就飛速拿起羽毛球拍沖下樓，氣喘吁吁跑到他面前，假裝這完全是巧合。有一次母親正好踏車過來，看見我和男孩在說笑，就把我拉了回家。她嚴厲地說，他是個吊兒郎當不愛學習的小流氓，你還去跟他胡調情，以后再也不許做這種事了。我不知道“調情”和“這種事”是什么，但它們讓我聯想起，在姥姥的《匹克威克外傳》插圖里面，有一張是男人和女人在一條公園長椅上嘴吸著嘴，每次翻看都讓我感覺暗流涌動。我直覺“調情”和“這種事”都是羞恥的、罪過的，是我不應該做的事。

這樣的欲望和抗爭，就是從亞當夏娃延續(xù)下來的原罪嗎？為什么在所有的文明里，都有對這個最自然的欲望的禁忌？人類是為了征服欲望，而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精神世界嗎？所有的藝術不都是欲望的升華嗎？還有愛情，它又是什么？是上帝送給欲望的禮物嗎？

十四歲那年，我在房子后門的通道，養(yǎng)了幾只毛茸茸的小雞，樓下蘇北人家的兒子在那里搭建了單杠、雙杠和啞鈴。喂雞的時候，我常看見他跟幾個同伴一起光著膀子練肌肉。他比我大四歲，我們很少接觸，幾乎沒說過什么話。有一天我在那里剝蠶豆，他蹲下來幫我一道剝，沉默一會兒后他問，你看過《金瓶梅》嗎？我說沒有。他說是禁書，我可以借給你。那天晚上，我問姥姥，你看過《金瓶梅》嗎？姥姥變得警覺，說，你從哪里聽來的？我說是樓下那家的兒子，姥姥的臉陰沉下來，說，你少跟他搭訕。

過了幾天男孩跟我在他家門口遇見了，他說，我去給你拿書。我說我不想看了。我們站在黑暗的樓道里半天沒有動，我聽到他的呼吸，然后感到他的手輕輕觸了一下我耳邊的頭發(fā)。就在這個時候姥姥不知從哪里冒了出來，劈頭蓋臉把我罵了一頓。現在回頭看，姥姥和他家是不共戴天的。他們霸占了我們的房子、毀壞了我們的生活，現在他家的兒子又來勾引她的外孫女。但當時我還不懂這點，覺得非常委屈。第二天，他一見到我就說，你不用怕那個神經病老太婆。說著，就把我拉進了他家的廚房。那是由原來用人的小廁所改建的廚房，在煤氣灶、刀板和碗筷架當中只夠站一個人。我們進去后他關上了門窗，沸騰的飯鍋、湯鍋冒著蒸汽，我們的身體擠在一起。時間凝固了，不記得過了多久，我們有沒有說話，只記得他把嘴貼到我的嘴上，用舌頭舔我的舌頭。我最先想到的是這太不衛(wèi)生了，母親從小教我，不要用別人喝過水的杯子或別人用過的筷子，會被傳染肝炎的。但他的手抱著我的頭，不容置疑地吸住我的嘴唇。我的第二個念頭是，完了，這下要懷孕了。緊接著我想也許這就是大人說的訂終身了？我困惑地從他懷抱里掙扎出來，頭發(fā)被蒸汽和汗水弄得濕漉漉的貼在臉上。

那個夏天我時刻想著他，也時刻回避著他。那時候我們每家每戶都有一根自制的殺蚊武器，它是我們用一塊破被單或舊衣服，包在一坨廢棉絮、爛襪子之類的東西外面，再綁到一根竹竿的頭上，用它來摁死停在天花板上的蚊子。傍晚，蚊子泛濫的時候，我躺在剛剛拖過的濕地板上，企圖背英語單詞，聽著樓下他咚咚咚捅房頂的聲音，心如亂麻。好在不久他就插隊落戶去了，我也進了上影廠的《井岡山》攝制組。

很長一段時間我沒有再想到過他，直到在他鄉(xiāng)第一次與男友接吻那一刻，小廚房蒸汽里那些細節(jié)出現在我眼前，一股濕乎乎的鄉(xiāng)愁涌上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