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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底由中國發起的冬季攻勢，國民政府一度寄予深切期望。這場攻勢的失敗，實際上比許多被后世廣泛討論的戰役更為重要。它的敗績無論是對重慶政府所謂新戰略的信心，或是對抗戰的前景，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1、冬季攻勢的構想

從中國政府宣布第二期抗戰開始到1939年10月為止，國軍體制內的308個師中有82個師接受了至少8個月整編與訓練。而依據中方情報，日軍方面在1939年底則在中國戰場共部署約25個師團、20個獨立旅團與500余架飛機。日軍雖然號稱120萬士兵，但作戰部隊人數僅及一半。

日軍按照慣例將部分師團輪調回國，代之以本土新近訓練但是缺乏實戰經驗的補充兵。而且，1939年春夏時節日軍，在江西、山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地，都表現出避免打硬仗傾向。這類跡象更加深了中國領袖們信念，認為日軍總體戰斗能力已經嚴重下降。

而10月初的“湘北大捷”更是給予蔣介石本人極大鼓舞，認為“此役實開轉敗為勝之機運”。10月底，蔣介石再度親自赴南岳召見軍隊長官，指示作戰方針，聲稱抗戰“最后勝利”的關鍵即將來臨。11月初，他還采取了一個極不尋常的舉措，親自手書19封長信給相關將領們，各長達數百言，對他們進行激勵。蔣介石這些親身參與都可見他對攻勢的高度期許。

此時國際形勢也對重慶方面產生了重大影響。1939年1月，美國宣布拒絕承認日本單方面主導的東亞新秩序；英國政府隨之聲明不接受或承認任何以武力造成的狀態。

6-7月間，國民政府與蘇聯政府簽訂第三次一億五千萬美元貸款協定，并且收到了第一批美援租借法案物資。6月底，中國政府收到斯大林來信表示愿意和中國“締結軍事同盟”。蔣介石的解讀是斯大林的確具有誠意，但是仍需看中國人自己的奮斗表現如何。

換言之，如果中國軍隊能夠拿出勝利成果，則中蘇同盟的可能性必會增加。

與此同時，美國對日本態度也逐漸強硬，宣布美日間貿易協定將于1940年1月失效。面對美國遠東政策在9-10月有重大改變的可能性，蔣介石也認為中方應該事先有所準備。當日本關東軍在1939年9月初與蘇軍的武裝沖突中打了敗仗，而9月又有歐戰爆發后，都導致蔣介石頗具自信地預言，國際形勢在未來三個月內將劇烈改變遠東局勢，并將變得對中國益發有利。

1939年11月16日，重慶政府核定冬季攻勢方案。19日下達作戰命令動員全國部隊投入戰場，由第二、第三、第五、第九戰區承擔主攻任務，其余戰區承擔助攻任務。除此之外，重慶政府還向各戰區派遣了直屬軍事委員會的戰略機動部隊。至于作戰任務則十分明確地標示，就是要把南京以西的敵軍驅逐到長江下游。

此次攻勢的重要性可以從軍委會致各戰區將領的訓令中看出。訓令指出，冬季攻勢“為我抗戰轉敗為勝唯一關鍵”，亦是“第二期抗戰最后勝利之開始”與“我軍殲敵唯一之良機”。12月5日下達正式攻擊命令，以12月12日為總攻勢開始日期。訓令同時強調，“抗戰成敗在此一舉”。

12月18日，軍事委員會命令各部隊司令官實行運動戰，避免像淞滬會戰時對敵據點“孟浪硬攻，徒使部下作無謂之犧牲”，而應該代之以切斷日軍交通，迫誘日軍離開據點，趁其在運動期間殲滅之。重慶政府明白指示放棄先前死守據點的戰術，轉而采取運動形態和主動進攻的新戰術。

2、冬季攻勢的失敗

就攻擊規模而論，根據日軍情報統計，從1939年12月12日至1940年1月20日，中國動員了45萬兵力，主動出擊960次，共交戰1340次。其中，中國軍隊向駐扎在漢口附近的日本第11軍發動了最為猛烈的進攻。但是中方幾乎從攻勢一開始就遭遇各種困難。

到了12月底，軍令部長徐永昌已經在抱怨，第1、2、3、8戰區皆放棄積極進攻。他特別指責第一戰區司令官衛立煌“務位務財”，而第二戰區閻錫山則“務巧務私”，都無意作戰。再加上山西省內部犧盟會分子叛變，更使得閻錫山自顧不暇。第6和第10兩個戰區是預備戰區，不與敵人接觸。換言之，開戰不到一個月，冬季攻勢除了第5，9戰區，及第4戰區一小部分尚在積極進攻外，其余皆恢復休兵狀態，無所作為。而根據蔣介石所得到的戰報，中方官兵死傷可能已經達到十萬人。

到了1940年1月底，根據軍令部所收到的17次戰報估計，冬季攻勢在各戰區的成績共計為：俘虜日軍295人；馬1141匹；步槍2506支；機關槍193挺；炮42門；裝甲車汽車390輛。但是根據部長私人記錄，戰果可能遠低于此項數據，而國軍耗費的彈藥卻極為龐大，其含義是中國士兵無的放矢，胡亂開槍，浪費彈藥。

更糟糕的是在此期間，面對中國軍方如此浩大陣仗的“攻勢”，日軍并沒有增加其在中國的兵力部署，就可以應付裕如。同樣令重慶政府沮喪的是，它委托蘇聯顧問在第三戰區親身視察作戰情形后提出的報告，指責該戰區師長以上各級長官都沒有盡到責任。而徐永昌則認為蘇聯顧問的評價“所見極中肯”。

在第5戰區，國軍大量部隊集結于豫南、鄂中地區，他們多次突破日軍的西線防務，克復了幾個重要城鎮，并造成敵軍重大傷亡。更重要的是，第9戰區陳誠指揮下的部隊向日軍發起了一系列猛烈進攻。進攻范圍從贛西一直延伸到鄂南地區，甚至一度深入到武漢周邊城鎮，截斷了敵軍部隊間的聯絡補給。

日軍報告指出，中國軍隊士氣高漲，尤其是中央軍的攻勢十分猛烈。報告也承認日軍損失慘重，官兵傷亡超過8000人。而國軍方面共有51000名官兵戰死。但是必須記得的是，即便是在第9戰區，日軍在開戰時的兵力大約只有4個師，而中方則有44個師。中方以如此壓倒性優勢而依然不能獲得決定性戰果，可見中國士兵的戰斗力和軍隊協同作戰能力何等低落。

然而11月中旬，正當中國軍隊在籌劃冬季攻勢的最后階段，日軍也向第4戰區桂南地區發動攻擊，嚴重地打亂中方作戰計劃。

桂南戰役對國民政府構成威脅的理由是，假使日軍達成預期效果，就可以長驅直入貴州和云南，切斷中國與外界唯一的聯系——滇越線。

盡管桂南是由桂系子弟兵防守，對于保衛家園本當努力從事，但是讓蔣介石大出意外的是，桂系部隊根本沒有抵抗力，在實際戰斗中表現出高度懦弱無能。到了月中，蔣介石在萬分情急下只好將剩余的戰略機動部隊悉數調入廣西作戰。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冬季攻勢原本設想是由全國各個戰區動員本戰區兵力向日軍分頭發動攻擊，把主導權握在中方手中，使日軍疲于奔命而無法互相支援。但是此時廣西卻氣急敗壞地要求全國僅剩的機動部隊送去解救廣西防務危機，實在充滿諷刺。

更有進者，蔣介石采取一個單純的軍事救援行動，而且挽救對象還是桂系地盤，但是依然擔憂會觸動中央和地方微妙關系的敏感神經，以致在日記中居然寫道，“桂中戰局應由我作主，白（崇禧）如有誤會，待后亦易解釋也。”

換言之，即使是桂系家園遭受日軍蹂躪亟需中央部隊去解救燃眉之急，蔣介石卻還需要小心翼翼地用兵避免引起廣西領袖們不致產生喧賓奪主的不滿，可見他對處理廣西關系的委曲求全。直至1940年2月底，桂南方面的戰斗才逐漸平息。

然而桂南戰役仍然讓中國付出了巨大代價，不僅當地守軍遭受嚴重打擊，而且整個冬季攻勢也受到牽制。1940年4月，冬季攻勢已難以為繼，最終完全停止。作為淞滬戰爭之后中國軍隊所發動的最大規模反攻，國軍沒有收復任何失地，反而損失慘重。

3、何以慘敗？

毫無疑問，冬季攻勢失敗的第一個主要原因是重慶政府高估了自己訓練計劃的成效，以為該計劃能恢復淞滬戰爭戰敗部隊的戰斗能力。但事實上一年的時間太過短促，訓練內容草率和武器供應不足，根本無法重建一支如同德國顧問們創建的現代化軍隊。

第二，軍隊將領們的失職是重要因素。

比如說，1939年12月底，蔣介石就接到蘇聯總顧問報告，指責中國軍隊官長缺乏自動力與決心，“且不知不能達成任務為羞恥”。這番坦誠批判讓蔣介石聽后，感到“可痛之至”。再比如說，依照預定計劃，攻勢應該遵守奇襲和截擊兩個原則。但是有些指揮官急于爭功搶報，以致誤信可以攻堅，觸犯大忌。第九戰區指揮官以9個師兵力去攻打一個敵人數千人防守的據點，是一大錯。更可恥的是許多部隊長官謊報軍情，夸大和捏造勝利成果，導致上級指揮官做出連鎖性錯誤判斷和對應措施。其中特別突出的是四川軍隊第20軍，居然連續嚴重謊報兩次。

第三，從宏觀角度看，盡管整軍計劃在理論上屬于合理，但實施卻受制于諸多客觀因素。

特別是武器裝備與人才短缺，一直是國軍作戰能力提升道路上最難克服的障礙。

中日開戰半年后，國民政府已把戰前長年囤儲的裝備消耗殆盡。在接下來時間里，武器與彈藥補充一直是一個棘手問題。雖然有少數兵工廠被搶救到后方，但產量遠遠無法滿足戰斗損耗率。外國軍械進口更是時斷時續，極不可靠。在日本壓力下，德國希特勒政府于1938年3月后中斷了對中國所有軍火輸出。

不久之后它又以叛國罪脅迫德國顧問離開中國。美國也由于其中立地位而對華援助十分有限，且經常是以民間方式和管道進行，數量極為有限。

以上原因就讓蘇聯成為唯一能給予中國實質性援助的國家。1937年至1939年間，蘇聯對華貸款總額達3億美金，其在華軍事顧問也很快增至500名，援華武器裝備更是多達6萬噸。然而，蘇聯援助仍然是杯水車薪，無法給中國軍隊帶來根本性改善。比如說，冬季攻勢發動時，國軍450萬名官兵只有160萬支步馬槍。和1937年相比，國軍部隊所有武器裝備無論是在數量與質量上，都嚴重下降。

中國軍隊難以發動全面攻勢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后勤工作嚴重落后。1938年武漢陷落后，鐵路線與長江航運交通全部被日軍截斷。到1939年底，中國只有1532輛軍用汽車，完全不敷應用，因而挑伕隊、板車隊、騾馬隊甚至人力肩背成為主要運輸工具。僅僅是士兵糧食不足一項，就對作戰構成嚴重阻礙。冬季攻勢展開時，10個戰區中有8個戰區的存糧達不到預定存額的三分之一。此外，重慶政府也無法解決燃料與彈藥補充。中國軍隊戰史顯示，在戰況緊張之處，后勤補給常常是阻礙部隊戰斗效率發揮的重要因素。

在中國軍隊中，缺乏校級和尉級軍官的情形相當嚴重，中國自從滿清末年以來，各種形形色色的軍校培養出來的有限軍官數量，根本無法滿足國軍急劇膨脹的需求。1928年后，在南京政府努力下，中國軍事教育實現了一定程度的標準化，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成為培養初級軍官的主要場所，學生畢業后分配至中央軍。在德國顧問幫助下，這些軍官的素質相對較高。然而，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從1928年到1937年只培養了10844名正規學員，和15278名短期培訓生。但是僅淞滬會戰一役，國軍就損失了10000名初級軍官，且多數服役于蔣介石嫡系精銳部隊。

初級軍官隨即出現嚴重斷層，而國民政府在七七事變后的兩年內根本無法填補這一人才短缺。失去一整代有較好軍事素養的中下級軍官，無疑降低了此后訓練計劃的成效，導致部隊在冬季攻勢中戰斗力無法達到預期。

最后，冬季攻勢也和此前的戰略計劃一樣，帶有濃重的蔣介石個人印記。他早年的經歷使他堅決相信，意志力能克服任何困難。蔣介石在每次激勵部屬時，都會不厭其煩地敘述他在1920和1930年代如何領導革命軍隊屢屢以少勝多，打敗無數裝備更為精良的軍閥部隊。

他的信念是，贏得勝利的訣竅就是不怕犧牲，堅持最后五分鐘和勝過現代武器的革命意志力。根據李宗仁旁證，這個時期重慶政府的戰略計劃全是以蔣介石個人意志為依歸，無人敢與他爭辯。正如蔣介石極其自信地宣稱“要把敵人趕下黃浦江”一樣，他也曾認為南京是孫中山陵寢所在地，斷不能不戰而退。這種傲氣和對精神與決心的盲目崇拜，很大程度上導致高層將領們不敢以務實態度去拂逆他的旨意，造成對冬季攻勢的嚴重誤判。

4、昆侖關大捷的背后

冬季攻勢失敗使抗戰進入一段嚴重困難時期，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形勢都對中國極為不利。國際上，歐戰爆發不但未能使美國立刻參戰，反而是納粹德國迅速擊垮了西方民主陣營國家，在中國戰場自不免產生了震蕩。法國陷落和敦克爾克潰退，更是助長了日本人氣焰，他們不斷向法國維希政府施壓，迫使后者關閉滇越鐵路。與此同時日本也封鎖了香港，阻擾戰略物資運往中國內地，并迫使英國政府關閉滇緬路三個月。

盡管美國政府在8月份宣布對日本禁運汽油和廢鐵，但是日本方面則派遣軍隊進駐越南海防。同年9月，日本政府與德、意政府更簽訂了三國同盟條約，蠻橫豪霸之氣不可一世。

冬季攻勢也沒能阻止汪精衛偽政權建立。1940年11月，日本承認汪精衛開府南京，并與之建立外交關系。雙方簽訂一系列協議，在防共、駐軍、領事權與經濟合作等重大事項上達成協議，給世人的觀感是汪政權將長期存在下去。

正當歐洲西方列強面臨日益惡化形勢之時，蘇聯卻在1941年4月與日本簽署了日蘇中立條約，兩國通過該條約把中國對東北與內蒙的主權做成是它們之間的交易。中國原本期望蘇聯能持續其對華大規模軍援政策，也因為日蘇條約簽訂而化為泡影。等到1941年6月蘇聯遭德國進攻后，蘇聯自顧不暇，援華事務更成為有名無實。

可是日蘇條約卻保障了日本北方邊界的安全，讓后者能夠更肆無忌憚地推動侵華政策。至于美國方面，盡管羅斯福總統正式啟動租借法案，但美國對華物資援助工作原本就混亂無序，中國長期被置于微末地位，對于抗戰缺乏實質幫助。因此，1940年至1941年間，國際形勢的諸多變化，加深了中國與西方國家間的疏離感。中國領袖憂心忡忡，擔心戰爭將比他們預計的時間要延長許多，而勝利將更為遙遠。

從日方角度看，1939-1940年國軍的主動進攻也讓他們感到吃驚，迫使日軍不得不增派駐華軍隊，從而打亂了日本參謀本部作戰課，原本預備轉移駐華兵力去監視蘇聯邊境的計劃。在經過冬季攻勢之后，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現地指揮官強烈要求在減少駐軍前，再開展一場規模更大的攻勢。最終，東京政府同意于1940年秋季先采取進攻行動，然后在1941年初減少駐華部隊。其結果是，1940-1941年間，日軍先后向湖北、河南、安徽、山西等地發動多次進攻。國軍艱苦作戰，給敵人帶來了不少麻煩，但同時也付出了高昂代價。根據日軍史料記載，在幾次重大戰役中，日軍消滅了中國24個師，其中包括相當數量的國軍精銳部隊。中國方面也證實國軍損失近20萬人。

當時國軍唯一的閃光點，是第九戰區成功挫敗了日軍占領長沙的企圖，但是這場勝利仍然無法掩蓋國軍整體素質已大幅下降的事實。根據一份重慶政府有關國軍作戰表現（1938年12月至1940年2月）的評估報告，中國軍隊最普遍的弱點包括缺乏獨立判斷能力及獨立作戰精神、缺乏協同聯系、部隊掌握無能、忽視參謀與情報工作、不講求后勤工作、忽視武器裝備的維護、和士兵戰斗力低下。

在這些戰斗中，蔣介石對李宗仁領導的第五戰區最為責備，私下寫道，“第五戰區此次轉勝為敗，全在戰區長官之無膽識乏制斷，小勝則驕，小敗則怯，敵軍未進，而其長官部退卻移遷，不知所止”，造成部隊失去聯系，襄陽、樊城居然無兵防守。

1941年10月，蔣介石在第三次南岳軍事會議上，也嚴厲批評了國軍將領群，斥責他們驕傲、貪污、無知，疏忽于訓練部隊，有些戰區的將領甚至利用封鎖政策暗地里從事與敵貿易。雖然中國繼續推行軍隊整編與訓練，但前途并不樂觀。事實上，依據日軍情報部門1941年估計，中國軍隊戰斗力將在一年內降低20%-30%。

在1942年初，軍令部長徐永昌私下做了一個有趣的評判，認為從七七事變到珍珠港事變之間，中國軍隊作戰只有三次真正勝利，它們分別是臺兒莊、昆侖關、和第三次長沙會戰，其中昆侖關一役直接影響冬季攻勢。

在全國各戰區發動冬季攻勢之際，廣西省遭到日軍威脅。依照冬季攻勢既定的宏觀部署，各個戰區下轄部隊都應該采取攻勢，但是廣西的本省軍隊卻連家園都無法自保。當然，若是此時桂系“生力軍”（第7軍，第84軍）都在其他戰區努力進攻敵軍而導致本省防務空虛，則它需要外力支援可謂合情合理。

可惜的是這些“生力軍"桂系軍隊在其他戰區（第五戰區）的表現也乏善可陳，而日軍進攻廣西（1939年11月15日）則只用了一支單薄的部隊（第五師團），而防守廣西的部隊則有三個軍（31A、36A、46A），另外加上被國內輿論界多年來高度吹捧的地方保安團隊（民團）。

可是桂軍和民團兩者接戰即潰，完全不是日軍對手。11月24日日軍輕易占領南寧，又在12月4日占領軍事要地——昆侖關。雖然白崇禧在此時期數度要求蔣介石派軍支援，但是都遭到拒絕，因為蔣介石早先內心懷疑桂系領袖刻意夸大敵軍數量，認為桂系軍隊對于中央作戰命令早就有陽奉陰違，意圖保存實力的嫌疑，而此時又在全國進行冬季攻勢之際，意圖把中央最精銳機動部隊拉進廣西，去接手本來就應該由桂系軍隊自行處理的爛攤子。

但是到了12月中旬，蔣介石終于眼見桂系守軍果真徒負虛名不堪一擊，只好趕緊同意派手中僅剩的王牌軍（第五軍，全軍官兵4-5萬人，最精銳裝備）馳援桂軍解圍，并在12月31日收復昆侖關。此役日軍固然傷亡沉重，但是第五軍奮不顧身，傷亡更是慘重，可能超過一半（兩萬人），而第99軍更是只剩下三分之一官兵。

雖然中國官方稱之為昆侖關大捷，但是蔣介石內心其實極端憤怒，認為廣西之戰是桂系主將指揮錯誤，和地方軍隊作戰推諉無能所致。但是他也只能對多位將領做出形式上責罰，在實質上完全不敢去撼動桂系軍隊的權力結構。

這些來自中國軍方最高層人士的私房話，讓我們對于中國官方和坊間流行的抗戰軍事史不得不加倍小心看待。它也提醒讀者們，在臺兒莊和昆侖關兩次重要戰役中，蔣介石和他的最重要主戰派伙伴桂系產生密切交集，兩次的作戰主力部隊都是他的中央軍，而作為主要伙伴的桂系軍隊卻缺乏戰斗力，這就讓這個主戰派團結的政治成分高于軍事實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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