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

（1950—2000）

王笛 著

大學問·中國城市史研究系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8月

《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50—2000）》導言

我之所以選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成都茶館作為探索公共生活的對象，是因為茶館也如社會學家W. H. 懷特（William H. Whyte）在討論咖啡館時指出的，是一個“小的城市空間”。今天成都仍擁有超過其他中國城市的茶館數量。像前現代時期中國社會中的大多數公共空間一樣，茶館仍是中國大眾文化的一個持久性象征，在深遠的政治變革、現代化及全球化之中繼續發展。深入了解茶館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角色，能幫助我們理解不僅是成都，而且是整個中國城市社會，以及中國城市社會與社會主義政治演變間的廣泛聯系。此外，對茶館和社會主義下公共生活的研究，有助于我們了解這種微小城市空間和公共生活在20世紀下半葉是怎樣轉化的。

01

社會主義國家和公共生活

茶館生活是成都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在這個研究中，我們將看到茶館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為什么這種傳統的、最基層的文化單位，在飛速發展的現代化以及面臨其他各種公共空間挑戰的情況下，繼續煥發活力，甚至日趨興旺發達。此外，以茶館生活為著眼點，觀察政治和社會的變化，我們將看到改革開放給公共生活的復興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機會，創造并促進了公共領域的發展。

本書考察20世紀下半葉的成都茶館，試圖回答：國家權力怎樣介入小商業的經營？社會主義娛樂怎樣在地方社會中建立？傳統行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最后怎樣走向死亡？政治運動怎樣改變了茶館和公共生活？改革開放時期，茶館是如何走向復興的？公共生活怎樣影響城市形象，國家和人民又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等等。通過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加深對國家機器下的成都公共生活和政治文化的理解，并從對成都的歷史考察中折射出其他中國城市的共同經歷。如下四個核心論點貫穿本書。

第一，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控制了城市公共生活的場所以及休閑活動的各種形式與內容。許多娛樂與大眾文化的傳統形式逐漸消失，因為它們不為“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宣傳所認同。不過，雖然毛澤東時代在政策上對茶館及其他公共空間實行嚴格限制，但公共空間、日常生活和大眾文化有頑強張力，一有機會便會復蘇發展。另外，國家政策也不總是一成不變，隨著政治運動的起落，國家對公共空間和日常生活的控制也時松時緊。

第二，改革開放是公共生活的轉折點，國家把重心放到發展經濟上，減少了對日常生活的介入。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同時，公共生活逐漸復蘇并變得越來越自由，日常生活更多地被開放的市場和經濟改革支配。在很大程度上來說，公共生活逐漸脫離了我們過去熟知的社會主義軌道。復蘇后的公共生活與之前有了很大的區別，新興商業文化對茶館和茶館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作為本土文化的代表，茶館在全球化進程中也需要尋找適應自身發展的道路。

第三，毛澤東時代和改革開放時代并不截然分離，而是作為一個政治體系的兩個階段，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政策的延續性。周杰榮（Jeremy Brown）和畢克偉（Paul Pickowicz）在他們對1950年代中國的研究中指出：“改革開放時代的出版物對20世紀50年代早期有著積極的記憶，這兩個時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但并不只是巧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10月成立之后（以及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逝世之后）出現了農民進城大潮，私營工廠與國營大公司和平共存，教會和非政府的組織在共產黨領導下運作，資本家和其他無黨派人員支持共產黨政權并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盡管有相似之處，但改革開放時代的發展方向與50年代是有區別的，即從國家緊密控制的計劃經濟，逐漸轉向減少了國家干預的市場經濟。

第四，改革開放后，社會主義國家也從未完全置身于社會和文化生活之外，它仍施加影響。國家不過是找到了新的更微妙的方式影響文化與娛樂。盡管新的消費文化無疑更多樣化，但地方文化的特質越來越弱，呈現出千篇一律的同一性，這反映了統一的國家文化的勝利。這種國家文化可能被現代化、商業化及政府行為驅動。雖然自改革開放以來，人們有更多的自由前往公共空間并享受公共生活，但國家其實也積極參與到大眾文化的創造之中。

02

公眾、公共生活與政治文化

本書中的“公”與“公共空間”聯系在一起。在晚清，人們常討論“公眾”（或“公共”）的問題，這與自發組織和“公共輿論”聯系在一起，正如冉枚爍（Mary Rankin）、羅威廉（William Rowe）等美國學者在1990年代已討論過的。在辛亥革命、軍閥混戰和國民政府時期，“公眾”在國家和地方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這時“公眾”可能有若干意思，如媒體、知識精英、地方民眾、各種社會組織等，與政府和官員相區別。1949年后，“公眾”這個詞變得越來越敏感。“文革”初，通常講“群眾”或“革命群眾”，反義詞是“反革命”或者“反動分子”。一定程度上，在革命話語中，“群眾”（或“革命群眾”）即積極跟隨黨和政府、參與各種政治斗爭的大眾。雖然“革命群眾”在公共空間也有他們的“生活”，但都不是自發的，而是黨和國家組織者推動的。隨著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人們有了更多機會參與國家和地方政治，并形成了公眾輿論，這種輿論甚至經常可以影響國家和地方政治。這樣，“公眾”返回到公共事務中，在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中起著重要作用。

中國研究領域對公共生活探討甚少，但西方關于公共生活的研究已有深厚基礎。R. 桑內特（Richard Sennett）在《公共人的衰落》（1977）中，把作為現代概念的“公共生活”視為一個人的政治生活，指公共服務、政治地位及選舉等。但在前現代歐洲城市，桑內特認為公共生活是發生在公共場合的，即“家庭和密友之外”的“公共領域”，即他人所能看到的生活。R. 特雷克斯勒（Richard Trexler）的《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的公共生活》（1980）有不同的著眼點，他考察了“古典的公共儀式”。他關于“公共儀式生活”的概念包括“邊緣群體”的斗爭，以及他們對“傳統社會與儀式組織”的挑戰。簡言之，桑內特和特雷克斯勒對公共生活的限定可視為狹義的，而另一些學者采取更廣泛的定義。

我所稱的公共生活更接近桑內特的定義，即人們在家庭和密友以外的生活。相對于發生在家中和其他隱匿于公眾視野的私人生活而言，我把公共生活看作每天在公共空間中發生的社交、休閑與經濟活動。我所討論的公共生活概念包含以下幾方面：（1）人們在共享的公共空間中的活動；（2）在這些地方，人們對隱私沒有期待；（3）人們的活動可由社會、休閑或政治原因驅動；（4）公共生活中的活動可被政治形勢和政治文化影響；（5）自發日常的公共生活，而非國家主導的各種活動（例如國家組織的游行、集會、慶典等）。

《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50—2000）》英文版

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 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 1950–2000.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在毛澤東時代，公共生活是“有組織的社會性”活動，強調“以國家為中心和官方意識形態”，強調“個人服從集體”。自發活動和不同的聲音受到限制，而組織和宣傳的活動處于統治地位。改革開放后，“在非官方的社會和空間領域，新的社會交往注重個性化和個人愿望”。公共生活和社會化的中心，從大規模國家控制的公共空間（諸如城市廣場、體育館、工人俱樂部等），轉移到空間較小、商業化的區域。但在成都，茶館仍處于中心地位，為各種人群提供各種服務，是都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都市變遷的見證。

通過對20世紀下半葉成都茶館所展示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研究，本書討論了中國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環境的轉變。20世紀80年代，一些歷史學家開始使用“政治文化”概念，例如L. 亨特（Lynn Hunt）的《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考察了“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并揭示了“政治行為的規則”，其中包括“表達和塑造了集體意圖與行動”的價值觀、期望與潛在規則。亨特認為，政治文化吸收了“革命政治行為的邏輯”與“實踐的標志”，如語言、想象與姿態等。P. 伯克（Peter Burke）也看到了政治文化運作的不同范圍。他指出這個概念涉及兩個范疇：一是“政治態度或不同群體的理念”；二是“表達這些態度或理念的方式”。而我的研究將增加一個領域，即社會主義國家機器，它運作于具有各種理念的集團之上，并可直接利用其權力把政治文化植入日常生活之中。以茶館為切入點，對1949年以后的中國公共生活進行研究，我們將對那個激進的、意識形態化的時代有更深入的觀察。

在這項公共生活的研究中，我或多或少地采取了亨特對政治文化比較狹義的取向。亨特發展了“政治文化”這個工具概念，而我用它去研究社會主義中國的日常生活，觀察公共生活如何被政治塑造。通過茶館這個微觀世界，去探索政治權力如何管控社會的方方面面，以及社會主義政治與文化如何滲入廣闊的公共生活。我們還將看到革命和其他政治運動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們之間的關系，以及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目前許多關于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關注國家政治、政策制定、國家意識形態以及政治精英的活動，但本書將進入政治與文化的最底層，去觀察在最基本的社會單位上，政治與文化的交互作用。

03

1949年以后的中國城市：

國家與文化

20世紀80年代之前，關于1949年以后中國城市的研究主要是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完成的，他們更多地強調政府政策而不是社會本身，提供了一個宏觀視角。J. W. 劉易斯（John Wilson Lewis）在1971年編輯出版論文集，涵蓋了公安局、城市干部、工會、商業、教育、人力資源管理等問題，從政治學角度考察了社會主義城市的管理。1984年社會學家懷默霆（Martin King Whyte）與白威廉（William L. Parish）出版了第一本關于社會主義中國城市生活的專題著作《當代中國的城市生活》，幾年后，懷默霆為《劍橋中國史》的第15卷寫了題為《共和國的城市生活》一章，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對共產黨接管城市的響應、蘇聯模式與城市發展、城市精英與普通群眾的關系、城市組織與政治運動如“大躍進”“文革”引起城市生活的混亂等問題。懷默霆也涉及了改革開放初期的城市問題，包括恢復高考制度、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控制犯罪等。他指出，“1949年以后，當局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認為依靠緊密的組織系統與堅定的意識形態，將成功解決城市問題。這種假設忽略了大眾價值觀與期望對當局政治的影響”。懷默霆是第一個系統地考察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生活的學者，其研究迄今仍是最全面的。

通過實證的、檔案資料的分析關注社會主義時期的個人經歷——持這個取向的幾乎都是歷史學家，他們的研究著述幾乎都是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其中重要成果之一是周杰榮與畢克偉編輯的《勝利的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歲月》。在導言中，他們討論了研究1949年以后中國城市的困難性：“直至中國大陸對外國研究者開放之前，對20世紀50年代早期的研究資料只限于報紙和海外人員的口述。”改革開放后，隨著收集檔案的渠道逐漸開放，更多歷史細節被揭示，我們對共和國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盡管各地接觸檔案的渠道和館藏都不盡相同，但是一般來說，1950年代早期的中文檔案與文件、報告等，比以后的時期要更容易看到。”這些地方檔案能為“研究共產黨接管城市機構與重組城市社會提供多得多的細節”。

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最新研究，還有周杰榮和蔣邁（Matthew D. Johnson）主編的《草根階層的毛主義：早期社會主義時期的日常生活》（2015）。編者指出過去的研究“主要是從上到下，集中在國家”，但這個論文集關注“村莊、工廠、鄰里、縣級、少數民族地區，從下往上，日常生活的語境”。他們還發現“國家和社會是不可能截然分開的”。像西方的歷史學家一樣，中國學者基本從2000年后才開始研究社會主義時期的城市。在過去的十余年里，國內出現了新材料的發現和新主題的開拓，但大部分是政治史，很少研究城市史。當然，上海是個例外。

近年來關于改革開放以后城市和城市生活的研究多由人類學家、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完成。他們用“商業革命”（commercial revolution）與“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來描述改革時代的中國，這可以從社會學家戴慧思（Deborah Davis）編輯的論文集《中國城市的消費革命》中清楚看到。中國的消費革命和快速的商業化發生了巨大沖擊，影響了經濟的發展、私有成分的增長、傳統生活的改變、婚姻和家庭的構造，導致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沖突的出現。

以上研究中有些觀點值得我們關注。首先，中國政府建立了高效，甚至可觸及城市社會最底層的管控制度。其次，改革開放后，大量“流動人口”弱化了國家對城市社會的控制。再者，20世紀末以來，中國經歷了城市與商業革命，這不可避免地改變了城市的公共生活。最后，我們可以發現研究方法的改變：70和80年代的研究一般是為政治體系、政策、控制和管理提供一個全國層面上的視角；而在世紀之交，研究者的關注點轉向了城市生活與具體的城市問題，并著重研究人們在城市中的經歷。

我們還可以看到如下一些局限：研究文化生活者很少，更多的是研究政治、政策和機構，而且大都集中在50年代，因為相對而言有更多資料。研究主題主要是共產黨從暴力革命到城市管理的轉型，考察這種轉型怎么發生、其機制是什么，等等。另外，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上海，因此要對上海以外的城市進行個案研究，建構中國城市的完整圖像。

《茶館：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與復興（1950-2000）》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2年7月

本書是一部城市的微觀史，依賴檔案資料和作者本人的田野調查進入一個內地城市（比較典型的“中國城市”）更微觀的層面，試圖從以下三個方面將中國城市史引向新的層面。

首先，我們已經看到不少關于中國社會變化的研究，但歷史學家相對來說較少考察社會與文化的延續性。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社會形態、政治體制、經濟文化政策等方面，的確有非常明顯的不同。但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并未完全分割，葉文心在研究民國時期上海中國銀行的空間、時間和日常生活時，發現“近代都市資本主義工商企業的產物跟社會主義之下孕育的若干制度并不是全然背道而馳的，兩者之間在威權結構及大家長式管理哲學上頗有相通之處”。2013年，哈佛燕京學社組織了“再思1949年分水嶺：政治學與歷史學的對話”（Rethinking the 1949 Division：Dialogue between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工作坊，參加者包括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柯偉林（William Kirby）、柯麗莎（Elisabeth K?ll）、楊奎松、張濟順、孫江、李里峰等。參與工作坊的學者幾乎都同意（雖然程度不同），國共兩黨在不少觀念、習慣、經濟政策方面，并沒有不可跨越的鴻溝。而本書同時關注了公共生活的改變與延續，以及兩者的互動。我用具體的證據去判斷城市公共空間、公共生活、大眾文化，哪些發生了改變，哪些仍保持原狀，或者變化非常之小。

其次，通過考察1949年以來的公共生活，揭示革命及各種政治運動是怎樣影響普通人民、黨和國家機器之間的關系的。本書描述了空前歷史劇變時期的公共生活，從新中國成立開始，經歷了“大躍進”“文革”到改革開放，茶館一直是街坊交流與社會互動的中心，是社會各階層的人們施加影響和竭力占領的公共空間。這個研究也同時指出，國家權力與社會雖存在矛盾，但并不總是二元對立，灰色地帶無處不在。國家政策也并不是一成不變，對公共空間和日常生活的控制時松時緊。

最后，我關注茶館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茶館是街坊鄰里社交的中心，因此是觀察政治權力怎樣發揮作用的絕佳地點。作為一個微觀世界的茶館，提供了一個理想的視角去觀察社會、文化和政治轉型。想要完全了解一個城市，我們需要深入它的最底層，去考察城市社會生活最基本的單位。茶館就是最重要的公共空間之一，為社會經濟活動提供了一個極為方便的場所。隨著新中國成立，中國的日常生活經歷了根本變革。盡管我們知道這場變革的重要性，但我們對具體的細節，尤其是關于城市社會底層的生活知之甚少。這項研究便提供了對日常社會生活最基本層面的深刻理解。

04

檔案的挖掘和田野調查

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國所面臨的重大挑戰是新資料的發現與分析。與20世紀50和60年代的學者相比，我們現在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條件要有利得多。然而，資料的分布是不均勻的，例如20世紀70年代及以后的檔案文獻很難接觸到。因此，正如M. 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所指出的，“研究中國必須在面對著明顯的資料中斷的情況下進行”。

我在討論20世紀50與60年代民眾的公共生活時，主要依靠檔案資料。在60與70年代，因為茶館的數量大量地減少，檔案中關于茶館的資料非常有限。不過，成都茶館幸存下來，我仍然能夠從其他官方和私人記錄中得到茶館生活的大量線索，甚至包括檔案中難以看到的細節。20世紀50年代關于茶館的資料反映出，從國民黨政府到共產黨政府的變化對茶館生活與商業運營產生方方面面的影響，涉及國家控制、雇傭、薪資以及茶館衰落的原因。茶館在“文革”時期處于最低谷，基本沒什么東西可供研究；更為不利的是，“這個時期國家的出版物更多的是宣傳而非信息”。從1950到1970年代，地方報紙很少有關于茶館的報道，與民國時期豐富多彩的信息形成了鮮明對比。茶館盡管仍被許可存在，卻被認為是“落后的”，不被包括在“積極的公共場合”里。此外，政府加強了現代工業城市的建設，所以人們大大減少了對茶館的光顧。因此，本書對“文革”時期的茶館與茶館生活，只是作為一個過渡時期進行簡單概括。

本書的另外一個關注點是改革開放后茶館的復蘇與轉型。研究改革開放時代的茶館與公共生活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不利的是檔案資料缺乏，例如連最基本的茶館數量都不能確切得知。不過有利因素是茶館的復蘇和媒體的活躍，地方報紙大大增加了對茶館的報道。加上我對茶館進行的實地調查，得到了許多第一手資料。

我們必須把報紙的報道放到大的政治環境中去分析。有時我并不把那些新聞報道當作對事實的描述，而是去探明它是怎樣報道的并且為什么要以這樣的形式報道，然后從字里行間篩選出事實。這些新聞報道與民國時期有類似之處，即經常從精英的角度對茶館進行批評，也不可避免地對大眾文化懷有偏見。因此我們在運用這些材料時，應具有分析的眼光。但是，這些報道依然為我們通過茶館去了解城市公共生活，提供了相當豐富和有價值的信息。

除了檔案資料和報紙媒體，本書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實地考察。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初，我在成都茶館中開展了大量調查，也目睹了成都城市的面貌、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巨大變化。我考察了不同類型的茶館，從氣派非凡的、多層的、可容納上千人的茶樓，到簡陋的、只有幾張桌子的街角茶鋪。我與茶館中形形色色的人進行了交流，有顧客、老板、員工，以及服務員、算命先生、擦鞋匠、掏耳朵匠、小販，等等。當我考察茶館時，我并沒有分發調查問卷、做筆記或記錄對話，我更傾向隨意交談，并沒有預先設定的主題。這樣，我力圖得到被調查對象最真實的表達，去傾聽他們的聲音。每天考察結束后，我把自己當天的所見所聞寫入調查筆記中。

這種沒有預設的調查，使我更容易從平常的對話而非標準化問卷中，收集到現實的故事與真實的信息。在傳統的街角茶館，顧客們并沒有什么隱私意識，這對我的考察是有幫助的。但另一方面，對某些問題，我卻不能得到系統的資料，因為信息經常是隨機的。再者，在使用這類調查記錄時，我盡力去保持資料的最初風格，希望我講述的故事不要太受到我主觀意識的干擾，而保存其中最自然的東西。應指出的是，盡管我像人類學家一樣進行田野考察，但我是從歷史學的視角去對待我所收集的資料的，即不試圖去建立一種人們行為的一般分析模式，而是去回答在經濟與政治變化過程中，公共生活怎樣改變等歷史問題。

在我對成都進行考察后，不到十年，舊的城市幾乎從我們眼前遠去，至少這個城市的外觀已被一個嶄新的面貌取代。在當今中國，古代城市中富有特色的大眾文化和地方文化正快速消失，城市變得越來越同一化。因此，恢復與重建中國城市的歷史，對社會史、文化史和城市史學家來說，將是一項重要而艱巨的任務。

本文節選自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50—2000）》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