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星計劃-這次認真寫一部自己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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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猛地驚醒,一下子從床上坐起。只有在焦慮時,我才會這樣忽然醒來;有那么一分鐘,我竟不明白自己的心為何跳得比平常更快。接著我想起來了。還是那老原因——他沒回家。”
這就是《鄉村女孩》(
The Country Girls)的開篇——20世紀頗為著名、聲名狼藉但頗受喜愛且頗具影響力的愛爾蘭小說之一。即便在一個愛爾蘭文學名家輩出幾乎統御世界文壇的世紀里,《鄉村女孩》的創作、出版以及隨之而來的公眾嘩然,仍在文學傳說中占據了獨一無二的位置。
首先是它驚人的創作速度。(“書是自己寫出來的,”奧布萊恩常這樣形容那奇跡般的三星期創作時間。)其次是它臭名昭著——如今已成傳奇——的接受史:被愛爾蘭審查機構以“性描寫露骨”為由查禁;當地一位教區神父在念完玫瑰經后當眾焚書;奧布萊恩本人則收到一連串惡毒的匿名恐嚇信。這一切,最終使作者同時成為風云人物與全民公敵。
歷史一次次證明,小說初版時引發的極端道德譴責,反而使它與奧布萊恩一起,成為時代標志——象征著愛爾蘭女性在一個極端保守、極端宗教化、制度性厭女的社會里爭取發聲的斗爭。肖恩·奧法倫(Seán ó Faoláin)曾把這一時期的愛爾蘭稱作“陰郁的伊甸園”,然而,這一說法依舊難以描摹奧布萊恩所承受的滔天怒火與公眾譴責。
當然,奧布萊恩接著又因浩大的國際聲譽而遭受了更多“創傷”。無論走到哪里,她都受到追捧,由此忽然就闖進了那間只應屬于“文學偉丈夫”的房間,并占據了寶貴空間——他們可不樂意她的到來。奧康納(Frank O’Connor)與哈特利(L. P. Hartley)尤其出言不遜,稱她筆下人物是“花癡”,而作者本人則“品味低俗,挑男人的眼光也一塌糊涂”。
此外,《鄉村女孩》及其隨后兩部幾乎同樣引起爭議的續作《孤獨女孩》(
Girl with Green Eyes) (國內出版的文本根據首次出版名字譯為《孤獨女孩》,后文遵從此名) 與《幸福婚姻中的女孩》(
Girls in Their Married Bliss)(在國內以《出走》三部曲的譯名出版),把愛爾蘭當時嚴苛貫徹的文化、社會、智識停滯所隱藏的人性損傷,毫不留情地映照了出來——而這種停滯在60年代初已十分令人窒息。
在一個女性生活方方面面都被國家機器(在巨細靡遺的天主教會的意識形態指揮下)入侵、并被隨意支配的國度里,奧布萊恩召喚出敢于渴望超越傳統家庭與性奴役、情感冷漠、棄絕智識的女性角色——這無異于一場革命。
她不僅為無聲者發聲,還把國家的“骯臟衣服”當眾晾曬——那些衣服臟到五十多年后依舊需要再搓洗。如今,從落筆到被道德批判,再到被奉為經典,這段旅程讓任何對奧布萊恩文本本身的接近,都自動帶上了政治意義。
盡管這無可避免,但若只關注此書的風雨身世,忽略了它本身就是一座文學與藝術的寶藏,那將十分可惜。《出走》三部曲——常被稱作“愛爾蘭少女成長故事的原型”——并非打破了常規的小說,恰恰相反,反而是它確立了新的框架。
三部曲的核心,是凱特/凱特琳·布雷迪(Caithleen/Cait/Kate Brady)與布里吉德/芭芭拉·布倫南(Bridget/Baba Brennan)交織、后來互為旁白的姐妹花故事。這兩個女孩時而結為同盟,時而彼此仇視,在50年代愛爾蘭農村令人窒息的宗教氛圍中一起長大。
我們剛開始讀到她們時,她們還是學生。凱特與溫柔、溺愛的母親同住,不過母親飽受暴力酗酒丈夫的折磨——其父親在經濟層面也一塌糊涂。家中唯一的維系者是希基,他是一個薪水微薄的雇農,他讓農場得以運轉,不過偶爾順手牽走一只雞。除此之外,希基樸實而可靠,對這被酒精撕裂的家庭而言,如同慰藉;母女倆都害怕他會跳槽到薪水更高的地方。
芭芭拉的生活則截然不同。她是本地獸醫布倫南與夫人瑪莎的女兒。瑪莎最愛的,便是在本地旅館酒吧里,邊喝幾杯金湯力,邊與旅行推銷員作伴。芭芭拉渾身上下散發著農村小資產階級孩子的自信、嬌縱與毫無根據的勢利。她時而嫉妒、時而惱恨凱特的聰慧與夢幻的藝術氣質,于是不斷欺負、作弄她。
然而,凱特的母親早逝,后來兩人被打發到鄰郡一所毫無生氣的修道院學校后,芭芭拉對凱特的依賴愈發明顯。這對奇怪的組合卻彼此扶持,熬過了接下來幾年難以下咽的晚餐與萌動的青春期。
緊接著就是沖突的來臨,在芭芭拉策劃下,她們因一次精心安排的“猥褻事件”被開除(“可憐的瑪格麗特修女,她遭受了宗教生涯里最大的驚嚇”),于是決定奔赴都柏林,熱切追尋她們想象中大城市將賜予的一切浪漫與光鮮。
她們在吝嗇卻善良的奧地利流亡者喬安娜經營的寄宿屋里落腳。芭芭拉很快開始尋找所謂的冒險,并說服凱特把內衣染成黑色。凱特也找到了一份在雜貨店的工作,并相對滿足——直到家鄉的“幽靈”重現:那位“紳士先生”(Mr Gentleman),因其法國人身份,本名“德·莫里耶”對她們來說太難發音,于是姓名也被簡化成紳士。
他年長許多,婚姻不幸,帶著恰到好處的世故。“紳士先生”正是足以俘獲像凱特這種愛做夢、文學少女的“優雅舊世界”的化身。而這位先生自她14歲起便日益關注她,如今也樂于讓關系更進一步。
奧布萊恩的筆調,沉醉于少女對這種“他者”符號的戀物式迷戀:他帥氣的汽車、外國口音、薄薄冷靜的嘴唇、溫和脾氣、文質彬彬的文化氣息——這一切與凱特早年被訓練著去適應的混亂男性情感和氣質截然相反。
他們躲開窺視的目光,偷得片刻相處。雖然場景遠非公眾怒斥的那樣“淫褻”,卻仍是文學中最具性張力的段落之一。凱特那充滿浪漫主義色彩乃至后來肉體上的渴望,與她對自身稚嫩、可能令他失望的恐懼交織,讀來令人傷感,任何曾無望地愛過的人都心有戚戚。
為了照顧還沒讀過的讀者,這里不再劇透更多;但省言之,帶著苦澀的必然性,小鎮鄉村的惡意不會放過任何展示其最殘酷一面的機會。
《嫉妒的女孩(
Girl with Green Eyes),這里采用直譯》——初版名為《孤獨女孩(
The Lonely Girl)》——在《鄉村女孩》故事的時間線兩年后繼續展開新的故事。女孩仍寄宿在喬安娜那里。芭芭拉如今忙著尋找能請她玩樂或白吃白喝的男人。凱特則在飛速閱讀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溫柔》,急于知道“那個男人會不會離開那個女人”,暗示她的浪漫幻想依舊完好,事實也很快證明的確如此。
某晚與芭芭拉外出時,她認識了尤金·蓋拉德(Eugene Gaillard)——一位面相憂郁的紀錄片導演。他神秘而自持,給了凱特一劑“紳士先生”式的沖擊;于是,在都柏林一家書店偶遇時,她破天荒地主動邀他喝茶。尤金答應了,一段笨拙的戀情隨即展開。
凱特再次選擇了年長且世故的男人,但很快發現自己被改了名字(“他叫我凱特,說凱特琳太‘基爾塔坦’——鬼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并完全無法駕馭這段感情。尤金那仍被隱約愛著的“前妻”如幽靈般籠罩戀情,而他的管家安娜則以“丹弗斯太太般”的熱忱對此加以呵護著。
凱特那令人尷尬地無法擺脫處子身份的窘境,與她醉醺醺的父親(經匿名信得知這段尚未圓房的戀情)帶著一群烏合之眾趕來“拯救”女兒的鬧劇,形成絕妙平衡。正是在此,奧布萊恩最犀利地切開男性對女性性態度的死結:那種“所有權”觀念——男性的榮譽與滿足,竟被設定在同一女性的兩腿之間彼此對立。
這兩種不可調和的原則如此激烈地沖突,以致凱特對自己身心主權的直接訴求,也被視為必須服從男性自我與社交體面的次等權利。
除了這一切,奧布萊恩也從未放棄她那諷刺的天賦,也不吝戳破藝術圈的矯飾,她反而將二者發揮到極致,使《孤獨女孩》對當時愛爾蘭社會的批判,遠比《鄉村女孩》更一針見血。愛爾蘭誠然變成了一個完全依賴剝奪女性權利來定義自身的社會。
她對這種社會中女性主體感受的殘害、對個人意志的閹割,有著令人不安的精確。在一個法律與文化都否認你有權選擇人生的國度,你又如何得到你想要的?奧布萊恩對自我價值的肢解以及為了生存所需的情感操控,毫不留情。
生存,在三部曲最后、也是最悲哀的一部——諷刺地題為《幸福婚姻中的女孩(
Girls in Their Married Bliss)》——中,成為更核心的主題。故事跳躍數年,跨越大海直接到了倫敦。
芭芭拉·布倫南如今成了芭芭拉·杜拉克,嫁給了一個粗魯的百萬富翁建筑商,后者酷愛不得要領的攀附之舉。凱特(Cait),則完全被“凱特(Kate)”身份吞沒,困在與尤金那冰冷、灰色、毫無溫情的婚姻里。她唯一的慰藉,是對兒子的深愛以及重拾舊習秉持著浪漫的空想主義與一位已婚男子展開了一段精神層面的外遇。
尤金發現這段外遇后兩人婚姻徹底崩潰,這也對凱特和她的孩子帶來災難性后果。尤金那無情、非理性的自私個性以及自以為是的道德立場,被描寫得令人難以忍受。然而,芭芭拉那位粗俗卻更寬容的丈夫,在得知芭芭拉肚中的孩子與自己毫無關系后的反應,也與此形成了詭異的對照。
盡管這第二部,也常被低估的續作,在手法上明顯轉變(芭芭拉擁有了自己的聲音,凱特則被改為第三人稱,也不再是唯一敘事者),卻依舊不遜于前作。僅手法層面,要讓如此迥異的兩種聲音——芭芭拉粗俗、滑稽、喋喋不休(“他把老娘晾在那兒,屁股朝天”),與凱特愈發哀婉的自我鞭撻——和諧共鳴,并構成一曲關于悲慟、浪漫消亡和隨之而來的自我消亡的動人挽歌,便展現出一位漸入佳境的小說家的深厚功力。
奧布萊恩在其漫長而多變的創作生涯中,塑造了諸多豐富而動人的人物形象,但凱特與芭芭拉的魔力從未消散。人們對她們的愛如此深厚,以至1992年《光陰似箭》(
Time and Tide)出版時,仍有讀者問:這本新書能否視作《鄉村女孩》三部曲的某種后記?
不過早在1986年,三部曲首次合為一卷出版時,奧布萊恩便寫下了真正的后記。年邁、睿智且雖被壓彎了腰卻仍出口成“臟”的芭芭拉,對兩個女孩生命結局作出最后陳詞。再說下去便又要劇透了。
那么,這三本薄薄的小書,其在1960年奧布萊恩開始出版時,引發如此道德恐慌,乃至一位后來身敗名裂的政客與一位后來聲名掃地的總主教,同聲譴責其為“淫穢”作品,是如何在“丑聞”的灰燼里幸存下來,熬過了所有虔誠而沙文的批評者,并且地位日益崇高的呢?
一個答案是它們立下先例、豎起旗幟、在沙灘上劃下界限。
通過這三部曲,奧布萊恩為曾被噤聲的一代愛爾蘭女性發出了聲音。在那些被養大、只能預期暴力、強奸、被迫懷孕、無數次危險分娩、家庭奴役以及隨時可能因“有意或無意給男性親屬帶來社會羞恥”而被機構化收容的身體里,她吹入了“選擇、欲望、感官歡愉”的激進氧氣。在那些被宗教禁令、制度輕蔑、對女性智識不加質疑的詆毀所桎梏的頭腦里,她唱出了“覺醒、異議以及尋找更多更好事物”的必需之歌。
奧布萊恩的女孩們在克服內外障礙時,有成功,也有失敗。關鍵在于,她們從未停止與生活的種種角力,而作者也從未將她們降格為生活里的“最佳女配角”。這些始終是兩個年輕女子踏入人生,背負各自歷史并在途中創造自己未來的故事。
另一個或許更重要的原因則是,拋開所有關于這些小說如何誕生、如何走遍世界的軼事,它們本身就是藝術品。它們有時令人心碎,又常令人莞爾;奧布萊恩汲取了喬伊斯所鐘愛的語言游戲,并注意到他將人性高低互換的趣味,然后鍛造出完全屬于她自己的東西。
這些小說擁有令人心碎的共情、嚴苛的誠實以及無與倫比的美感。于是它們屹立于此:人道、真實且永遠美麗——無論文學風尚如何變幻,歲月如何流逝。
作者:Eimear McBride
編譯:蠻蠻
來源:The Irish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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