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我作為路透社記者來到北京。彼時各種情狀有松動的跡象，但基本氣氛還沉浸在文革十年的余波之中。美國剛剛與北京建立了外交關系，標志著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但現實情況依然是人們穿著毛式中山裝，生活貧困，宣揚毛主席光明偉大正確的標語無處不在。那時候，北京的外國人群體很小，且基本都是來自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今天，北京的外國人群體要龐大太多，且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人為主，而那會兒，從東到西的過渡才剛剛開始。

在彼時的中國，除了官方層面的聯系，西方人和中國人之間幾乎沒有任何往來。上面基本上不允許我們結交中國朋友，甚至根本不可以和當地人交談。社會上對于外國人和中國人的接觸很在意，與普通中國人的交談可能會讓后者有麻煩。我們和他們身處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中國與世界隔絕，在中國的外國人也與中國隔絕。我是路透社派駐的記者，而我們與外部世界溝通的媒介是一臺1940年代生產的老式電傳機。在原則上，我們只能和外交部提供的辦公室翻譯以及公寓里的服務員交談。

如果查看1979年中國的夜間衛星圖像，將看到濃重的漆黑一片。而今日中國的衛星圖像，則處處都是燈光。這是過去40年里中國巨變最清晰的標志——可以作為一切變化的代表。那時的中國，沒有搖滾樂。事實上，除了革命樣板戲之外，幾乎沒有任何音樂。貝多芬等外國古典作曲家的作品，才剛剛開始得到“平反”。

1979年，北京上演了一系列音樂會，赫伯特·馮·卡拉揚指揮的柏林愛樂樂團、小提琴家艾薩克·斯特恩（Isaac Stern）等等都參與其中，他們的曲目涵蓋了貝多芬、巴赫、莫扎特和德彪西的作品，成為國際和中國媒體廣泛報道的重大事件。1981年，記錄斯特恩中國之行的《從毛澤東到莫扎特》（From Mao to Mozart），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獎。

北京那時候外國人特別少，最多也就幾百人，他們沒有音樂現場可以去，沒有酒吧可以泡，過不了夜生活；除了在建國門外、齊家園和三里屯的外國人聚居地搞點兒晚宴派對，再無其他節目。除了剛才提到的三處外交公寓、使館區和寥寥幾家酒店外，外國人不能居住在其他地方。大家彼此都認識，我們是這片陌生的土地上名副其實的陌生人，孤絕之感十分強烈。于是，沒有娛樂的我們只能為自己創造娛樂。比如，英國大使館那時會為當地的外國人社區進行圣誕童話劇表演。

這群外國人中，有那么幾個還算有點兒音樂才能的。水平可能的確不高，但沒關系，因為也沒人要在這事兒上分個高下。有個來學語言的加拿大留學生，叫泰德·李普曼（Ted Lipman），他有把芬達樂器公司（Fender）出的實心電吉他。我到北京的時候他正好快要離開中國，于是我就從他那里買下這把吉他，還買了一個芬達的雙真空管吉他音箱。泰德后來娶了中國歌手朱哲琴，還成為了加拿大駐朝鮮和韓國的大使。又有這么一個澳大利亞廣播公司駐北京的記者，叫理查德·斯維茨（Richard Thwaites），他有把芬達的電貝斯；再加個巴西外交官克里斯·阿羅約（Chris Arroyo），有幾個拉丁美洲的那種邦哥鼓。我們沒有正經的架子鼓。

從1978年開始，一些外國人偶爾會組起一個松散的樂隊，自稱“北京全明星”（Peking All-Stars）；而我、理查德和克里斯加強了這個樂隊的凝聚力。我成了主唱和吉他手。在當時擁有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我們無疑是最棒的搖滾樂隊。這一點很篤定，因為我們是中國唯一的搖滾樂隊。

我們開始在私人居住區的公寓派對上演出。后來，我安排樂隊在更公開場合的一些演出。我們在一些大使館和國際俱樂部表演，還在友誼賓館舉辦了幾場音樂會，有很多中國年輕人到場觀看。我們還曾在頤和園的一座亭子里演出過一次。都是開創性的事情！后來我想辦法安排了一場在中國某大學的演出，絕對是中國的第一場搖滾音樂會。演出地點是個巨大的禮堂，前排坐的都是教授，全都穿著毛式中山裝。而所有學生也千篇一律地穿著單調的“時代服裝”——灰色或黑色的毛式中山裝。我們演奏了披頭士和滾石樂隊的歌，還有山塔那合唱團（Santana）的《黑魔法女人》（就是這首歌，你沒看錯！）

我們在大學禮堂里剛演完第一首歌，一個當領導、戴眼鏡、頭發花白的中國教授，要求我們調小音量。這是搖滾音樂會上的老橋段了，我也配合他“演”完：“不行，這就是搖滾樂應該有的樣子。”

我們請臺下的中國學生們點歌，有人請我們表演保羅·西蒙（Paul Simon）的《離開愛人的50種方式》（我當時并不知道那首歌，所以樂隊沒有表演。但現在我是知道的）。有學生點這首歌，反映了1970年代末期正在中國發生的“地下磁帶革命”。人們會錄制和翻錄磁帶，母帶的來源通常是北京大學和其他幾所學校的少數外國留學生。

從1980年到1984年初，我們一有機會就舉辦音樂會。演出地點包括友誼賓館、國際俱樂部、舉辦活動的大使館，還在外語學院慶祝“非洲統一組織”成立的周年派對上度過了美好而瘋狂的一晚。

在我初到北京的1979年，中國政府批準利用僑資和外資在全國建設首批6家大型涉外飯店，包括北京建國飯店、北京長城飯店、廣州白天鵝賓館、南京金陵飯店、上海華亭賓館和上海虹橋賓館。到了1983年，其中第一家具有國際標準的涉外飯店終于在北京開業——那就是建國飯店。我們在建國飯店參加過兩年的辭舊迎新晚會演出。我們的曲目單上只有一首原創歌曲，是我寫的12小節藍調搖滾歌曲《北京全明星》，歌詞如下：

我們是北京全明星

全城樂隊最牛逼

我們是北京全明星

全城樂隊最牛逼

要說搖滾誰最行

只有我們是唯一

中國唱片公司在哪里

快來發現全明星

中國唱片公司在哪里

快來發現全明星

我們會飛入排行榜

金曲直接沖第一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曲子，但的確是搖滾樂。我們就是在中國傳播“搖滾福音”的使徒、教士、金甲先鋒，同時也是背后的支援力量。我們玩得超級開心，而且越來越認真，開始定期排練。我們在英國大使館的禮堂演了幾場，用賺來的錢買了一些鼓，都是從香港寄過來的。我們還去一場在北京飯店頂層的婚宴獻過藝。新娘是美麗的劉美遠（Melinda Liu）女士！沒錯！！

我們給自己找了個主音吉他手——一位名叫拉里·維斯特（ Larry Vest ）的美國英語教師，他視力幾乎喪失了九成，但彈起吉他來像查克·貝里一樣精彩。然后理查德·斯維茨離開了，于是我們又招募了美國人弗雷德·博克（Fred Burke）來做貝斯手——他之前在洛杉磯朋克樂隊“毒休”（Toxic Shock）演出過。我最近一次聽說相關的消息，是他在管理貝克·麥堅時國際律師事務所越南分部，還在名為“榴蓮榴蓮”（Durian Durian）的樂隊演出。后來拉里也離開了，又一個美國人塔德·斯通納（Tad Stoner）取代了他的位置，當時斯通納在新華社工作，負責給新聞稿潤色。2022年，塔德在開曼群島因病逝世。

塔德離開樂隊之后，接棒的是巴勒斯坦吉他手納賽爾（Nassir），他長得很像美國音樂人弗蘭克·扎帕（Frank Zappa），之前在慕尼黑待了好些年。他玩兒起激流金屬吉他來簡直肆意放縱，全情投入，而且天賦極高。實在是超級無敵棒，但每次演出后我的耳朵都要嗡嗡響上好幾天。1983年，我們不得已取消了好幾場演出，因為以色列入侵了黎巴嫩，作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上校的納賽爾，必須飛回去開坦克參戰。我們在緊鄰伊拉克大使館的菲律賓大使館演過一場。對方提出，納賽爾獲得上臺許可的條件是要配一名保鏢。于是。他被分配了一名保鏢，是個印（尼）中混血的功夫大師。我們在臺上演，保鏢也一直在臺上轉。這種事兒，簡直編都編不出來。

同一時期，巴西人克里斯離開了，他的位置由馬達加斯加人羅賓遜（Robinson）頂上。后來，羅賓遜用“諾嘉布”（Nogabe）這個名字，在北京、香港、倫敦乃至世界各地演出。我們還有一位瑞典薩克斯手，有韓法血統，名叫弗雷德里克·趙（Frederic Cho），他在北京大學自己的宿舍門外練習美國爵士薩克斯手查利·帕克（Charlie Parker）的獨奏曲。如今的他是頂尖的投資銀行家，專精中國私企相關的并購業務。還有個匈牙利鍵盤手，跟我們合演過一兩次；一個西班牙貝斯手，參與了“北京全明星”在英國大使館的最后一次演出。演出中途，因為保安阻止他的伊朗女友進入使館，他直接走下了舞臺。

簡而言之，這就是個迷你音樂聯合國，我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都知道“12小節藍調和弦進行”這個現代西方音樂的基本模式。我們共同擁有的語言，就是搖滾誕生二十年間的那些搖滾曲目。無論各自的母語是什么，我們都能唱出山塔那的《惡行》（Evil Ways），貓王的《監獄搖滾》（Jailhouse Rock），滾石的《都結束了》（All Over Now），傳聲頭像樂隊（Talking Heads）的《變態殺手》（Psycho Killer），亨德里克斯的《嘿，喬》（Hey Joe），披頭士的《哦，親愛的》（Oh Darling）和《格-洛-麗-亞》（G-L-O-R-I-A）。

來聽我們唱歌的那些中國小孩兒，此前當然是從來沒聽過這種東西的。我之前提過，有些音樂卡帶在他們之間偷偷流傳，通常是從留學生手里傳到中國小孩兒手里的，但畢竟是少數。在1970年代的中國，無論是卡帶還是卡帶機都很稀少，而且很貴。所以，中國的第一代搖滾樂迷初次聽到的搖滾音樂，感受到的搖滾力量，都是來自北京全明星。這些事情發生的地點在友誼賓館等我們的演出場地，涉及到的人物有崔健、竇唯等等。中國搖滾由此誕生，而我們很幸運地占盡天時地利，成為發軔之人。我們都不是偉大的樂手，但在開放之初的中國，恰巧只有我們在演奏那樣的音樂。

那時的北京幾乎沒有汽車；每天晚上八點以后，全城一片寂靜。在建外外交公寓的《倫敦每日郵報》辦公室，能聽到北京火車站鐘樓的主時鐘用《東方紅》進行準點報時。夜深時，還能聽到駱駝和驢子拉車的動靜，看到它們在黑暗而空曠的長安街上閑“蹄”信步地走著。1983年某個夏夜，我聽到建國門十字路口那座空寂的橋下有一位小號手和一位薩克斯手在練曲子（記住，當時沒有汽車），就開車過去，做了自我介紹，邀請這兩位穿著白襯衫的年輕人來參加一次“北京全明星”的排練。幾天后，在隨時由警惕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把守的外交公寓大門口，他倆登記后進入。我們就開始演奏。這兩人不怎么有搖滾范兒，所以我說……算了；拒絕了他們加入樂隊。

那個小號手叫崔健，未來的中國搖滾之父；薩克斯手則是才華橫溢的劉元。崔健當時還隸屬于北京歌舞團，而且我們這個搖滾樂隊，要是能有中國樂手來負責銅管的部分，那該多酷啊。我之所以婉拒他們并非因為他們缺乏搖滾范兒——雖然在當時那是個問題——更主要是因為，在我看來加入我們的樂隊會給他們帶來麻煩。他們才是20歲出頭的小伙子，而1983年的氛圍又像是我初到北京的1979年，外國人和中國人的交往還是會帶來問題。

我還是和崔健保持了間接的聯系。1985年，我作為路透社北京站的站長重返中國。1986年，我抓住機會和他在崇文門的馬克西姆餐廳合作了一場演出。那個場地之于中國搖滾的發展，絕對稱得上至關重要。餐廳本身可以當夜店，有個大舞臺，那時崔健和其他北京樂手每晚都在那里演出。

說回故事開始的1979和1980年，北京只有一個場地在做常規的現場音樂演出，演出者就是我，時間是每周五晚上，地點在“鐘吧”（the Bell），英國駐華大使館里面那個酒吧。當時，只要是外國人，想來都能來；有很多美國人光顧。駐扎在美國大使館的海軍陸戰隊員們經常成群結隊地去那里聚會。場面相當熱鬧。大家還記得吧，那時候倒也沒別的地方可去——也沒別的樂子可找。話說，我那時不僅彈過木吉他，還會吹口琴，唱曲子。每周我都會在曲目單上添首新歌。英國大使館有個工程師把我的所有演出都錄了下來，名字是《北京錄音帶》（Peking Tapes）。

1983年，我和薩克斯手弗雷德里克組了個爵士二重奏，在建國飯店的查理士（Charlie’s）酒吧演出。后來的1980年代末期，弗雷德里克在北京組了個爵士樂隊叫“搖擺官話”（Swinging Mandarins）。在那時的中國，你隨時都可以創造“第一次”，我去哪里都是吉他不離身。我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在長城上吹奏卡祖笛的人，是1950年代以來第一個在上海酒吧表演的外國人（甚至可能就是第一“人”），也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在拉薩布達拉宮屋頂上演奏的人（我彈的是美國搖滾先驅查克·貝里的《梅貝琳》）。

1981年，在福州發生了一場有趣的演出。那時外交部為外國記者組織了一次旅行，有天晚上我們在市區里散步，四下黑暗寂靜得不可思議。我們經過一棟老房子，門上掛著“福州市退休公交車司機宿舍”的牌子，門虛掩著。我探頭朝里望了望，習慣性地招呼了一聲“你好！”，就被邀請進去了。

一群老人圍坐在房間里抽煙，聽站在中間的一個八九歲模樣的小男孩唱閩劇，全都聽得入了迷。我告訴他們，我也會唱歌，但風格完全不同，我們約好第二天晚上帶著我的吉他再來。我們到達時被引入附近一座大的老宅，發現里面擠滿了百來位當地居民，他們熱切地期待這場東西方的音樂交流。我則和這個小男孩輪流演唱——我唱鮑勃·迪倫和詹姆斯·泰勒的歌，他則無伴奏清唱閩劇選段。

那真是中國變革伊始的一個珍貴瞬間。當然，那個時刻早已過去，但能在現場親身經歷，實屬三生有幸。

1984年初我離開北京時，把鼓留給了羅賓遜，又將那把電吉他借給了艾迪（Eddy），此君也是個馬達加斯加人，是羅賓遜的朋友，后來在崔健的樂隊做了很多年的主音吉他手。他現在應該還在跟崔健聯袂演出。艾迪還是一位馬達加斯加外交官的兒子，他拿著我的吉他，先是去了一個叫“大陸樂隊”（Beijing Underground）的樂隊。這個樂隊成立于1984年，算是從“北京全明星”手里接了棒。

“全明星”讓搖滾在中國起步，而真正讓更多中國人見識和接受這種音樂的，是“大陸”。他們去了很多省市辦演唱會，甚至發行了一張專輯；1985年中期，我在北京友誼商店發現他們的這個卡帶在打折出售。“大陸樂隊”的成員有大衛·霍夫曼（David Hoffman），他有點像美國搖滾歌手大衛·李·羅斯（David Lee Roth），是個有點狂野的男人，擔任主唱和主音吉他手。在清醒的時候，他的舞臺表現非常好。樂隊還有個突尼斯鍵盤手，老朋友納賽爾還是在彈吉他，但那時候他已經逐步深陷各種問題——1990年，他自殺了，從北京大學的宿舍樓頂一躍而下。另一位樂隊成員是扎伊爾人希菲利（Shifele），他和納賽爾一樣，可能出于想離開中國又不必回老家的目的，找了個日本女生做另一半。。

1985年中期，我作為路透社分社長回到北京時，大陸樂隊已經瀕臨解散，問題無非就是內部成員們藝術觀念的分歧，當然性、毒品和酗酒等問題就不提了。我又組建了兩個新樂隊，就這樣，各種外國人之間的聯系和組合不斷涌現；但與此同時，本土的音樂圈正在自力更生地發展成長。1980年代中期第一位嶄露頭角的本土歌手叫張行，他的翻唱版約翰·丹佛《鄉間小路帶我回家》一度成為熱銷卡帶。但他犯了很多流行歌星都會犯的錯誤，當時以“流氓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然而，他確實是本土流行歌星，為確立中國內地歌手的地位做出了貢獻。在他之前，流行歌星都是從內地之外的地方“引進”的——比如大名鼎鼎的鄧麗君。

接著是中國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波折，其后中國從1990年代初期真正地實行開放；中外合作音樂就迎來了新的時代，可稱之為“郭怡廣時代”。2002年前后，我和郭怡廣一度合作，因為他想寫一本書，講述自己和唐朝樂隊的故事；可比我的這個要重大多了，也能吸引更多的眼球。就我所知，這本書至今還未能寫成或出版，但我希望它總有一天能問世。

2023年，我在上海一家名為“昨天今天明天”（Time Passage）的小酒吧常駐演出，結果有天晚上，崔健跑來捧場。

酒吧老板老艾雖然是我的老朋友，但并不知道我和崔健的淵源，當時整個懵掉了。

譯者 何雨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