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

地方官政績最精準的“天秤”

左健偉 張乃格

地方志書,是全面、系統地記述本行政區域自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歷史與現狀的資料性文獻。賡續文脈、不斷編纂的地方志書,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寶,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獨樹一幟。長期以來,人們對地方志功能的認識,從最初“掌道方志,以詔觀事”的資政、存史,到方志成熟與定型之后的存史、資政、教化,再到今天的資政、存史、育人和服務,隨著時代演進而不斷深化。其實,地方志作為“一方之全史”,從古至今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功能——警示敬畏。唐太宗李世民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其中的“興”與“替”、“得”與“失”,就是站在人類發展史的高度,透過漫漫歷史長河,經過檢驗、考察得出的結論。從史志這面鏡子中,可以照見朝代的興亡盛衰與前人的成敗得失,因而中國古代有“治天下者以史為鑒,治郡國者以志為鑒”的說法。

如果說國史是對國君功過得失的評判,那么地方志則是對地方官員施政的最好注解。明萬歷五年(1577),宿遷知縣喻文偉在其纂修的《宿遷縣志》序中寫道:“余承乏茲土,至即索志以觀,蓋欲得其民物風俗為何而亟為之所,且稽前之令此者某也善為足法,某也不善為足戒。”意思是,我想了解宿遷的民情風俗,打算“對癥下藥”早日制訂出施政方針;也想了解過去哪些前任有善政,值得我學習,哪些前任為政不善,我要引以為戒。明萬歷二十四年(1596),知縣何東鳳重修了《宿遷縣志》并在序言中寫道:“余奉命調宿,甫下車,即進諸君子,而吾問之曰:若邑有志乎?前此蒞茲土者何人也?其人之姓氏、里居,與其持己之污廉、政治之純疵,亦有可臚列而指述者乎?余將參稽以為法戒焉。”同樣表達了把清廉有為的前任作為楷模、貪墨虐民的前任作為反面教員的愿望。喻文偉所說的“某也善”“某也不善”,何東鳳所說的“持己污廉”“政治純疵”,都是地方志對地方官員的歷史評價。可以說,地方志就是地方官員的一面鏡子,也是最精準的“天秤”。

一、地方志記錄善政善舉,宣揚為官之道與從政之德

中國自古至今,對于重要人物的功過得失都會評說,比如通過死后所封謚號就能看出后人對其評價。地方志自古以“述而不論”為編纂原則,但通過其記述方式仍然可以看出編纂者的良苦用心和道德標準。地方官在任期間清廉為民,真心實意地為治下的百姓做好事、做實事,當地人民是不會忘記的,方志的編纂者也往往大書特書、一書再書,從而為繼任者指明為官之道和從政之德。

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曾經做過南康知軍(南康軍治星子縣,今屬江西省廬山市)。在任期間重建白鹿洞書院,并親任洞主,制訂洞規、延聘名師,劃撥院田、苦心經營。其手定《白鹿洞書院教規》,在中國教育史上有重大影響。白鹿洞書院后來也因此和湖南長沙岳麓書院、河南商丘應天書院、登封嵩陽書院并稱中國四大書院。其辦學模式還傳到日本、韓國及東南亞一帶,在海外享有盛譽。他精心挑選唐代孝子熊仁瞻為典型,親筆撰寫《祭熊仁瞻孝子墓文》,頒布“敦厲風俗”牒文,在境內推行孝道教化。朱熹還修復城南鄱陽湖畔星灣石堤,造福一方。因他別號紫陽,當地紳士和民眾為了紀念他,親切地稱星灣石堤為紫陽堤。對朱熹的這些善舉,歷代當地志書都進行了大量記載。如今,紫陽堤已成為人們憑吊先賢、流連賞景的地方名勝。

白鹿洞書院(圖源:新華網)

近代著名思想家魏源曾于清咸豐年間在江蘇高郵州做知州。高郵位于里下河腹地,俗稱“鍋底洼”。境西高郵湖風高浪急,民船常有覆舟之災,湖東之民十年九淹。魏源遂于湖口筑大堆,上植榆柳,民船得以避風,同時疏浚河塘、興修水利。又曾署理興化知縣,上任三日,聽說高郵河湖盛漲、河防官員卻將下江諸閘全閉,水無去路,興化岌岌可危。按照慣例,申請開閘需先上報揚州府,揚州府再上報江寧布政使司,江寧布政使司再上報江蘇巡撫,江蘇巡撫再上報兩江總督。如果獲得批準,還要再一層一層向下傳達。等到興化縣拿到批文、獲準開閘泄水,境內早就淪為魚鱉了。魏源心急如焚,星夜奔赴南京,直闖兩江總督行署,擊鼓請開運河東岸,分路宣泄,下河七縣才獲得保全。對此,〔光緒〕《再續高郵州志》、〔民國〕《續修興化縣志》都進行了生動記載。

魏源所撰、曾懸掛于高郵州署、現移置大堂前作亭柱聯的對聯:上有青天,一片冰心盟上帝;民皆赤子,滿腔熱血注民瘼。

北宋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曾任泰州西溪鹽稅監、興化縣令。當時海岸線尚在內地,因原先的海堤年久失修,海水經常倒灌,大片良田鹽堿化,江淮濱海一帶經濟蕭條、民不聊生。范仲淹創修捍海堰,堤外煎鹽、堤內耕種,當地百姓深受其惠,明代以后,此堤稱為“范公堤”。清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卷23《南直五·通州》征引舊志:“堤起自海門呂四場,迄于鹽城之徐瀆,繞三十鹽場之西,去海遠者百里,近者數十里。堤之外俱灶戶煎鹽之地,淡水出則鹽課消,故堤以護之。堤以內俱系民戶耕種之田,潮水入則田租損,故堤以防之。”

沿范公堤一線歷代州縣的傳世志書,其《宦跡》部分無不收有范仲淹的傳記。除此之外,明〔嘉靖〕《兩淮鹽法志》卷9《祀祠》有范文正公祠條,祭祀范仲淹;又有“三賢祠”條,頌揚范仲淹等先賢。清〔雍正〕《敕修兩淮鹽法志》卷15《祠祀》,收錄奉祀范仲淹的祠廟有范文正公祠、范公祠、報德祠等多處。《河防志》卷9《藝文·歷代名臣列傳》,收錄對象為歷代治水官員,范仲淹為其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民國〕《續修興化縣志》書前收有歷代名宦畫像,范仲淹赫然在列。在他任鹽稅監的東臺市西溪,早在明萬歷間即輯有《西溪鎮志》,記載他的事跡以及有關的遺跡、詩作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東臺市城市展示館內的范仲淹雕塑

二、地方志記錄災難和社會事件,告誡后世之人

作為官修志書,真實記載社會事件、社會狀況是基本要求,因而古代各級各類地方志中,幾乎都設有《災異志》,記載自然災害。由于舊時人們對自然災害認識不足,往往將其看作“奇事”“怪事”進行著錄,故稱為“災異”。志書記錄的自然災害,很多觸目驚心。如清龔文洵《唐市志補遺》“颶風之慘”條,記錄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十八日颶風,福山一個沈姓人家有40余口淹斃,崇明三沙鎮淹死27000余人,瀏河新鎮淹死20000余人。又載事后統計,此次風災共淹死75400人。

沿海一帶尸陳遍野,難以備棺木,許多尸體只能裹以草席匆匆掩埋。而尸多席少,裹尸草席不敷應用,草席甚至賣到白銀4錢一張。讀來令人淚目。這實際上也是對地方官吏政績的批評。正如〔光緒〕《高淳縣志》卷12下《祥異》無題序所說“淳雖一隅,雨旸寒燠,詎不關人事哉”,同樣表達了對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關切。

明〔嘉靖〕《泗志備遺》卷上《政賦》“泗民十害”目

志書不僅記錄自然災害,對群眾反映強烈的社會事件,也會如實記錄。明清時期,淮安地處淮河、運河、黃河交會處,漕運總督署、南河總督署駐節于此,是全國漕運中心、河防中心、鹽運中心、造船中心,南船北馬,商賈云集。朝廷遂在這里設置鈔關,向過往船只征稅。

冒廣生在他編纂的《淮關小志》中,就記載了淮安關驗關的真實場景。早晨海關未放,天氣寒冷,船家和商人在寒冷中瑟瑟等待。等了許久,只見“眾擁一少年盛服至”,這才開始報驗,等到最后一艘船,很破,所載貨物多于申報。“少年怒,嗾從者詰之,鞭笞交下,豕牽其人而去。”眾人問:“這個少年是鈔關官員嗎?”船家回答:“這人姓孫,名曰老谷,是鈔關督司門衛妻弟的仆人。”一個官家門衛親戚的仆人都能這樣欺壓百姓,可見當時晚清的吏治腐敗到了何等程度。志書生動揭露、無情鞭撻了極端腐敗的現象。

對地方官腐敗無能、昏庸愚昧,地方志也會如實記述。清末鴉片戰爭中,英國侵略軍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攻破鎮江,進犯南京。其間,英軍竄擾靖江,靖江民眾奮起抵抗,殺死殺傷英軍數人。英軍氣急敗壞,駕炮船前來報復,又遭到靖江軍民迎頭痛擊,擊毀炮船一艘,擊斃英軍十余人,此后英軍“不敢復窺靖江”,〔光緒〕《靖江縣志》卷7《兵防志·兵事》對此做了詳細記述。書中同時記載,外敵當前,兩江總督牛鑒卻“退走金陵,下檄撤防埋炮”。在得知靖江軍民取得抗英勝利之后,“牛鑒頗不愜意”。文末還附有抗英英雄、靖江營守備王武滔的傳記,說他雖為一方安全奮勇當先,結局卻是不明不白地被降級,調離靖江。志書纂修者對此忿忿不平,連呼“惜哉,冤乎!”

三、地方志忠實記錄,千秋功業待由后人評說

中國古代大多數修志者,以齊太史伯、太史仲、太史叔三兄弟,晉太史董狐為榜樣,奉秉筆直書、存真求實為圭臬,以褒貶人物、記功司過為己任,千金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努力編纂可以信今傳后、藏諸名山的傳世方志。

常熟王峻曾應蘇州知府雅爾哈善、傅春所聘,纂修〔乾隆〕《蘇州府志》,《清史列傳》卷71這樣記載:“有明季大僚曾污偽命者,其子孫賂千金,求更一二字,(王峻)終不許。”民國期間,胡喬木之父胡應庚曾應鹽城縣長林懿均、李直夫所聘,與陳鐘凡纂修《續修鹽城縣志》。

當時陳鐘凡任教國內著名高校,分身乏術,主其事者實際上就胡應庚一人。當時,同鄉的馬玉仁以販賣私鹽起家,后被當局收編,官至淮揚護軍使、江浙聯軍軍長,上將軍銜。為人無惡不作,十分囂張,凡對其心懷不滿者,常常死于非命,胡應庚對此如實記載。馬玉仁恨之入骨,百般威脅利誘,并出資使人撰《續修鹽城縣志稿第一輯攻錯錄》,無端攻訐胡應庚。胡應庚毫不退讓,堅持只字不改,頗有董狐古風。

在古代各級綜合志書中,都有專門的職官志,又叫秩官志,其下大多分立官制、職官表、宦跡傳三部分。一般情況下,入宦跡傳的,必定操行清廉、政績卓著。不能入宦跡傳,只能廁身職官表者,通常政績平平,甚至貪墨無為、苛征不已。對于十分惡劣的官員,古代個別志書還會有酷吏傳。比如,〔嘉靖〕《泗志備遺》卷上《政賦》有“泗民十害”目,〔萬歷〕《帝鄉紀略》卷7《宦跡志》之末附有《酷吏傳》,〔崇禎〕《江陰縣志》卷2《經野志》有《重役》目,明吳江史冊輯、清史在相增補的《吳江縣志》卷9有《厲政》目,都從不同角度對地方吏政提出嚴厲批評。

盡管古代方志記述了不少惡績,但總的來說古代地方志通常以激勵為主,由此形成寓貶于褒的記述方法。清錢大昕在《新安志》跋中寫道:“國史美惡兼書,志則有褒無貶,所以存忠厚也。”〔康熙〕《桃源縣志稿》王立身序也說:“縣之有志,猶鼎之有銘,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志之書,記善而不記慝。片善微長,無不悉載,所以移風易俗也。”〔光緒〕《重修丹陽縣志·凡例》甚至將“書善不書惡”作為普遍遵循的“志乘之例”。

為了保證歷史記載的真實性,減少現職官員對于歷史記述的干涉,對涉及地方官的收錄與記載方面,許多志書還特別形成了宦跡傳不收現任地方官的原則。〔萬歷〕《徐州志》就以“禮貴遠嫌故”為由,宦跡傳一律不收在任官員。〔順治〕《海門縣志》設有《治行》,相當于一般志書的宦跡傳,書前《凡例》明確提出:“至近代政績茂著若而人,惟已去者應述善政,現任者例俟后賢。”規定即使政績再突出,現任官員也不予收錄。古代一度流行為在任地方官立生祠、離任地方官立去思碑的風氣,而祠與碑通常屬于志書的記述范圍。〔順治〕《溧水縣志》為此規定,此類的生祠與去思碑,書中“概勿錄,懼私也”。這些都有效保證了志書的真實、可信。

四、地方志揚善懲惡,警示敬畏作用應得到進一步發揮

史學家章學誠說:“史志之書,有裨風教者,原因傳述忠孝節義,凜凜烈烈,有聲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貪者廉立。”方志作為信史,真實記錄前人處理政事的得失,治政治要昭然若揭,興亡成敗盡在其中,具有“揚善懲惡、警示敬畏”的作用。在今天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進程中,不能僅把地方志作為一項事務性工作,而應作為鼓勵先進、鞭策后進,激勵干部敢作敢為、善作善為的手段。

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君子之心,常懷敬畏”,指出要敬畏歷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態。地方官的歷史是史官寫的,更是自己“寫”的。敬畏歷史,首先要敬畏權位,慎用權力。得意不忘形,堅守清廉本心;理政不亂政,心中裝著百姓。只要這樣,歷史一定會給予公正的評價;只有這樣,歷史才會作出公正記載。如果只圖眼前利益,不顧及后果,只顧當前得利,寅吃卯糧,透支未來,給后人留下包袱甚至災難,那不僅不能把當前的工作做好,還會成為歷史的罪人。

近年來,對公職人員的監督愈來愈嚴格,年終有考核,離任有審計,乃至終身有追責。年終考核的時間標準是一年,離任審計的時間標準是數年,終身追責的時間標準是數十年。地方志“考察”地方官的時間標準,是綿綿歷史長河,短者數百年,長則一兩千年。志書有關地方官政績的記載,無異于經過時間檢驗、實踐驗證之后的歷史總考評。一旦獲得“差評”,將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從這個角度來說,地方志既是一面歷史的鏡子,更是一座衡量地方官政績優劣的“天秤”。

二輪江蘇省志中的《審判志》《檢察志》《紀檢監察志》

作為歷史的記錄者,方志人要大力弘揚“修志問道、直筆著史”的精神。一方面要把一個區域、一個領域的發展成就、主要經驗全面詳實地記錄下來,讓主動作為者、善作善成者青史留名,并把奮斗的精神財富傳承下去。2022年,退役軍人事務部、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中央軍委國防動員部聯合印發了《退役軍人名錄和事跡載入地方志實施辦法(試行)》,就是要讓軍人成為全社會尊崇的職業,激勵軍人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更大貢獻。另一方面,方志人更要秉筆直書,把發生的自然災害、突發事件等記錄下來,讓后人從這些經驗教訓中得到啟發,避免重蹈覆轍。對于用權任性、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的案例,也要如實記錄。二輪江蘇省志中的《紀檢監察志》《審判志》《檢察志》都記錄有大量典型案件,警示地方官員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時刻牢記權力來自人民,當為民所用,知敬畏、存戒懼、守底線,時時以“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態度決策用權,不圖虛名、不務虛功,立足當前、著眼未來,在其位、謀其政、盡其責,努力創造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

來源:方志江蘇(《江蘇地方志》2025年第2期)

作者:左健偉(江蘇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原黨組書記、主任)

張乃格(原江蘇省地方志辦公室處長,《江蘇歷代方志全書》主編,江蘇文脈整理研究與傳播工程編纂出版委員會委員,《江蘇文庫·方志篇》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