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貴陽郊外的小機場塵土飛揚。“紹公，系好安全帶，咱們得加點油門。”張學良回頭沖著王家烈喊。王抬眼看向機窗外的筑城山脈，低聲回應：“走吧，離開這片是非地。”

那一聲“走吧”，其實是王家烈漫長人生的又一次轉場。此時的他，已經從桐梓山村里的“背鹽老二”變成一省軍政首腦，再跌落成無權的閑人。冷風穿過機艙縫隙，他想起二十年前的自己：肩挑百斤川鹽，腳板磨出老繭，為一點活路到處求人打借條。若不是嗜賭成性的哥哥把鹽貨私賣，他或許至今仍在山道上喘氣。那筆押金成了壓斷背脊的最后一根稻草，欠債、逃亡、入伍，一連串意外將王家烈推向軍旅。

初入黔軍，新兵王家烈，說白了就是“窮小子拿命換軍餉”。可他身高臂長，嗓門大，打仗時又肯動腦子，很快被老鄉周西成看中。黔軍里有句順口溜：“官不出桐梓，酒不出茅臺。”周西成拉起的“桐梓系”把血緣鄉情變成了晉升通道，王家烈借此一路升到團長，還被送進講武學校深造。課堂學兵書，操場練刺殺，他越發覺得自己不再是窮苦背夫，而是握刀執槍的“王紹武”。

轉折來得猛烈。1929年，蔣介石決定換掉對自己陽奉陰違的貴州班底，給了王家烈“討逆指揮官”頭銜，又放手讓他在沅江兩岸抽“特貨保護稅”。槍要錢買，兵要錢養，鴉片稅滾滾而來，王家烈很快兵強馬壯，把老大毛光翔趕下臺，自封“貴州王”。在貴陽郊外，他修建虎峰別墅，洋磚青瓦，花窗回廊，把軍閥的張揚寫在屋檐上。

然而向上攀得快，向下摔得也疼。1935年，蔣介石要貴州軍閥們作“二選一”——要官位還是要兵權。王家烈挑了25軍軍長，以為還能保住最后的底牌。結果軍餉一拖欠，部下嘩然，蔣介石順水推舟，將軍權一并收走。無權無勢，他只得登上張學良的“小漢卿號”離開貴陽，飛機在云層里顛簸，他心里頭卻打起了鼓：下一站，該往哪兒落腳？

后來他待過武漢，住過西安，也回過遵義老家。1949年春天，天下大局已定，他被推上貴州綏靖公署副主任的位置，卻發現手里連一個排都調不動。聰明如他，這回沒再糾結，干脆拉著一家老小回桐梓種花養雞。12歲的兒子王守謙記得，那天父親包了兩輛破舊商車，掛塊“綏署”鐵牌，沿途塵土飛起，家人卻一言不發。

解放軍進駐遵義后，組織讓王家烈到重慶參加學習，又安排他當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隨后調任貴州省政協副主席。表面風平浪靜，暗潮卻在土改中涌動。王家在遵義和貴陽郊外的田地不算少，每年收些新米當口糧，賬面一算，地主成分跑不掉。必須償還“剝削債”，可錢從哪來？王家烈摸著口袋苦笑：昔日鴉片課稅早已打水漂。

這時城鄉聯絡處的人找上門：“王委員，有個法子，賣虎峰別墅。”那棟四層大樓此刻由交通部門辦公，王家人反而住在旁邊舊四合院。高挑穹頂、寬闊大廳，對普通居家來說確實不實用。王家烈沉默片刻，揮手道：“賣。”成交價“二億七”法幣，折算成當時銀元勉勉強強填上債務缺口，虎峰別墅自此易主交通廳。老貴陽人后來聊起這樁買賣，總愛嘆一句：“軍閥的殼子，終歸落到公家。”

賣房之后，王家生活并未潦倒。四合院里花木蔥蘢，院墻外是新建的公路。60年代初，已退休的王家烈常拄拐出門，鄰居見了喊“王公公，喝碗茶”，他豪爽地點頭。年輕人來家做客，他大嗓門吩咐：“茅臺開一瓶，別省。”有人問他往事，他擺擺手：“過去的事，翻篇啦。”

與外界的熱鬧相比，屋內更靜。書桌上攤著《列寧全集》，旁邊卻疊著《左文襄公全集》。他自己打趣：“半截子軍人，半截子讀書人。”偶爾提筆寫字，墨跡遒勁，地方志館拿去翻印補史料，無不稱奇。記憶力驚人，桐梓系哪年在哪座山打過伏擊，他能說出具體坡名和暗號，好幾位年輕學者直呼“活地圖”。

1966年夏，73歲的王家烈中風，左側失去知覺。小兒子王守謙背著185斤的父親從醫院到家，汗濕背心。王家烈清醒時囑咐：“我沒給國家添過力，死后別占公地，火葬。”同年8月11日凌晨，病榻旁燈盞未滅，他平靜閉眼。遵義、貴陽兩地舊部聞訊自發送行，沒有槍聲，也沒有禮炮，只有幾束白菊和一張火化證明。

虎峰別墅如今仍立在貴陽市區，外墻曾翻修幾次，紅磚被重新粉刷，門楣上依稀可辨當年雕花。偶有游客好奇：“這房子當年值多少錢？”導游笑答：“二億七，聽著嚇人，其實還不如今天一套小戶型。”數字冷冰冰，背后卻是一個軍閥跌宕起伏的人生。至于“貴州王”頭銜，隨著別墅易主、故人散去，早已成了老貴陽茶桌上的舊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