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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 | 史識、體例與趣味:文學史編寫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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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

北京大學教授,先后出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散文小說史》《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有聲的中國》《未完的五四》等著作四十余種。2024年1月商務印書館推出24卷《陳平原文集》。

史識、體例與趣味:文學史編寫斷想

原文刊于《南京師大學報》2007年第3期

凡寫史,不能不考慮“著述體例”。所謂“著述體例”,不僅僅是章節安排等技術性問題,還牽涉到史家的眼光、學養、趣味、功力,以及背后的文化立場等,不能等閑視之。

1920年代,梁啟超在南開、清華等校講學,其講稿分別整理為《中國歷史研究法》(商務印書館,1922) 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商務印書館,1930) 。前書第三章“史之改造”稱:“史學范圍當重新規定,以收縮為擴充也。”具體說來,就是突出專題史的研究。“治專門史者,不惟須有史學的素養,更須有各該專門學的素養”,這與“作普遍史者須別具一種通識”,大不相同[1 ]32、38。在后書中,梁啟超具體論述了五種專史:人的專史、事的專史、文物的專史、地方的專史以及斷代的專史(1)。



1930年代,羅根澤著《中國文學批評史》(北平:人文書店,1934) ,緒言部分專論“編著的體例”,倡言在中國傳統史學的基礎上,兼攬眾長,創立一種“綜合體”。具體分為三步:“先依編年體的方法,分全部中國文學批評史為若干時期”;“再依紀事本末體的方法,就各期中之文學批評,照事實的隨文體而異及隨文學上的各種問題而異,分為若干章”;“然后再依紀傳體的方法,將各期中之隨人而異的偉大批評家的批評,各設專章敘述”[ 2 ]34。

粱、羅二君,都是力圖將傳統史學與西洋史學相嫁接,前者視野宏闊,目光如炬,后者更具可操作性——實際上,日后中國許多文學史的撰述,都是這么做的。依照羅先生的設計,實際上是以“紀傳體”為中心——所謂編年體以及紀事本末體,只在設計階段起作用。這與今日頗受非議的大小作家排座次,可謂一脈相承。梁啟超注意到了晚清以降“專史”迅速崛起的意義,大力提倡文學史、美術史、宗教史等,并申明撰寫專史“更須有各該專門學的素養”,這是很有見識的。但專史(專門史)與通史(普遍史)之間的縫隙與接榫,需要重新辨正。在我看來,對于“專史”的撰寫者來說,“通識”的眼光與趣味,同樣十分重要。這里所說的“通識”,既是體例,也是精神。

其實,在某一“專史”(比如“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與撰述中,還可以仿照梁啟超的說法,分出若干類型——或斷代,或分區,或關注作家,或注重作品。所有這些撰述,都必須面對同一個難題:如何在具體寫作中,有效地協調史家的“功力”與“學問”。換句話說,經歷百年風雨,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再也不是當初林傳甲、黃摩西草創時候的那個狀態,單靠排比繁復的史料,解決不了問題。隨著資料的積累以及學術的推進,包括各種電子數據庫的形成,我以為,那個廣義的“通識”,將變得越來越重要。

我的基本思路是:文學史確實屬于“專史”,但在具體的撰述中,有無“通識”、能否在史料的精細甄別以及事件的精彩敘述中,很好地凸現史家特有的“見地”,以至“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將是至關重要的。撰寫文學史,無法完全拋開具體的作家作品;否則,再精微的論辯,都成了七寶樓臺。可在具體的撰述中,如何協調具體的作家作品與普泛的文體、風格、流派、思潮等,是個難題。有各種解套的辦法,其中之一便是:在文學史撰述中兼容紀傳、編年與通論,讓這“三駕馬車”相得益彰。



此前,我一直順著這個思路在思考,也有過若干嘗試,得失兼具;沒能取得大的進展,本不好意思吹牛。可有兩個因素,促使我收拾飄散的思緒,重新加入關于“文學史寫作”的對話。一是北大中文系李楊教授應某雜志之邀,對我進行學術專訪時,再三追問:為何沒能完成當初被寄予厚望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 李教授的解釋是,我的文學史觀有點“另類”,不以尋找“大家”或確立“經典”為目標,而是希望“弄清小說作為一種知識的譜系”,這種方法與“福柯的知識考古學方法有一致的地方”[3] 。另一個直接的刺激是,陳文新主編18卷本《中國文學編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的出版。在談及這套大書的編纂主旨時,陳文新稱,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寫作中,“紀傳體一枝獨秀”;而在他看來,“與紀傳體相比,編年史在展現文學歷程的復雜性、多元性方面獲得了極大的自由”[4 ] 。

所有這些,都促使我回首往事,重新思考18年前那一追求“注重進程,消解大家”的文學史實踐。

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的“卷后語”中,我寫下了這么一段話:

我給自己寫作中的小說史定了十六個字:

“承上啟下,中西合璧,注重進程,消解大家。”這路子接近魯迅擬想中抓住主要文學現象展開論述的文學史, 但更注重形式特征的演變。“消解大家”不是不考慮作家的特征和貢獻,而是在文學進程中把握作家的創作,不再列專章專節論述。……鑒于目前學術界對這一段文學歷史的研究尚很不充分,本卷特借助“作家小傳”和“小說年表”兩個附錄,一經一緯展示閱讀這卷小說史時不能不掌握的基本史料[ 5 ]300。



說白了,就是嫌以往的文學史太羅嗦,糾纏于眾多人所共知的“常識”,不得要領,淹沒了史家獨有的“洞見”;因而,希望把必不可少的史料考辨以及人物介紹等,甩到附錄中去解決。這樣的處理方式,屬于枝節性的,學界沒有多少異議。爭議較大的是,寫文學史,是否可以不給作家排座次,轉而“注重進程,消解大家”。

不要說整個學界,就連我們課題組內部,對這個問題也有不同看法。《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出版后,我們內部開過一個小會。會上,我主要談了三個問題(小說史體例、小說史寫作的重心、小說史研究的方法) ,并特別推崇魯迅的借典型文學現象展開論述的思路,反對那種巨細無遺、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論述策略。嚴家炎、洪子誠、錢理群等先生對我撰寫的第一卷,有贊賞,也有批評;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行文太緊,即便給專家讀,也都很吃力;“消解大家”,在晚清可以,五四以后不合適;論的成分大,史的性質弱;附錄太小,何妨干脆擴大,變成獨立的作家論[ 6 ]286 - 297。同時期發表的眾多書評,大都就書論書,不若我們內部討論,關注“著述體例”背后各自不同的文學史想象。

有感于此,我根據錄音整理成文,經大家過目,再送出去發表。先是以《小說史體例與小說史研究——〈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討論紀要》的面目,出現在《文學評論家》1990年第4期上;因排印中出現了不少錯誤,雜志社不好意思,又改題《論小說史體例》, 重刊于1991 年1 期。如此難得的“校訂本”,被《新華文摘》1991年第5期轉載,后又收入我的《小說史:理論與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讀過的人較多。很難說誰對誰錯,更像是不同學術思路的展演與交鋒。

香港中文大學的王宏志教授,注意到我們課題組內部學術思路上的差異,日后曾專門撰寫《“注重進程,消解大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重要作家的評價問題》予以辨析。王文認可以“進程”而不是“大家”為主體來撰寫文學史的思路,理由是:“大家”地位的確立,受制于意識形態,配合“國家論述”以及政治教化的需要,很可疑。而“注重進程,消解大家”之所以值得重視,在于“它實際上是指出了一個打破政治論述的可能性:不突出大家,便沒有排座次的煩惱,也沒有樹碑立傳的問題,更不須注視個別作家為黨為國而作的貢獻”;另外,此舉“也提供了打破舊經典的可能性”,“應該可以是文學史論述的一個新的方向”[7 ] 。



為籌備1990年夏天在北大召開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撰寫了長文《小說史研究方法論》,其中論及“小說史體例”部分,先以《小說史體例與小說史研究》為題,刊日本《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動態》4號(1990年10月) ,后收入我的《小說史: 理論與實踐》。文章引章學誠《文史通義》,稱記注之書“體有一定”,撰述之書“例不拘常”。撰史的目標,追求的是“學問”而不是“功力”,前者講究“決斷去取,各自成家”,后者則言必有據,“以博雅為事”。這里主要針對的,是中國學界頗為流行的將“文學史”寫成了“資料長編”。當然,此舉也帶有自我辯解的成分。明眼人很容易看出來,我之立說,受魯迅影響很深。1932年8月15日,魯迅致信臺靜農,稱鄭振鐸的治學“蓋用胡適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為驚人之具”。魯迅譏評《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為“文學史資料長編”,那是被書商廣告誤導;但主張區分“文學史”與“資料長編”,卻是很有見地的。雖然魯迅再三談及,編文學史最好先從史料長編入手, 卻斷然否定此類“長編”即是“史”[8]102、

文中提及自家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稱其基本思路是:“它不以具體的作家作品為中心,也不以借小說構建社會史為目的,而是自始至終圍繞小說形式各個層面(如文體、結構、風格、視角等)的變化來展開論述;同時,力圖抓住影響小說形式演變的主要文學現象(如報刊發行與稿費制度、政權的輿論導向與文學控制、戰爭引起的文人生活方式改變等),在韋勒克所稱的‘文學的內部研究’中引進文化的和歷史的因素,以免重新自我封閉,走到另一個極端。”[6 ]102如此小說史體例,有利于把握和描述小說發展進程,史的線索清晰,整體感強;可也留下了不小的遺憾:強調整體的綜合考察,對具體作家作品的評述自然大為削弱。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小說史都不可能包打天下,所有的小說體例也都不可能盡善盡美。

回到李楊的問題,為何《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1989年就出版了,而第二卷以下則泥牛如海無消息。不是我們偷懶,也不是同事之間鬧矛盾,問題可能出在理論框架及著述體例。或許,正是因為我的“注重進程,消解大家”,害得這套被寄予厚望的大書半途而廢。作為主編,嚴家炎先生給了我充分的寫作自由;可沒想到,第一卷是定調子的,課題組同仁學術思路不太一致,后面幾卷便難以為繼了。

這倒是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什么叫有效的學術合作? 現在學界通行“造大船”,很多人在一起攻關,做大項目,出大成果。以我們的經驗,如果是資料性質的,只要統一體例,通力合作,就能“多快好省”地達成目標。如我們六卷本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便是這樣完成的。至于撰史,除非是一位長輩領著自己的一批學生,否則很難協調。學術個性越強的學者,越不合適此類“大項目”——委曲求全,有違本心;各說各話,又實在“不成體統”。北大學者大都有自己的一套,這是優點;但既要互相尊重,又不做違心之論,這可就難辦了。與其互相妥協,弄成個平淡如水的“大拼盤”,還不如像我們這樣,不湊合,干脆各做各的。

此后十年,關于文學史的著述體例,我曾做過三種不同類型的嘗試。第一個嘗試是,1994年為百卷本《中華文化通志》撰寫《散文小說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此書日后改題《中國散文小說史》,200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單獨刊行。因題目及體例所限,此書只能大刀闊斧,粗線條勾勒,拋棄許多具體史料及作家作品的精細考辨。偶爾也有寫得痛快的時候,但大都如履薄冰,沒太有把握的地方,不敢放開來寫。這才特別懷念梁啟超所說的清初學術之“在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9]127。身處“學術規范”期的我們,即使想跑野馬,也都顯得有點拘泥,無法真的特立獨行,來去自由。

第二個嘗試是,1999 年應報刊之邀,采用“紀事”的體式,來“瀏覽”20世紀中國文學[10 ]。拒絕居高臨下的閱讀姿態以及似是而非的“經驗教訓”,轉而引導讀者回到現場,親手觸摸那段剛剛逝去的歷史。依舊是專家的立場,只不過透過萬花筒,眼前的風景開始晃動起來,在一系列的跳躍、沖撞與融合中實現重構。如此“百年回眸”,少了些嚴謹與渾厚,卻能多幾分從容、灑脫甚至幽默。區區萬把字,并沒想做大,只是小試牛刀而已;寫作中,騰挪趨避,感覺頗為愉悅。

最近十年,從學術史角度,多次涉及魯迅、胡適等人的文學史著述,思路相對來說更加開闊,趣味也多元化了。“魯迅的文學史著述,其優勝處在于史料功底扎實、藝術感覺敏銳,另外就是這對‘世態’與‘人心’的深入理解以及借助這種理解來詮釋文學潮流演進的敘述策略”;“胡適重‘史’輕‘詩’,對小說的藝術表現興趣不大;即便論及,也都不甚精彩。以史家眼光讀‘詩’說‘詩’,有其偏頗,也有其深刻之處。重要的是引進了‘歷史演變’這一觀念,打破了此前詩品、文論、小說評點中常見的隨意鑒賞和直覺評論,找到了理解文類發展和作品形成奧秘的關鍵”(2)。以上的論述,自以為還是站得住腳的。只是此類“學術史論”,居高臨下,不太近人情;對于具體的研究者來說,如何張揚自家個性,似乎更為要緊。

文學史編寫不僅僅是一門技藝,更與學者個人的遭際、心境、情懷等有密切的關聯。換句話說,這個“活兒”,有思想,有抱負,有幽懷,有趣味。因此,得失成敗,沒有一定之規。在近年所撰《小說史學的形成與新變》中,我寫下這么一段感慨遙深的話:

在我看來,兼及“小說”與“歷史”的小說史研究,需要博學通識,需要才情趣味,甚至還需要馳騁想象的愿望與能力——這樣,方才能真正做到“體貼入微”。可是,作為具體的學者,性格才情無法強求,關鍵在于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長處。在這個意義上,即便鄭振鐸真的“往往恃孤本秘笈,為驚人之具”,也無可厚非。反過來,像俞平伯那樣專注于具體的文本,而不太考慮歷史背景等,也是用其所長[11] 。

名物訓詁,資料考辨,確實可以做到“每下一義,泰山不移”; 但宏大的歷史論述,或者幽微的哲理辨析,則只能追求“自圓其說”。在這個意義上,每種學術思路,各有利弊,只要能發揮到極致,就有可能獲得成功。就好像寫文章,能雅能俗都是好事,怕的是雅俗都不到位。承認學問的發展方向與學者的天性密不可分,關鍵是認清自己,盡可能自我完善,而不是聽從某位高明的師長或專家的“指點”。

想得多,做得少,擬想中大展宏圖的“文學史”或“文學紀事”,都沒能真正展開。因此,我讀18卷本《中國文學編年史》,感覺很慚愧。當然,單說這書體積很大,是“皇皇巨著”,這遠遠不夠。因為,誰都知道,“體積大”,那屬于“出版工程”,只要肯投錢,下大功夫,千軍萬馬一起上,準能行。大部頭的書,不見得真有價值。因此,我更看重的是“編年史”背后的學術思路,即:文學史原來可以這么寫。此舉起碼提醒我們關注文學史撰述的多樣性。只要想清楚了,完全可以輕裝上陣,而不必像我們當初那樣左顧右盼,因而舉步維艱。

當初我設想的“三駕馬車”,或者“三位一體”,現在看來還嫌保守。完全可以“千里走單騎”——你專論作家,他注重作品,我則只關注文學思潮,更有單就文體、風格立論的。你十幾萬字,蜻蜓點水,閱盡人間春色;他千百萬字,濃墨重彩,繪制出瑰麗的萬里長江圖。所有這些論述策略,都可行;只要本色當行,就能博得一片掌聲。

說實話,在仔細審讀這套“編年史”之前,就貿然大加稱贊,這太危險了。稍為翻閱這套大書,我反倒有幾點想法,提出來,供參考。

第一,擁有如此豐富、龐雜的文學及文化史料,略加排比,很容易就會有峰回路轉、豁然開朗的感覺。建議編者在此基礎上,縱橫捭闔,由考辨而論述,由集萃性質的“編年史”,進而發展成以“編年”為骨干的“文學史”。這比起從某一理論預設出發,胡亂剪裁歷史,會更有發展前景。當初撰寫《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第一卷時,我就是這么做的——先編“資料集”,再編“小說年表”和“作家小傳”,接下來略做考辨,最后到了撰史,就顯得游刃有余了。而這,其實是在偷魯迅先生的招數。魯迅借助于《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小說舊聞鈔》來考異搜遺,訂偽存真,這才保證了《中國小說史略》的學術性。再往上推,司馬光也是這么做的:先為長編雜陳史料,再作考異說明去取,最后才是正式成史的《資治通鑒》。只考不論,或者只論不考,當然也可以成家;但我更期待集“功力”與“學問”于一身的“著述”。

第二,記得章太炎說過,病實者宜瀉,病虛者當補。做學問的,極少十項全能,或十全十美,多少都有“病”。關鍵在于,知道自家“病”在哪里,及時調養。編資料集,或者做“編年”、“紀事”久了,容易養成“往小處看”、“從細微處入手”的習慣;好處是體貼入微,缺點則是過于拘謹,不敢大膽立論。我們都知道,相對于曾經存在過的“大歷史”,你再詳細梳理,所得者也不過是“九牛一毛”。如何在面對“文明的碎片”時,能夠且敢于馳騁想像,回到虛擬的歷史現場,并作出精彩的闡釋,對于做過“編年史”的人來說,是個極大的挑戰。1900 年的章太炎,正處于學術轉折期,故自稱:“鄙人夙治漢學,頗亦病實。數年來, 以清談玄理滌蕩靈府, 今實邪幸已瀉盡。”[ 12 ]我建議諸位從事《中國文學編年史》的朋友,暫時跳出來,不再糾纏于歷史細節,像太炎先生說的,“以清談玄理滌蕩靈府”,胡思亂想一通,或許能有出人意表的宏論。

第三,隨著大部頭“文學編年史”的出版,還有各種專業數據庫的涌現,研究者很容易在不同的作家、作品、文體、風格之間,建立起原先很可能并不存在的“關聯性”,并由此展開各種論述。我有點擔心,此舉可能導致對于歷史人物或文學作品的“過度闡釋”。我們都知道,古人的生活方式與今人大不相同,尤其在互相溝通(口頭的以及書面的)這方面,遠不及今人便利。當初閉塞環境中各自獨立存在的人事與詩文,一旦平面鋪開,確實會有許多相似性;但這并不等于說他們/她們/它們之間存在著確鑿無疑的“合作”、“共謀”或“互文性”。我的感覺是,過去資料分散,同時代人在日常生活及精神創造方面的“關聯性”,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而現在則相反,查書太容易了,這種“關聯性”又可能被過分渲染。過猶不及,對于人文學者來說,“度”的掌握,是最難的。

(2007年1月24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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