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清晨，你怎么還系那條舊皮帶？”懷仁堂外，一名警衛悄聲問。王集成拍了拍腰間，“能用就行，別折騰。”他轉身走進大廳，身邊都是當年并肩沖鋒的戰友，可胸前預掛的星徽卻大小不一。授銜名單宣讀完畢，不少老團長成了中將、上將，他只是一枚少將。臺下有人替他打抱不平，他卻咧嘴一笑：“挑夫能當將軍，夠本了。”

很多人不知道，三年前的1952年，王集成因為“大建公司”遭到停職檢查、留黨察看一年。原本籌劃的是讓空軍自己承攬機場跑道和洞庫工程，省錢又練兵，卻被人扣上“假公濟私”的帽子。雖然組織最終認定他分文未取，但處分記錄仍在檔案里。授銜時，材料一欄醒目寫著“受過嚴重警告”，這便成了星星數量的硬杠杠。

可要說功勞，王集成確實夠硬。抗美援朝尚未打響前，華東天空仍時常有敵機竄擾，他受命去籌建空軍，攤子大、人手少、設備缺，急需機場。部隊剛解放上海時連水泥都緊張，他卻拉著幾位懂行的技術兵焊了塊鐵牌——“大建公司”，把工兵、司機、木匠全變成“包工隊”。半年時間，華東六處簡易場地同時起飛，飛行員調偵察機繞城一圈后興奮地說：“老王立的功，比我們空戰還直觀。”

從基層挑糞的“赤衛隊運輸員”到空軍政委，王集成的底子在紅軍時代就打牢了。1934年11月湘江阻擊戰，紅六團要啃敵人的“第三道封鎖線”，他拿著望遠鏡算著距離：“再晚半小時，師部就要被切斷。”于是半夜泅渡搶灘，把兩個山頭上的碉堡同時點爆，為后續大隊伍硬生生切開一道口子。老兵回憶，那一夜江面滿是尸體，他卻端著手槍在胸深的水里召集散兵：“別怕，我在這兒。”

進入貴州后，紅六團急進遵義。毛澤東交代三件事：仗要打好，傷亡要小，子彈要省。王集成聽完沒多話，直接把偵察兵叫到墻角，“找個熟路的本地娃來。”結果那場夜襲“九響團”，紅軍繳了成箱“九連珠”，自己傷亡卻只有七人。次日拂曉，穿著敵軍灰布軍裝的紅六團出現在遵義南門，轟的一聲炸開城門。進城后他令戰士把炸藥、糧食統統分給后續部隊——“多走一里少餓一步”。

抗日烽火燃起，他奉命從延安繞香港回閩西。一天之內，他把閩西南十幾股游擊小隊按方位歸攏，再掛上“新四軍二支隊”的番號。三個月后，部隊擴充到五千人，山區群眾說：“這隊伍來得早，糧也吃得少，還幫著修梯田。”1940年無為反突襲，他頂著斷臂堅持指揮，用望遠鏡看見敵第三次沖鋒潰退，咧嘴笑：“那幫人再來，我們干脆原地收編。”

解放戰爭爆發，他轉入華中野戰軍，新一師與陶勇配合打“七戰七捷”。宣家堡一役，他左手抓俘虜名單，右手照顧傷員，仍抽空對參謀說：“盯住敵后退路線，留個口袋。”三天后，一千多敵軍正中圈套。孟良崮圍殲74師那次，王集成在山口截住張靈甫的增援團。戰斗結束，他摸著繳獲的美械對陶勇說：“打山地仗，這玩意兒還不如漢陽造順手。”

新中國成立，王集成調任上海防空。為了爭奪制空權，他蹲在雷達屏前熬夜，直到抓到第一道回波。那天凌晨，他把值班員的茶缸搶過來嘬了一口：“自家天空，要讓敵機忌憚嗓子眼兒的燈光。”不久，美蔣飛機對上海的頻繁偵拍被迫中止，上級在電報里只有簡短八個字：“控制權已牢牢掌握”。

清廉，是許多人對他的第一印象。有人拎兩條鯉魚上門求個工地小隊長差事，他揮手打斷：“把魚拿回去，好好燉自己吃。”秘書劉忠山見將軍那雙補了五次的綠布鞋，總想換新的，王集成說：“打仗時草鞋也穿過，能擋地皮就別浪費。”后來機關新發“紅旗”轎車，他仍讓司機開那輛搖搖晃晃的舊別克，“能發動就行，壞了再修。”

1966年鐵道兵在301醫院附近施工，林彪辦公室打來電話要求停工。王集成翻了下圖紙：距離一公里之外，噪音分貝不過三十。于是沒停。兩年后，他被扣上“三反”帽子。批斗會上，有人把紙筆甩到他面前，他只寫一句話：“我四十年蓋的房子讓賊放了火。”隨后任拳腳雨點般落下，脊椎被打彎，卻沒改口。

1976年以后，調查組一次次翻卷宗，發現當年的指控全是子虛烏有。1982年冬天，中央軍委批示為他徹底平反，待遇回到大軍區正職。批示送到醫院時，他已經被病痛折磨得說話費力，只抬手在空中畫了個圈，嘴唇擠出兩個字：“就好。”翌年盛夏，王集成辭世，遺囑只有一句：“把我埋在普通公墓，碑別刻職務。”

有人統計他一生大小戰役超過百次，卻很難算清他到底立下了多少次功，因為很多功勞壓根沒有上報。老兵們私下評議：“老王的勛章，在每一條修通的雪山棧道，在每一座起飛的跑道，就那一條條路、一道道天線，全是他的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