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于《社會科學輯刊》2025年第3期，第164-1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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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近代史研究]

［作者簡介］王先明，南開大學杰出教授，歷史學院博士生導師，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教材委員會專家委員，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180余篇；出版學術著作多部，代表作有《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近代新學：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嬗變與重構》《中國鄉村建設思想百年史》《20世紀的中國鄉村》《鄉路漫漫：20世紀之中國鄉村（1901~1949）》《走向社會的歷史學——社會史理論問題研究》《末世：清王朝的最后十年》等。

［摘　要］20世紀的“新史學”是伴隨時代革命而興的一個學術朝向。自20世紀初梁啟超揭橥新史學旗幟始，直至20世紀30年代之后新史學建構才基本完成。在以通史和專門史所構成的新史學學科的基本格局中，能夠貫穿始終并持久地構成其主體性內容者，則又非社會史莫屬。在新史學建構的百年行程中，不同話語體系的碰撞、交鋒和交錯遞進，為現代學術史描繪出一幅多彩多姿的畫卷。學術研究取徑上不同的話語體系，在相互碰撞和交鋒中形成了相互攝取、相互融含和共進的景象。近代民族主義為20世紀中國的“新史學”披染了濃重的時代特色，這也是其與舊史學——皇族或王朝史學的根本性分野之所在。

［關鍵詞］新史學；社會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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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世紀中國新史學的形成、演進及其時代特征——立足于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的思考》

“二十世紀，是一個充滿動蕩和劇變的不平凡的世紀。”“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世紀在變化的規模和深度上能同二十世紀相比。”歷史的世紀性變革竟然與歷史學的時代性變革同頻共振，中國新史學幾乎踏著20世紀的腳步揭開了完全屬于自己新時代的篇章。

梁啟超《新史學》的發表“標志著中國史學完全結束了‘治亂’史觀支配的時代，特別是中國史學從此變成了‘世界史’敘述框架和一個組成部分”。令人驚嘆的是，經歷百年巨變后的新史學，雖然有不同學科體系互爭長短、不同學術體系競比高下、不同話語體系交相嬗替的動態演進，但新史學的整體特質和基本進路卻脈系相通一至于今。“無論其后出現了多少名目繁多的史學流派”，“其基本的認知出發點均未完全偏離《新史學》所鋪設的‘進化史觀’的軌道”。尤其在中國通史的撰寫框架和基本取向上，“從梁啟超《新史學》和《中國史緒論》開始，中國通史寫作……總體變化似乎并不大”。如何清晰而透徹地梳理百年中國新史學的歷程，并在學理上思考新時代中國史學的體系建構，應該是學術界時不我待的責任。

一、新史學興起、建構及其轉型

“這一百年之中，我們各部門的文化，也有比較進步迅速的，史學便是其中的一門，而且是其中最有成績的一門。”梁啟超《新史學》的發表雖然是“這一新覺悟的最佳標志”，卻也僅具濫觴之始，在相當長時期內“新史學”多以旨趣、體例和要義立言，通過顛覆舊史學轉變了史學發展的朝向，而于“新史學”之學術創建和學科建構則用力不多，創獲有限。所以顧頡剛認為，“中國史學進步最迅速的時期，是‘五四’運動以后到抗戰前的二十年中。這短短的一個時期，使中國的史學，由破壞的進步進展到建設的進步，由籠統的研究進展到分門的精密的研究，新面目層出不窮，或由專門而發展到通俗，或由普通而發展到專門；其門類之多，人材之眾，都超出于其他各種學術之上”。按顧之所論，中國新史學的真正形成當在此一時期。循此軌跡梳理史實，新史學的演進脈絡則大體可見。

其一，作為近代學科意義上的新史學，是在新學教育制度建構中逐步形成并發展起來的。20世紀之初，新史學的先輩梁啟超、夏曾佑以及劉師培、陳黼宸等都是在新學與舊學的論爭中開辟新徑的先覺者，共同趨向于以“民史”替代“君史”的新史學變革。梁啟超生平撰述“起碼有半數以上可歸入史部，在各式傳記和學術思想史外，則以史學理論和方法為大宗”。夏曾佑撰寫的《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后以《中國古代史》書名出版）昭示著新史學的進向，被稱為“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無論是梁啟超還是夏曾佑，他們“但開風氣”的新史學論著雖具引領時代的意義，誠如許冠三評斷“皆是為后學立榜樣指門徑的典范之作”，但未有建制意義上的學科建設之功效——這取決于學制的根本性變革。“這一學科轉化歷程，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簡單。”

新史學的學科建設依賴新學教育制度的建設和發展。“中國教育的現代化及系統化，始于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有孫家鼐、丁韙良等人主持之京師大學堂及全國各省新式學堂之系統成立計劃。”但新學制的創建中經變局，無疾而終；迄于1905年末學部成立，新學教育制度方始落定。其后政局變遷，權力更迭，惟新學教育時代之潮大勢既成，無從顛覆而樹立不易。基于此制度根基，新史學于中落地生根，終獲分科生長之初萌。依學部規則，當時大學分科門類表規定：其文學科目七，一曰經學，二曰史學，三曰理學，四曰諸子學，五曰掌故學，六曰詞章學，七曰外國語言文字學。而在預科，各科亦均列中國史學為通識教育。顯然，新學教育取代舊學教育的制度變革成為中國史學從傳統四部之學到近代分科之學的制度性基石；尤其是“新史學”建構中的通史一門得以落胎結蒂。盡管清末民初新學教育制度中史學學科發展不盡如人意，其亦舊亦新或新舊拼接的樣態令人詬病，一如梁啟超所指責：“然現行之教科書及教授法，實不能與教育目的相應。”但這種勢所必至的趨向，畢竟將新史學根植于制度建設的學科化進程之中——無論這一歷史進程如何曲折和艱難，史學學科的根本性改造和建設已經是時趨勢至的必然。1922年，梁啟超提出《中學國史教本改造案并目錄》，強調其要點有二：第一，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第二，以縱斷史代橫斷史。這意味著新史學在學科建設層面上目標的實現：社會經濟與文化兩部，“實則此為歷史之主要部分，且不容以時代割裂”。

20世紀30年代后大學之文學院多設立歷史學系，“除中西兩通史兩近世史是每年必開外，其他每年各先生所開的課也略有不同，統計約有幾十種，中國斷代史方面有商周史、春秋戰國史、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遼金史、明史及清史等”。大學中所設立的史學研究院的研究科目分為中史、西史；中史則分為通史、斷代史、專史等。整體而言，其史學學科建設規制和規模與今之大學歷史學科設置已無實質上的判別——這當然成為新史學學科建設的重要標志之一。

對應于新史學學科成長和發展的是相對穩定成型的通史類歷史教科書及其體系內容的建構。撰寫“通史”或“全史”以為國民教育提供具有時代價值的史學讀本，是梁啟超等倡導的“新史學”重要內容之一。這一學術訴求成為新史學先賢們共同的目標。章太炎于1902年致函梁啟超，表示“欲根據新歷史觀，撰著一部《中國通史》”；“竊以今日作史，若專為一代，非獨難發新理，而事實亦無由詳細調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貶人物、臚敘事狀為貴，所重專在典志，則心理、社會、宗教諸學，一切可以熔鑄入之”；“然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于典志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亦必于紀傳見之。四千年中帝王數百，師相數千，即取其彰彰在人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數。通史自有體裁，豈容為人人開明履歷。故于君相文儒之屬，悉為代表，其紀傳則但限利害關系有影響于今日社會者謂撰數篇。猶有歷代社會各項要件，苦難貫穿，則取其中紀事本末例為之作記”，其要在于體現“社會興廢，國力強弱”。劉師培也認為中國舊史學無所發明，歸根結底是由于中國舊史家不明社會學之故，故而提出撰寫《中國歷史教科書》，以社會學理論來建構中國歷史進程。相繼而起致力于新史學教科書者有夏曾佑、曾鯤化、習屠寄等人。雖然以“通史”建構新史學的努力始于20世紀之初，但大多限于通史體例和設想層面，間有上述可數的幾部教科書問世，也不過淺嘗輒止，“始終未能履踐心志”。直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編著中國通史教材已蔚然成風。據不完全統計，截止蔭麟《中國史綱》出版時，至少已不下三四十種”。錢穆堅持“新史學建設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撰述一部理想的中國通史，而其根本就在于一種‘綜合貫通’或‘博古通今’的‘通識’歷史觀”。基于此，錢穆將張蔭麟定位于新史學開創者之一，“然則中國新史學之大業，殆將于張君之身完成之，豈期天不假年，溘然長逝”。

雖然顧頡剛等人對于“通史”頗多微詞，但作為新史學的重要一脈，通史教材的規模及其風向，一定意義上標志著新史學學科構建的成效；其意義一如錢穆《國史大綱》所言：“有開必先，若使此書得為將來新國史之馬前一卒，擁篲而前驅，其為榮又何如耶！”而梁啟超則明確其《中國歷史研究法》（南開大學任教之作）實“創造一新史”之作。

其二，中央研究院及其史學研究機構的建立，是中國新史學學科體系轉型基本完成的標志。國家建設，首重學術。隨著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及各項建設事業的逐次展開，從1924年提出構想，至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宣告了現代性國家學術研究機構的問世。復以歷史語言研究之重要，設置歷史語言研究所于廣州（旋遷北平）；順次而立的是史學研究會（1929年）和史學研究所（1936年）；新史學的學科建設由此納入國家規劃層級。尤其是傅斯年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以新的方法和理念展開中國古史研究，與此時已經“是在史學上稱王”的顧頡剛相互競進，很快融入國際史學界，被美國學界視為中國新史學的代表。這意味著其學術聲望的國際認同，也體現著新史學學科建構的歷史成就。杜維運曾評贊史語所的歷史地位：

自晚清迄今百年間的新史學，其創獲輝煌成績者，不是梁啟超、何炳松所倡導的新史學，而是傅孟真先生所實際領導的新史學。找出一個新方向，領導一個學術群體，共同從事史學研究，歷久而不衰，在中國歷史上，甚少前例。有之，則自孟真先生領導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始。這是中國史學史上的新猷，甚值珍視。

無疑，在中國史學的現代轉型中，中央研究院及其歷史研究機構的建立是一個重要節點。其中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作為“他的就職宣言，也是他的治所大綱”，規范并引領了國家層面新史學發展的基本朝向，“為近五十年中國文化史研究的兩大重要文獻，亦為奠定中國現代歷史學之兩大柱石”之一。在現代學術制度、學術規范和發展方向上，“在中國歷史學研究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是一塊高聳的里程碑”。

其三，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史論戰，展現了新史學蔚為大觀的基本樣態。在中國歷史上以歷史學為主題的如此廣泛而深刻的學術論戰，的確史所罕見，某種意義上它是20世紀以來中國新史學發展演進的必然成果。“中國社會史論戰中一個突出的現象是，雖然參與論戰的各方人士政治立場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大都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為理論依據，其背景即馬克思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流行。”當然，論戰各方所持的政治立場、學術見解等存在巨大差異，所爭論的各種問題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見。但這場史學論戰規模聲勢之大，學術影響之深，見證并詮釋著新史學的歷史進程。何干之在《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中明確指出：“中國新史學是一門很‘年青’的‘學問’，還不夠十年的壽命。我們的中國社會，還在未發掘的古墓里，還在未讀破的古籍中。這十年的光景中，我們的先驅者，給與我們的，僅僅是一個粗大的輪廓，甚至可說只是一個暗示。”正是經此社會史論戰，何干之深有感悟，認為新史學未來之路尤長，未竟之業至重，未解之惑甚多，亟待后學“趕緊攝取現代史學的知識”奮起接力而行。

楊振紅認為，社會史論戰“極大地推動了歷史學者對社會現實的關心。社會史論戰讓歷史學者強烈地感受到歷史學并非單純的書齋里的學問，而是與國家、民族、人民命運息息相關，并加深了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這一特征事實上也構成新史學家的基本特征之一，如錢穆所論：

今日所需之新史學家，其人必具下開諸條件。一者其人于世事現實有極懇切之關懷者。繼則其人又能明于察往，勇于迎來，不拘拘于世事現實者。三則其人必于天界物界人界諸凡世間諸事相各科學知識有相當曉瞭者。四則其人必具哲學頭腦，能融會貫通而抽得時空諸事態相互間之經緯條理者。

據此可知，自20世紀初年梁啟超揭橥新史學旗幟始，投身其間并矢志以求者雖多，卻大都局限于宏旨、體例和取向之論，真正的學科體系和學術內容建設未見彰顯。直至20世紀30年代之后，以上三端具有學科顯示度事件的相繼出現，才真正標志著新史學轉型之完成。由此，由新觀點而新材料，而新工具（新方法），“三者互為輔助，互為利用，遂使吾國之新史學走入一新階段。新通史之謀建立也，專史與專題論文之著錄也，譯述工作之進步也，在在均有新進展，而使吾國史學界呈一新局面”。正是從梁啟超始，前后相繼者劉師培、陳垣、呂思勉，直至陳寅恪、郭沫若、顧頡剛、錢穆、傅斯年等，“憑藉著這一群‘跨世紀人才’的卓越建樹”，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新史學已然成形，可與新文學的聲勢相頡頏”。

二、從“民史”到社會史

20世紀以來經歷三四十年的創建和開掘，新史學整體面貌得以成型。以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概括所言：“后期的史學的面目，是頗為新穎的。”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進步，他歸納為“幾個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的輸入；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觀的輸入；第三是新史料的發現；第四是歐美日本漢學研究的進步；第五是新文學運動的興起。他所指陳的后期史學是民國史學，以此與前期即晚清史學相對而言。這也正是上文所述“新史學”轉型完成的時段。顧頡剛認為，中國新史學成就值得贊許，其在“門類之多、人材之眾”方面，“都超出于其他各種學術之上”。值得關注的是，以考證史料見長的顧頡剛在總結史學成就時雖然“把新史學的成功，主要歸之于新史料的開發”，卻在史學的新觀念認知上突出了“社會史研究”，如其所列“近世前后兩期史學的關系表”所示（見表1）。

在顧頡剛看來，社會史研究不僅是在新史料、新方向與新觀點基礎上形成的新史學內容之一，而且其學術脈線貫穿前期與后期史學發展進程之中。

與顧頡剛立場基本一致，金毓黼認為近代史學趨勢約為二端：其一是新史料之發現，其二是新史學之建設及新史之編纂。他強調的是：“所謂新史學及新通史，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舊史之謂也。”然其最終于新史學內容仍落腳于“蓋新史之對象，為社會之全部，而非為特殊階級之局部，能就社會史料而加以研究整理，則通史之骨干立矣”。

事實上，如果對20世紀30年代之中國歷史學研究進行綜述性梳理，則可概見其新史學研究的基本取向及其學科內在構成。據1936年10月20日上海大學史地社會學研究室主編之《史地社會論文摘要月刊》（第3卷1期至9期）選目，我們分類整理如下（見表2）。

由表2中各類篇目可知，無論在史觀或史學理論，還是在專門史研究方面，社會史選題取向都占最大比例，它實際上構成了新史學建構的主干內容。這一情勢與今天的歷史研究取向似乎亦相差不遠。這一景況表明，百年歷史長程中新史學的主體內容始終側重于社會史一端。

“以民統代君統，為生人不為死人”，這構成20世紀以后新史學建構的核心理念。梁啟超把“新史學”定位于一種國民資治通鑒或更廣闊意義上的人類資治通鑒；而新史學的讀者則是普通民眾，類如夏曾佑所言：“文簡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會之需乎。”這是新舊史學的根本區別之所在。“民史觀”的提出即構成“新史學”的基本內核，這其實也就奠基了其主體內容的“社會”根基。

在批判舊史學的前提下著力于“新史學”的建構，梁啟超強調“新史學”當是適應“新國民”現實要求而發生的“致用”之學，故其目的不為權勢階級而作，而為“社會一般人而作”。在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影響下，梁啟超“新史學”重心立于社會之一端：“社會之變遷日繁，其新現象、新名詞必日出，或從積累而得，或從交換而來。”不僅如此，即使以聚焦于人物的史學研究，亦當以社會為根基，所謂真正的“歷史人物”，即為世人所譽、所毀、所膜拜、所蹴踏者，因其“或順勢而為社會導，或逆勢而與社會戰”，否則就史學而言，則“非人物也”。基于此，對于“正史”即“專以人為主的歷史”，梁啟超認為“用最新的史學眼光去觀察他，自然缺點甚多”。“新史學”研究歷史人物，必當“大事看環境，社會、風俗，時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地方，嗜好”，在這里，人與社會渾然無分。

一方面，他將新史學之內容側重于“社會生活之演進”，務求變革舊史學“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之弊；另一方面，他突出治史理念應在“眼光向下”的史料選取上，認為“新史學”必須從轉變史料搜集之方向著手，在尋常百姓家故紙堆中往往可以得極珍貴之史料。對于“新史學”中的“社會史”內容而言，這些一向不為關注的“民間文獻資料”，才具有“舍此而外，胡可得也”的價值。更值得關注的是，在清末西學大規模輸入的進程中，梁啟超“新史學”的建構更多地吸收了西方現代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其中社會學的影響也十分突出。同樣，章太炎也主張在通史編纂中引入社會學理論，他說：“西方言社會學者，有靜社會學、動社會學二種。靜以臧往，動以知來。通史亦然……蓋史職所重，不在褒譏，茍以知來為職志，則如是足也。”

就“社會”概念而言，晚清之際也不時出現在各種文獻中，如《論社會》一文所述：“野蠻之地無社會者焉，乃文明漸開，微露萌蘗，久之遂成一社會。然則所謂有社會，蓋以漸積極成者也。抑社會二字，本非我國古來慣用之熟語，而社會之實形，自古已有。”然受清末知識轉型的制約和影響，當時的“社會”一詞尚未以成熟穩定的概念或范疇進入人們的視野。一方面它只是在與“朝廷”對應意義上的存在體的泛泛指稱，如“而以社會之變化比政局變化之快疾，則有霄壤之別”。另一方面它又常以較為模糊和含糊的“群”來表達由人結成的共同體，如“夫所貴乎史者，貴其能敘一群人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后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事實上，將這一概念引入史學研究領域，并賦予其特定學術價值者，梁啟超實有開新之功。“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及至20世紀20年代后，當“社會”取代了“群”的概念時，梁啟超明確無誤地突出了“社會史”內容在“新史學”中的地位。他強調“新史學”的研究內容為“人類社會之賡續活動”，而不能簡單地稱之為“人”的活動：

不曰“人”之活動，而曰“人類社會”之活動者，一個人或一般人之食息、生殖、爭斗、憶念、談話等等不得謂非活動也，然未必皆為史跡。史跡也者，無論為一個人獨力所造，或一般人協力所造，要之必以社會為范圍，必其活動力之運用貫注能影響于全社會，最少亦及于社會之一部，然后足以當史之成分。質言之，則史也者，人類全體或其大多數之共業所構成，故其性質非單獨的而社會的也。

史學內容的“社會”定位，成為梁啟超“新史學”的著眼點之一，此正為其“社會史”理念的彰顯。

不唯如此，梁啟超史學研究之“社會”取向浸浸乎及于后人，遂成為時代之朝向。“迨清季怵于外患，知舊學之不盡適用，學者轉而騖新，民國以還尤甚。蓋以舊者不足道，而新者為足以應變。”在史學發展之大趨勢上，正如金毓黻所言：“何謂新史學之建設與新史之編纂也，倡言新史學之建設，始于梁啟超，而何炳松尤屢言之而不厭。”其學術精義既有史學理念之基石，也有方法論之導引，即“一面將其舊領域劃歸專門各科學，使其日為發展，一面則以總神經系自居，凡各活動之相，悉攝取而論列之，乃至前此未入版圖之事項，亦吞納之而無所讓，此又新史之條件應重新規定之范圍者也”。及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以及社會史已經成為新史學中慣常的范疇之一（盡管其義仍有歧見），尤其這一概念中具體指稱的“社會之組織”很快為學界認同，構成了后來中國社會史研究的重要題材之一。

“所謂社會，小而言之，就是所處環境中的一個區域。推廣開來，就是一個國家的范圍，再推廣開來，就是整個世界也是一個大的社會。而人類對于社會的關系，小而言之，就是一人的家庭或家族直接發生的關系，擴大開來，和自己鄉里的關系或整個民族的關系，再擴大開來，就是和全世界整個人類所發生的關系。”社會史從研究理念發展成為世人矚目的學術領域或學科方向，固然有其自身階段性發展進程和特征，而實際上它又構成整個“新史學”歷史演進的主體內容。“歷史有兩種，一種是自然史，就是不受人類意志之支配的自然事實或結果底歷史，如金屬、植物、動物、地帶等類歷史。一種是社會史，就是人類在社會里面的自發行動底歷史。”

20世紀之初伴隨著“史界革命”潮流的涌起，社會史理念已經蘊含在“新史學”孕育之中，是故何炳松以撰《通史新義》上編專論社會史料研究法，下編專論社會史研究法，“凡社會通史之著作，及與他種歷史之關系，皆加以說明”。其后，隨著“新史學”的問題意識的發展和學科體系的建設，“社會史”竟一時聚焦為社會熱點，引發出20世紀30年代的思想與學術性論戰。與問題意識的變化相聯系的是解釋模式的相應變化；然而，其中“不變”的理論成果及其對后世史學研究的持久影響，尤其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和提煉。

從學科內在結構的簡略分類而言，新史學通常分為通史與專史。“以通史言，為便于論次，或分三期：曰上古，曰中古，曰近世”，“以專史言，或損截通史為數段，曰遠古史，曰商周史，曰秦漢史……曰近代史，亦概稱為斷代史；或縱剖通史為數部，曰政治史，曰社會史，曰經濟史，曰學術思想史，亦概稱為專門史”。要而言之，以通史和專史（包括政治史、文化史、經濟史和社會史）所構成的新史學學科內容的基本格局，早在20世紀30年代已然成型；而能夠貫穿始終，并持久地構成其主體內容者，則又非社會史莫屬。

三、新史學的學術體系與特征

從學術演進軌跡上看，近代以來人才蜂擁而起，明顯有過兩個突出的高峰時期：一是晚清咸同年間，二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故此，王家范強調新史學恰恰形成于二三十年代之際，“具現代意義的各種學科相繼濫觴，‘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一代溝通中西的學科權威名家大抵成形于這一時期”。新史學是20世紀以來不斷建構、不斷完善的新時代史學發展的基本朝向。“任公以后，幾乎所有的新史學流派皆為它的興起奠過基石。”以學術門類或學術取徑的不同面相來看，新史學百年行程中云蒸霞蔚，氣象萬千；流派紛呈中卻終究以新面相的通史、斷代史和專門史的學術體系建構而成型。

張蔭麟被認為是新通史學術體系的奠基者。以考據起家的張蔭麟卻將厚實的舊學積累轉化為“勇開風氣敢為先”的資質，創構《中國史綱》以為新史學的立基之功。雖然《中國史綱》只寫到東漢建立為止，但其歷史通感卻爝火爍爍，“社會的變遷，思想的貢獻，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顧并詳”，形成了對于歷史全局因果的理解。其后，通史性學術體系建構交相迭起，“因以改造舊史，別創新史……而為吾國史界別辟一新紀元也”。此后別有創獲的《呂著中國通史》，著眼處則為社會的演化，在制度的考訂梳理方面最具優勢。及至錢穆以《國史大綱》異峰突起，成為“將中國寫歷史的傳統前接后續帶到現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師”。

許冠三將錢穆排拒于新史學之外，以其“史學為傳統或守舊性質”，實為“舊學之守靈人”。此偏頗之見學界多有評斷：

錢穆之所以在《新史學九十年》中缺席，主要是由于許冠三執中國新史學“雙軌”之一端以拒其另一端，即以“科學實證”拒斥“文化闡釋”的結果。這顯露出許冠三的“新史學觀”是褊狹的。

王家范也堅定地認為，20世紀以來，“一種比較特殊的治史路線，以錢穆、陳寅恪最具影響”。他們的研究，一方面也接受了來自西學的影響，實證的、邏輯的論述方法以及人文觀念的關照，都有許多與古賢迥異的新識見，另一方面卻極端反感對本國歷史文化的虛無主義態度和淺薄狂妄的進化觀……力持對本國已往的歷史必須有“溫情與敬意”。

因此，與其妄斷錢穆為“文化亡靈守護人”，毋寧說其是在傳承中創新的新史學的另一取向。而錢穆本人則率直地稱自己所為乃致力于“新史學”之建構，其立意和主旨誠如在《國史大綱》中所言：

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將為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此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兩條件：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二者應能于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復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于國人之前，使曉然了解于我先民對于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而油然興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

錢穆認為，歷史知識與歷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活動，是為歷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于今者，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材料經歷史延續而累積愈多，“知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知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據此可知，錢穆之新史學的理念昭然不惑，且其并不拘限于門派之別，而力主融考訂、記誦與革新之所長，在此基礎上建構具有新時代特色之通史，從而達至新史學建設之目標。“著眼于中國本土的獨特文化并以此來闡釋本國歷史，以求中國歷史文化之獨特價值與意義的史學，較中國古代以文獻校勘和辨偽考異為基礎、以實錄直書為特征的傳統記述史學，已是不可同日而語。這樣的史學，無論是就治史理念還是就治史旨趣而言，無疑都算得上是新史學。”

雖然在新史學的行程中，因學緣、學識、知識結構和研究取向不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流派，即如錢穆所區分的“記誦派”“考訂派”“革新派”等，但門戶不同的史學取向仍脫不出新史學的時代特質及其基本歸屬；甚至不同門戶之史學取向在發展演進中也存在相互汲取、融合與交錯的影響。錢穆《國史大綱》之編撰已刻意提出：“此種通史，無疑的將以記誦、考訂派之工夫，而達宣傳革新派之目的。”

固然這些“通史”著述難以達到理想地步，依顧頡剛的眼光看，“多屬千篇一律，彼此抄襲”，但它們的創獲為新史學的學科建設夯下了基石。通史之要義，“在于鉤稽人類之陳跡，以發見其進化之次第，務令首尾相貫，因果畢呈。晚近歷史之得漸成科學者，其道由此”。它們在不同的研究取徑中呈現出共同的時代趨向：以進化史觀為基本立意，以歷史分期來統合史實，以社會（或文化）變遷為敘事主線，以制度更替為框架結構。這一相對模式化的學術體系的形成進一步表明：新史學既表征為它是一個新時代的史學，同時也昭示出它是諸多史學支流共生共匯而成時流的一個學術潮向。

通史之外，文化史、社會史和經濟史等專史學術體系的形成和建構，一定意義上奠基了新史學的學術體系。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際，隨著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的廣泛引介，尤其是“社會學的研究進步，也使歷史學家隨著深切地了解‘社會’這個建設，對于人們的活動有一種超個人的力量”。這為歷史學家認知“新增加了‘社會性’與‘社會力’的解釋。有了這種解釋——社會邏輯的解釋——不但使歷史學家注意到社會的各種特殊狀態，而且使我們深深覺得許多歷史人物和事件的產生都應該是邏輯的，而沒有了神奇之點”。這導致歷史研究學術體系的時代性變化。在新史學學科發展進程中，社會史一時聚為焦點，正是這一歷史性變化的體現。“蓄積20余年之后，中國史學界發生了兩件大事，極大地推動了新史學的發展，奠定了此后中國歷史學發展的基礎和方向。這兩件大事便是‘古史辨派’的興起和‘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展開。”

社會史學術研究中很多具體問題并沒有獲得認同，但其在學理建構和理論、方法的取向上體現著相對的趨同性。呂振羽在其《中國原始社會史》中說：“郭沫若先生說得好：‘中國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所以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當然也不能在這個共同的法則之外，另有一個途徑。”“因而史的唯物論，不啻是我們解剖人類社會的唯一武器，是唯一正確的歷史學方法論。”“我們握住這副工具來解剖中國社會發展的全過程，一切問題都不難迎刃而解。”那么，除上述唯物史觀的流行外，熱烈非凡的社會史研究中心論題是什么？何干之在《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中闡釋得十分明確：“本書可以說是《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的續編。‘前編’已經指出了現代中國社會是什么，我們應該怎樣做。‘后編’再指出過去中國社會是什么，以加強我們對于怎樣做的決心。”而且這是一個多年來“出現于思想界的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常常刺激著人們的視聽”。在這一論題之下形成的社會史，是一個“上下古今無所不包的社會史問題”，甚至是超越國界的學術熱題，“翻來覆去，不出乎三點：（一）亞細亞生產方式是什么？中國曾否出現過這樣的時代？（二）中國有沒有奴隸社會，中國奴隸社會與希臘、羅馬社會是否完全相同？（三）中國封建社會有什么特性，封建社會的發生及其沒落是怎樣？”何干之認為，“各方爭論概不出乎這三點”。

以《新生命》《讀書雜志》和《食貨》雜志交替為中心的社會史論戰的演進大致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所論爭的重點略有不同。概而觀之，第一階段所論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問題：（1）社會史的含義以及社會史理論方法；（2）中國社會形態的歷史演進及其分期問題；（3）中國社會結構問題。其后，隨著論戰各方理論困境的僵滯，所謂“關于中國社會本質的論爭，目前固尚難告一段落，即在將來，也不曉得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宣告結束”。從而，人們關注的熱點趨向于對社會經濟史的精細研究。社會史研究取向也于1934年之后以《食貨》的創辦為標志發生了新的變化，即社會史論爭焦點從社會結構、社會形態的歷史向社會生活與經濟層面的歷史擴展。學者們由論戰前期的泛泛而談轉向與史料結合的細致分析，由此前的宏闊敘事、理論鋪陳、長時段縱論、公式主義走向了微觀研究、就事論事、斷代發掘、材料為本。

從《新生命》《讀書雜志》到《食貨》，社會史廣泛而熱烈的論爭顯示其學科體系建構的一般特征。兩個階段討論的側重點雖有變化，從整個社會發展的歷史、社會形態史研究進而關注到社會經濟史與社會生活史的挖掘，學術研究的指向性表明，學者們在社會史研究人類社會發展進程、探究當前社會形態這個宗旨上基本達成了一致；而且都以社會經濟形態作為分析問題的切入點。在這樣的雄心與視角下，研究者們運用概括法、抽象法、統計法、回溯法等方法展開了對諸如社會生活、社會構成、社會職能、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分析。這種將社會形態與具體歷史現象進行融合，以及由大到小、以小見大的社會史研究思路的轉向，奠定了社會史研究扎實的根基，并在現代學科的構造中為中國社會史研究存留了豐厚的學術思想資源。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特征是，社會史研究一開始就與現實問題密切相關，有著與生俱來的現實關懷。社會史論戰的引發者陶希圣認為：“中國國民革命，引起了中國許多的青年，注意到中國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因為注意到這些問題，所以要求得解決這些問題的答案。”因為“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與社會史的研究”事實上是無可分離的，“解剖中國社會，為的是求解中國革命之迷”。不同社會史的見解，對應著革命性質之不同：“中國是封建的社會，所以中國革命，必須打破封建制度。中國是資本主義發達的社會，急待解決的是關稅自主問題……”政治與社會的關聯，革命與社會的關系，因革命失敗而探究社會之本，因政治困境而揭秘社會之因，由社會史研究而深究政治之謎……社會史興起之始就蘊含著深層意義上的政治訴求。這與后來的刻意排斥政治內容的社會史的立足點全然不同。社會史論爭問題各有側重，然其大要仍在于社會性質；而其現實的致用性價值則落腳于政治（或革命）。社會史研究恰恰體現著新史學“致用”的時代價值。

與社會史學科取向截然不同的是新史學中的另一流派。“作為中國現代學術的主要建構者之一，傅斯年創建的史語所被認為是當時現代歷史學的代表。”他所領導的研究機構或群體，以及“他們開展的研究項目，其中許多揭開了中國歷史研究的新篇章”。以傅斯年一再強調的“史學就是史料學”的論斷，學界將其定位于“史料學派”。一方面，重建中國古史的作用與意義獲得國際學術界的贊許，引動或拓展了相關史學新領域：甲骨學、金文學以及檔案資料的收集與研究；另一方面，“是使中國的歷史學專業化，成為一個學科門類”。因為他竭盡全力“奠定了一個制度化的基礎，對中國歷史學的型塑產生了影響”。因此，“說現代中國有一場‘史學革命’，那么，它開始于顧頡剛（1893—1980），完成于傅斯年”，此雖不免過譽之辭，卻也諒非虛言。

當然，在新史學興起和發展的歷程中，直接受西方社會科學促動而創建的社會史或文化史只是其中的一脈——盡管是極其重要的一支——就其理論與方法及至研究取向而言，難免被指斥為“挾洋權威以自重，販洋理論以自蔽”，畢竟它們與中國舊學（舊史）沒有實質性的根系關聯。而包括疑古史學或考證史學的史料學派則不同，它們根源于傳統舊學之考據學，原本“為其治史之方法也”；在舊學遭逢時勢之變的時代，這一學統另辟新機，由此而“隨之變遷，本為自然之趨勢”。正是在舊學與新學激烈交鋒的近代，這一學術脈系將舊史學之深厚涵養與新史學之科學取向相融通，完成了傳承中的時代創新。“放棄皇家譜錄之著述，而為人類全體社會活動之描繪，廢棄個人英雄中心之史論，而從事于群眾心理、群眾動態之記述。垂訓史觀之漸消沉，代以新興之科學歷史觀點。”

即使堅持“史料至上”的立場，實際上其學術建構或發展也與時代大勢及其史觀的根本性變革密切相關。正是史觀或史識之變，導致史料內容及其范圍的擴展和衍變。“關于史料之搜集與整理，又不止有文字者為然，其無文字之史料，亦與有文字者有同等之價值，抑或過之。”史前之遺存或遺跡，構成完全不同于舊史學之重要史證材料，這恰恰成為新史學學科建設中可圈可點的成就之一。“在近世新局面之下，史學觀點先行改變，進而促成史實范圍之擴充，與整理史料工具之充實，使歷史學步入一新階段。”在人類學、地質學、考古學等現代學術引導和融通中，傳統考證方法和經驗獲得時代性躍遷，從而構成新史學中頗具特色也頗具深厚根系的一支。這一學脈的強勁發展推動中國古史的重建獲得了根本性突破。“蓋自羅、王諸氏，以及中央研究院之致力于此，搜集整理之功，可謂著有成績……最近史學之趨勢，此蓋其一端也。”

疑古史學或考證史學的新成就，一方面與史學觀念的變革密切相關。“至于近世以來，以東西學術之互為激蕩，史學界呈一新波瀾，進入于新境地之中……垂訓史觀，雖然支配史學之意識，然無妨于科學史觀之發展，以助新史學之建立也。”另一方面，又得力于現代科學方法和學理的支撐。考據學的現代轉向融入了科學的方法與學理，直接導致舊學向新學的現代轉型，“用這些精密的方法，他可以發前人所未發，把古書里的‘言’字、‘汝’字、‘爾’字……分析得頭頭是道”。但這一研究本身有著與生俱來的缺陷：“如果碰到‘郡’字、‘縣’字，這些與制度史、社會史有關的字，他那套‘方法’便不夠用了。”

顯然，學術研究取向和方法上的不同，并不意味著學術本質上的對立，恰恰是由其異趣而形成的學術互補性，共同建構了新史學的學科秉性。“我們研究歷史的任務是：一、整理事實，尋找它的真確的證據。二、理解事實，尋出它的進步的真理。”其根本目的在于以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建構現代歷史學科。舊學或舊史（學術思想史）向來沒有條理、沒有頭緒、沒有系統，從事研究的第一步即是條理系統的整理。第二步是要尋出每種學術思想怎樣發生，發生之后有什么影響。第三步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真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而不是“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的盲從自信。

無論通史還是專門史（社會史或文化史）抑或考證史學，它們共同呈現著新史學與生俱來的現代史學之三特色：學院化、專業化與獨立化。新史學乃國際史學之趨向，“亦即科學的史學”由此“奠基四種新事業：第一為考訂史料之工作，第二為秉筆直書，第三為注重普遍，第四則為破除迷信”。由此四種精神，融匯現代科學，在跨學科互動中進入新階段，“使歷史學更展開一新局面，而呈現輝皇之觀”。傅斯年尤其強調：“現代的歷史學研究，已經成了一個各種科學的方法之匯集。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等學，無一不供給研究歷史問題者之工具。”以科學方法建構史學當為新史學之根基，且為當時之共識，并構成新史學鮮明的時代特色。“可知近頃學者治史之術，咸富于疑古之精神，而范以科學之律令，又以考古、人類諸學，從事地下發掘，以求解決古史上一切問題，因以改造舊史，別創新史……而為吾國史界別辟一新紀元也。雖來日之衍變，未知所極，然即今以推來，而大略可知。”

新舊史學轉型之間，雖有時代之更替，學風之飚變，然文脈通貫，學旨綿延，遂以見證文明之進步；新史學之成長，既得力于西學東漸之融匯，又傳承舊學以蛻變新生。在一個世紀的行程中，它以各具特色的學術體系及其內在學科結構、知識結構和體例特征，共同成就了新史學的時代價值和歷史走向；其分而為史學各門（各科或各方向、各領域），合而則統屬于新史學。

四、不同話語體系的互動與共進

在新史學建構的百年行程中，不同話語體系的碰撞、交鋒和交錯遞進，為現代學術史描繪出一幅多彩多姿的畫卷。話語體系同社會變革密切相關，它體現并表征社會（文化）思潮的方向，在與社會大眾的互動和交流中，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特定話語體系的形成、流轉既體現著時代的脈動，也推動著社會的變遷。某種意義上，它是我們深入透析新史學演進軌跡與時代走向重要的“切片”。

由“新史學”元祖梁啟超建構的話語體系首先是“進化史觀”，它是從根本上顛覆并取代舊史學的一整套新話語模式。“孟子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這句話可以代表舊史家之共同觀念。”梁啟超說：“我向來最不喜歡聽這句話，……因為和我所信的進化主義不相容。”在其長文《新史學》中，他“首次標榜以民統代君統，為生人不為死人的新義，認為史家天職在敘人群進化并求其公理公例”。無論是寫通史還是寫社會全史，新史學建設之要義在于“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借以展現中國社會“幾千年間一部豎的進化史”。新史學研究之關鍵在于“掌握因緣果報的連鎖”，求得人類社會進化之因果關系。

“進化史觀”是新史學建構進程中取代舊史學（孟子所謂“循環史觀”）的理論工具。梁啟超流亡到日本后，大量接觸西方學術思想資源，傳統而神秘的“三世說”逐漸失去對他的影響力，“他用一種以近代世俗進化的思想為基礎的歷史觀取代今文經學派的進步思想，指出世界上存在兩種變化，即循環的和進化的變化”。就群體而非個體即社會的演進而言，現代社會肯定勝于古代社會，“人類取得的任何更高一步的進化都必須在群體范圍內發生”。因此，“人類的真諦就如同人類歷史的經驗所證明的那樣，在于他們的社會進化能力”。梁啟超以此“進化史觀”展開對舊史學的批判，認為孟子拘泥于“一治一亂”之表象而指稱中國歷史演變情狀，實際上“蓋為螺線之狀所迷，而誤以為圓狀；未嘗綜觀自有人類以來萬數千年之大勢。而察其真方面之所在，徒觀一小時代之或進或退，或漲或落，遂以為歷史之實狀”。借助于“進化史觀”話語體系，梁啟超“以近代學術觀念闡述了史學的基本問題，提出了中國史學走向近代的理論模式；提出了有關的新概念、新范疇，如廣義之史、狹義之史、局部之史、全體之史、公理公例等，并對古代史學提出了批判性的總體認識”。此后，劉師培在《中國歷史教科書》凡例中加以引申：“中國史書之敘事，詳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詳于事跡而略于典制，詳于后代而略于古代。今所編各課，其用意則與舊史稍殊……今所編各課，于征引中國典籍外，復參考西籍兼及宗教社會之書，庶人群進化之理可以稍明。”這構成了新史學發展第一階段的主體話語。

20世紀以來，“進化史觀”伴隨著近代民族主義思潮風行天下，在獲得社會認同的情勢下，相當程度上已經內化在新史學建構中，構成了新史學的話語體系。1934年8月5日，應中國文化學會北平分會之請作學術演講，陶希圣就以《中國社會的進化》為主題：

中國舊來的歷史家，對中國社會的觀念，便是古代優于近代；這樣的學說我們可以把他叫做退化的學說，因為照這樣的說法，那社會的發展便是倒退的了。近年討論中國社會的人，又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社會是從古至今不變的，這可名之為不變論。以上的兩種學說，都不能使我們明了過去的社會，他們的解釋都不正確。中國社會乃是繼續不斷地在演化、變遷，但在這樣的演化變遷中，似乎有一種不變的制度存在一樣，這種制度在實際上也并非是不變的。

1934年8月，陶希圣在總括中國社會史時仍持“進化史觀”以為理據，他強調三個立場：（一）中國社會是進化的。人類是能夠由變更環境而變更自己的動物，中國人沒有例外；中國人并不是沒有創造力的。（二）新社會必定脫胎于舊社會。（三）外來文化必定地方化。即使堅持“史料即史學”的傅斯年，在《閑談歷史教科書》中也承認進化史觀話語的價值：“如借歷史說明生命界最近一段的進化論，當然是與我們現在生活有關的。”此足可成為“借歷史事件做榜樣”，成為國民訓練的教本。確實，“進化史觀”話語模式的影響彌久而深遠。

20世紀20年代后，“進化史觀”話語風頭不再。因時而變的梁啟超關于“進化史觀”立場也有所變化：歷史現象是否為進化的，“我對于這個問題，本來毫無疑義，一直都認為是進化的”。“但近來我也不敢十分堅持了。我們平心一看，幾千年中國歷史，是不是一治一亂的在那里循環？何止中國，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當然梁啟超并沒有完全放棄“進化史觀”，只是“覺得要把內容重新規定一回”。他說：

我現在并不肯撤消我多年來歷史的進化的主張，但我要參酌杜氏之說，重新修正進化的范圍。我以為，歷史現象可以確認為進化者有二：一、人類平等及人類一體的觀念，的確一天比一天認得真切，而且事實上確也著著向上進行。二、世界各部分人類心能所開拓出來的‘文化共業’，永遠不會失掉，所以我們積儲的遺產，的確一天比一天擴大。只有從這兩點觀察，我們說歷史是進化……但只須這兩點站得住，那么，歷史進化說也盡夠成立哩。

梁啟超含蓄而理智的表達，其實也意味著新史學話語體系正在或已經發生的變化，因為這一時期，“唯物史觀”話語開始形成超越性態勢。

1920年12月1日，李大釗發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認為思想界形成觀察人類社會歷史的“新傾向”：

人類的歷史，乃是人在社會上的歷史，亦就是人類的社會生活史。人類的社會生活，是種種互有關聯、互為影響的活動，故人類的歷史，應該是包括一切社會生活現象，廣大的活動。政治的歷史，不過是這個廣大的活動的一方面，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社會生活的全體。以政治概括社會生活，乃是以一部分概括全體，陷于很大的誤謬了。

這一理論解說構成其唯物史觀的基礎話語。他接著指陳歷史進化觀對于宗教歷史的解釋等等，“都一一的失敗了，于是不得不另辟一條新路。這就是歷史的唯物的解釋。這種歷史的解釋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勢力，而求之于物的勢力，因為心的變動常是為物的環境所支配”。由此，新史學的話語體系建構進入另一階段。

“20世紀30年代以后，馬克思主義史學興起，史料學、考據學被用于證實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以郭沫若、侯外廬、呂振羽為代表的理論學派的一系列著述的問世，刷新了新史學的面相。唯物史觀當然地構成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基本理據，但作為一個影響極為廣泛和深遠的話語體系，“唯物史觀”的流行并不限于此。在20世紀30年代社會史論戰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的一個基本事實是：論戰雙方所持理據幾乎都是“唯物史觀”（盡管對于唯物史觀的認識和理解各不相同）。在對社會形態分析的過程中，論戰參與者都不同程度地運用唯物史觀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論斷，從而對歷史時期的經濟發展狀況、經濟發展特征著力頗多，展開了對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關系、地租、土地關系等生產關系的分析，將社會史與經濟史結合起來，成為當時理論界進行社會史研究普遍遵循的學術思路。如陳嘯江所說：“社會史實是范圍太泛的東西；若它果有堅固的基礎，那便是作其底子的經濟史。所以與其說中國社會史已為新時代人們所注重，不如說中國經濟史已為新時代人們所注重，尚覺確切罷了。”而為其著作《西漢社會經濟研究》作序的朱謙之甚而認為：“現代是經濟支配一切的時代，我們所需要，既不是政治史，也不是法律史，而卻為敘述社會現象的發展，社會之歷史的形態，社會形態的變遷之經濟史或社會史。所以現代史學之新傾向，即為社會史學、經濟史學。”

20世紀初，在史學觀念的轉變與西方社會科學思潮的傳播的學術背景下，運用社會科學相關理論解釋歷史已經成為一種學術自覺和潮流。20世紀30年代前后唯物史觀一時成為新史學建構中具有號召力和吸引力的學說。“在社會史的論戰里，都是唯物的內部的爭斗，沒有唯心者插足的余地。”論戰各方都相信：“如果誰把握了正確的唯物辯證法，誰就能解答中國社會形式的史的發展如何？中國現在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并且還可以解答‘中國革命的路向如何？我們應當怎樣走？’”論戰某種程度上成為日趨流行的唯物史觀的練兵場和深造所。大量研究社會史的論文都不同程度地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摩爾根、黑格爾、列寧、考茨基等理論家的論斷和哲學、邏輯學、統計學、心理學、人口學等學科知識以剖析中國社會及其經濟結構，從而使史學的包容性更為闊大，由傳統文史哲人文學科的貫通發展到與社會科學的對接。

不唯如此，論戰的中心人物陶希圣其實也相當程度上運用唯物史觀話語。他提出應該堅持三個觀點來認識中國社會問題：

第一是歷史的觀點。中國社會不是靜的，不是自然型（形）成的；是動的，是幾千年歷史運動所造成的……所以我們研究中國社會，必須取歷史的觀點。

第二是社會的觀點。中國社會構造及政治組織，依舊史學家看來，是個個人物造成的……但是，大人物是社會的創造物。大人物之所大，是由于他所綰領所代表的社會勢力之大……所以，我們觀察中國社會，不取個人的觀點，而取社會的觀點。

第三是唯物的觀點。中國歷史不是心的發展或觀念的發展，不是天道或理氣的流行。中國歷史是地理，人種，及生產技術與自然材料所造成的……我們雖不執著于歷史定命論，但若把歷史的成因誠意加剖析，則今日社會的狀況卻都是必然的結果。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唯物史觀話語的深度影響甚至促成“唯心論”佛學學人的轉變。余精一坦然自述：

在中正大學講授年余。以三十年之因學，遍習東西方哲學與社會科學，以一研究唯心論的佛學的學人，轉而從事唯物論哲學，最終提出“歷史發展二元論”與“雙系文化學說”。

“唯物史觀學者，欲以科學的方法，整理世界歷史的系統，用心誠可嘉，成績誠不沒。”雖然余精一對唯物史觀學說有著“尚嫌偏激”的指陳，但也一定程度上承認其理論方法價值，由此可以概見唯物史觀話語體系的深度影響和流行態勢。

與此不同的是史料派或實證史學的話語模式，它建構了新史學的另一面相。比較而言，“新漢學一派以著名學府（如北大、清華等）和國立研究機關（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等）為基地，而歷史唯物論者則多借文化界或私立二、三流大學棲身，發表文字多在一般報章雜志，故社會聲光有時反勝過以歐、美官費留學生為主體的學院派，被他們吸引的，多為心思單純、急于尋求‘總解答’，以改造中國社會挽救民族危亡的知識青年”。這一學派在傅斯年制度化建設中卓然而立，建構了全然不同的新史學話語體系。“本所同人之治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史料有之，則可因鉤稽有此知識，史料所無，則不敢臆測，亦不敢比附成式。”傅斯年直言，這一學脈上續中國舊學之傳統（如司馬光、錢大昕之治史方法），下承西方科學實證方法，誠可為“代表近代化之新史學”。因此，以“史學便是史料學”的立場，系統地提出了史料的八對關系，在此前“二重證據法”史證基礎上，“形成了一個史料學比較方法系統”，構成其新史學建設行程中“建制派”的話語體系。這一努力獲得國際史學界的認同，在引領中國新史學“走上了一條與西方接軌、對話”的同時，“從一個途徑將中國史學真正引上了一條新的科學化道路”。

“進入20世紀，尤其‘五四’運動以后，中國實證主義史學進入輝煌的發展時代。其發展之由有二：一是新史料之大量涌現，一是新的考證方法迭起。”實證史學的話語體系呈現著中國新史學建設的不同取徑，但究其本義而論，也并非與唯物史觀話語截然對立。我們能夠觀察到，即使在顧頡剛與傅斯年討論問題時，也熟練地運用唯物史觀話語：

用唯物史觀來看孔子的學說，他的思想乃是封建社會的產物。秦漢以下不是封建社會了，何以他的學說竟會支配得這樣長久？孔子不是完全為舊文化的繼續者，多少含些新時代的理想，經他的弟子們的宣傳，他遂甚適應于新時代的要求。

王晴佳也曾評述：“顧頡剛雖然自己不信奉馬克思主義，但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長處，則一目了然。”王晴佳自己提到過：自唯物主義史觀輸入中國以后，“更使過去政治中心的歷史變成經濟社會中心的歷史，雖然這方面的成績還少，然也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實際上，無論偏向于史料還是側重于理論，無論是立足于考證還是根基于建構，各學術流派在沖突和調適中亦有相互的影響和汲取，及至“大概到了二三十年代之交，史建學的核心概念——方法、理論和材料不可偏舉亦不可偏廢——已在醞釀之中”。

20世紀以來日漸成型的中國新史學的話語體系是多元的、多面相的。“當傅斯年領導的史語所在繼‘整理國故’運動之后成為史學界的主流時，在他的旁邊也活躍著兩股力量：一股是以郭沫若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群體的興起，他們主要是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也是近代社會科學方法之一種）研究社會歷史；另一股是以章太炎、錢穆、柳詒徵等為代表的舊派群體，他們與傳統史學繼續保持密切的聯系，反對將中國歷史研究西（漢）學化，主張以同情的理解態度來認知本民族的歷史文化。”這兩支非正統派史學，恰恰填補了胡適、傅斯年正統派之不足，形成新史學鼎足之勢。

“20世紀史家的各種治史路向說明，從重估中國歷史的同一源頭出發，沖出的卻是兩條河床：一種是實證的、邏輯的、工具性的，他們關注的重點在‘我們的歷史是什么’；一種是價值的、體驗的、批判性的，他們關注的是‘歷史給了我們什么’。”學術研究取徑上不同的話語體系，在相互碰撞和交鋒中形成了相互攝取、相互融含和共進的景象。“要說20世紀史學精彩，正來源于這種內在的緊張，才顯得它多姿多彩，特別耐人尋味。”

五、余論

20世紀以來出現并不斷建構的中國新史學，形成了具有獨特品性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并以此型構了一個學術新時代。透過不同的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相異性，我們能夠深切地洞察到新史學多面相背后共同的時代特質：民族主義史學的時代屬性。“放棄皇家譜錄之著述，而為人類全體社會活動之描繪，廢棄個人英雄中心之史論，而從事于群眾心理、群眾動態之記述”的新史學，是以其近代民族主義的時代屬性，與皇族或王朝譜錄的舊史學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歷史時代，誠所謂“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學”。

20世紀初，“新民說”思想的發端與“新史學”的提出幾乎并出，其主旨就在于以新史學塑造新國民，表明梁啟超已經“摒棄了天下大同理想而認同民族國家思想”。

傅斯年強調，“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這恰恰是其致力于新史學建設的民族主義心聲的深層表達，因為它體現為“以科學為本位的民族主義”。在這里，反對“國粹”“國故”的立場和鮮明的民族主義思想得到了新的高度統一。

錢穆屬意的“新史學”強調與中國文化根脈的貫通：“今之所謂‘新史學’，昔人未嘗不悟此意，司馬遷所謂‘通天人之故，明古今之變’，……今則姑以名號相假借，曰此‘新史學’。”其中要義也在于民族主義文化的光大，“就民族生命全程觀之，此乃生生不息中一過程，此過程尚活躍現在，豈得謂是過去之陳述。故于空間諸相不能融貫，即于時間諸相亦難通透。史學殊無新舊，真有得于史學者，則未有不能融貫空間相，通徹時間相而綜合一視之者。亦必能如此而后于史學真有得，亦必能如此而后于世事真有補”。

“新史學”努力建構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浸透著文化民族主義復興的歷史自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當然地也體現為民族主義史學的復興與重建。“一百年前，我們對于西洋的文化，望塵莫及；一百年后，我們的文化，仍是迂緩地隨在人家的后面，與別人家比較起來，依舊相去很遠，我們真覺得對不起我們的祖宗。”在這一漫長的百年行程中，歷史學人的艱苦探索和嘔心營建，點點滴滴地熔鑄為新史學的歷史成就。

通過歷史長程性分辨，不難判斷，正是近代民族主義為20世紀中國“新史學”浸潤了濃重的時代特色；這也是其與舊史學——皇族或王朝史學的根本性分野之所在。

附 本 文 題 錄

1. 王先明：《20世紀中國新史學的形成、演進及其時代特征——立足于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的思考》，《社會科學輯刊》2025年第3期。

2. 王先明.20世紀中國新史學的形成、演進及其時代特征——立足于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的思考[J].社會科學輯刊,2025(03):164-179.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輯刊》編輯部

圖文編輯：李冠瑩

責任編輯：周　楠

審 核：李學成

2025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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