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布洛赫和費弗爾來說，《年鑒》創辦過程中的各種實際工作，是對其才智與耐心的一大考驗。最終，他們以切身的行動表明，自己完全能勝任這份工作。他們對出版社非常警惕，深怕出現外行領導內行的局面，為此他們選擇了阿爾芒·科蘭出版社（Armand Colin）。該社還出版過《地理學年鑒》和其它重要的人文、藝術、社會科學書刊。社長馬克斯·勒克萊爾（Max Leclerc, 1864-1932）是一個堅定、苛刻的領導。他被稱為“皇帝”，雖然有一些魯莽，卻是個現實主義者，非常注重細節，也懂得通權達變。他像布洛赫和費弗爾那樣，也懷有一種使命感，生前幾乎介入出版過程的方方面面。

為什么是“年鑒”？因為勒克萊爾堅決主張使用一個簡潔、精煉的名字。他們避免與舉步維艱的《社會與經濟史評論》發生直接沖突，也拒絕將二者合并的任何可能性。布洛赫和費弗爾很樂意與地理學家共享《年鑒》的名稱，當然，這還要感謝他們的朋友、未來的合作者——《地理學年鑒》的編輯阿爾貝·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對一些人來說，“《年鑒》”這個名稱有些諷刺的意味，它很容易讓人以為是未經加工的編年記事；另一方面，這個名字比“《評論》”更符合創辦者的意圖。它如同一個不斷更新的工作手冊，用當代的散文體寫成，偶爾帶有挑釁的文風，是與讀者進行溝通的工具和知識交流的平臺，是他們進軍歷史學科的方向標。相比于模糊的“《經濟學年鑒》”，皮雷納更認同“《經濟史年鑒》”的名字。歷史[134]在人文科學中即使不占主導地位，也應該被看作是統一的因素。“社會”一詞是后加的，是對《社會與經濟史季刊》的顛倒，以此表明雖然新刊物對廣泛的社會問題有一定的興趣，但這都是次要的；盡管如此，它與社會學仍有著密切的聯系，從本質上說，它具有跨學科性。

編委會的人員選擇，體現了布洛赫和費弗爾的志向所在。他們致力于打通不同學科之間的藩籬，在歷史行業內部建立一種聯系。此外，這也體現了勒克萊爾避免刊物“太學術化”的主張。除索邦大學經濟地理學教授德芒戎（1872-1940）外，最初的八人編委會成員包括：斯特拉斯堡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經濟學家、前法國央行副行長、巴黎法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夏爾·里斯特（Charles Rist, 1874-1955）；著名政治作家、法蘭西學院院士、巴黎政治大學教授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 1875-1959）；以及四個不同領域的歷史學家：斯特拉斯堡大學古代史教授安德烈·皮加尼奧爾（André Piganiol, 1883-1968）；法國文獻學者、外交部檔案館榮譽館員喬治·埃斯皮納（Georges Espinas）、索邦大學經濟史專業唯一的法國教授亨利·豪塞；以及唯一的外國成員皮雷納——其研究興趣是從歐洲中世紀史到比利時現代史。這些人幾乎都已事業有成，1929年時他們的平均年齡是56歲。除了德芒戎外，他們都與其它刊物保持著重要的聯系：皮雷納是《社會與經濟史評論》最早的編委會成員，一戰后他又參與創建《經濟史評論》（Economic History Review）；哈布瓦赫幫助《社會學年鑒》重新恢復活力；里斯特是《社會與經濟史評論》的編委會成員；皮加尼奧爾和豪塞是《綜合歷史評論》的顧問。一般來說，編委會往往都比較被動，但《年鑒》的編委會卻有所不同，它更像一個幫助期刊定位的工作組。除里斯特和西格弗里德外，[135]他們都為刊物寫文章和評論，并負責招募新作者。

布洛赫和費弗爾以斯特拉斯堡大學為陣地，招聘了不少職員。他們之前的學生勒依羅已斯特拉斯堡大學歷史和地理學科教師資格，成了刊物的秘書。“忠誠的勒依羅”在日常工作中多才多藝，還撰寫了大量的書評。斯特拉斯堡大學的一些主要合作者包括：法國大革命研究專家喬治·勒費弗爾，古羅馬史專家歐仁·卡韋尼亞克（Eugène Cavaignac），以及地理學家亨利·鮑利希。此外，兩個負責人還大力借助他們在巴黎的關系。費弗爾在巴黎高師的朋友阿爾貝·托馬斯（Albert Thomas）——國際勞工局（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的首位負責人，為刊物尋找了不少技術方面的寫手。

毫無疑問，讓一個初出茅廬的歷史學家擔任秘書，具有很大的風險性；尤其是，他還要組織諸多同事和校外人員撰稿。布洛赫和費弗爾也想方設法，用各種“有趣的”主題和想法四處網羅人才。他們還計劃邀請一些專家，撰寫各自領域之外的東西。他們經驗老道，準備充足，對自己的判斷力、資源儲備、領導才能、溝通和協作能力充滿自信。

刊物的兩個負責人志存高遠，躍躍欲試。1928年年底，布洛赫和費弗爾在第一期刊物發行之前宣稱，他們有資格當選為法蘭西公學院的院士——這絕不是偶然。 雖然《年鑒》誕生于被收復的東部邊境，但它無疑向巴黎的知識界發出了一個信號，傳達了刊物革新者的想法。毋庸置疑，斯特拉斯堡的資源儲備、教師隊伍和學術氛圍，哺育了他們對于刊物的很多的創意和目標。[136]相對于既有的體制和國際合作理念，他們的合作方式在某些方面具有開創性。 布洛赫和費弗爾在阿爾薩斯生活了近十年，對斯特拉斯堡的地方主義非常失望。他們遠離了首都的圖書館、檔案館、書商、出版社、基金會、政府資助、精英團體、精英知識分子，以及為巴黎文化生活增加異域色彩的外國人。他們為此焦躁不安。在很大程度上，刊物體現了一種聯合的戰略——它沒有指向“霸權”或“優先權”，而是直接體現了他們的職業素養。這兩個天才歷史學家，為回到所向往的樂土做著充足的準備。

布洛赫與費弗爾在學術和私人方面的關系，是《年鑒》發展史上的一個主旋律。 這兩位學者在十五年間有大量通信，詳細記錄了他們誠摯、深厚的友誼。這在當代、甚至在歷史上都極為罕見。他們為了共同的事業通力合作，為《年鑒》注入了血液，使其形成了鮮明的特色。從一開始，兩個創始人在生活、工作和性情上雖然若合符契，但也涇渭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