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文博時空
作者 黃君度諸君可知,司馬遷如何寫出“通古今之變”的不朽名篇《史記》?據他自己說,年少時遍游大江南北,調查古代遺跡和傳說故事——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實地考察,才能有對歷史洞徹的了解。2024年10月,我參加了單位組織的西北考察之行。雖非司馬遷式的周游歷覽,但在短短8天的行程里,乘火車穿過沙漠,坐飛機翻越雪山,漫步于漢代長城下,到訪西安、寶雞、蘭州、敦煌、武威這五個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尋覓偉大的歷史遺跡,在周秦漢唐的漫長時空里看見文明。“西北行記”系列是記錄,也是一次邀請,歡迎諸君攜詩酒書劍,隨我開啟這場穿越古今的壯游!
1944年6月3日傍晚,在敦煌佛爺廟灣墓葬群發掘現場,考古學家夏鼐和閻文儒下到編號1001的古墓墓門前,驚喜地發現青磚砌就的墻壁上有彩色圖畫,這些用礦物顏料繪成的人物故事、珍禽異獸歷經千年時光封存,依舊色澤如新。令人遺憾的是,兩天后風沙大作,彩繪壁畫被沙礫刮擦,大受損傷。夏鼐不得已決定將壁畫磚拆除、編號,以便轉移保存。后來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離開敦煌前,將這批魏晉彩繪花磚寄存到千佛洞(即莫高窟),依原來的樣式復原砌筑,使得它們免于在戰火中流散的命運,至今仍保存在敦煌研究院。
1944年8月,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閻文儒(左)、向達(中)、夏鼐(右)在三危山上(摘自《夏鼐西北考察日記》)
當80年后我們來到敦煌佛爺廟灣時,當年夏鼐等人發掘的1001號墓早已不見蹤影。幸運的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為了配合敦煌機場維修和擴建工程,考古工作者又在佛爺廟灣一帶清理了六百余座西晉至唐代的古墓,其中6座西晉壁畫磚墓尤為珍貴,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文化意義。后來這處遺址被確定為甘肅省文物保護單位,“西晉壁畫磚墓”也作為一個景區正式開放。
葬俗只是古代社會和文化的一個截面,在長城關塞遺址中,在陽關古道上,一件件古代文物見證了一個個普通人的生命史。黨河岸邊,三危山與鳴沙山下,古代敦煌作為絲綢之路的重要商業城市承載著無數人的幸福追求、美好生活。敦煌市博物館入口處有一幅當代書法家朱明山寫的對聯,頗能代表我們參觀時的心情:“到敦煌知敦大煌盛,謁莫高知莫測高深。”漢代人的麻鞋穿著舒服嗎?西晉壁畫墓和敦煌莫高窟的營建有什么聯系?唐代的圍棋長什么樣?在敦煌停留的最后一天里,我們參觀了西晉壁畫墓和敦煌市博物館,透過那些貼近生活的文物,觀察古人的日常起居、信仰世界。
承前啟后的西晉畫像磚
西晉壁畫墓所在的佛爺廟灣位于敦煌市東南的戈壁灘上。當車開進這片區域時,有個現象能讓人深刻感受到古今時空的交織與敦煌歷史的厚重積淀。在土路兩旁,綿延不絕的古代墓葬之間,穿插著不少新墓,古墓有砂石堆砌的土埂,新墓則以紅磚壘筑圍墻。
古人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各家族墓地間都要劃定塋域,這些圍墻便是對人世院落的模擬。據《夏鼐日記》記載,1944年他調查佛爺廟灣墓群時,“遙見沿山一帶,皆有突起之小墳堆,近觀則見墳堆每一圓錐形之堆皆連接有一小石子鋪成之長條,當為墓道,又數墳堆成一群,其外有一圍墻,且有入口處,皆以小石子鋪成,離地不高。”所見情形與今日無異,數千年來,敦煌人生于斯,葬于斯。此情此景,不禁讓人想起東晉詩人陶淵明的那首《擬挽歌辭》:
……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佛爺廟灣墓群位置示意圖(摘自《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
盡管太陽已經高懸在三危山上空,我們仍然是今天第一批到達西晉壁畫墓管理處的游客。一位大爺收完門票錢,讓我們先進一間充當臨時展廳的平房參觀,等候講解員前來引導。展廳不大,只有一張桌子擺了若干仿古工藝品,以及鋪滿半張桌子的畫像磚照片。大爺見我對那些照片饒有興趣,便拿出一套20張照片向我兜售,說這都是當年剛打開墓道時拍攝的,用原膠卷沖洗的照片,現在已經所剩無幾了。雖然對他的說法將信將疑,但這樣的紀念品確實是獨一無二的。付完錢后,大爺還幫我在包裝袋上鈐蓋了一枚壁畫墓照墻紋樣的印章。
佛爺廟灣M39縱剖視圖(摘自《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
講解員是位頗為豪爽的大姐,在她的帶領下我們參觀了對外開放的M39、M133兩座壁畫墓。她指著古墓封土后面的三危山和鳴沙山介紹說,這里是歷代敦煌人安葬的風水寶地。左邊三危山山體黝黑,右邊鳴沙山顏色較淺,構成了左青龍、右白虎的地理形勢。走進長達數十米的斜坡式墓道,更能體會到古人在此營建地下世界居所的巧妙設計。墓道兩壁近乎垂直,戈壁灘的砂石泥土經雨水滲透又蒸發,板結成混凝土一般堅硬的地層。墓道末端是高至地面的照墻,全部用青磚壘砌,做出人間建筑的斗拱形狀,墓門則用青磚起三層拱券,十分牢固。
M39畫像磚墓照墻
第一座墓的照墻結構復雜,模擬木構建筑分為若干層,每層有圓形突起象征屋檐的瓦當,中間朱紅色的斗拱下,更有一組微縮的重檐立柱,仿佛富貴人家敞開的大門。仰望最上層,一左一右兩塊正方形青磚繪有神話人物,他們在整面墻上的尺寸最大,凸顯了其重要性。兩人均是人首蛇身,胸口各有一圓形輪廓,左邊那位的形貌已經模糊不清,右邊男性胸前明顯是黑色的日烏,手中還拿著一件圓規,那他必然是伏羲無疑,與他相對的自然是女媧了。
西晉壁畫墓照墻的伏羲像
伏羲、女媧是傳說中的人文始祖,他們人首蛇身的形象在當時并不罕見。魏晉南北朝時期,墓葬中經常出現手持圓規的伏羲和手拿矩尺的女媧圖案。甚至開鑿于西魏(公元6世紀初)的敦煌莫高窟285窟東披,也出現了人首獸身、手拿規矩的伏羲女媧像,可見當時這兩位神話人物在敦煌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
敦煌285窟東披壁畫中的伏羲和女媧 延伸閱讀:《華夏、中亞、印度、地中海文明,全在敦煌這個窟里了 | 新知》
在伏羲、女媧之間端坐著一位儀態莊重的女神,兩名侍立的童子手持華蓋,為她提供蔭蔽,雖然面容已經漫漶難辨,但身后生出的一對白色翅膀,卻說明她非同一般的身份。從東漢畫像石的類似題材來看,這位女神應當就是大名鼎鼎的西王母。《淮南子》記載:“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
西王母畫像磚
在漢人的信仰體系里,西王母絕對是一位重量級存在,傳說她居住在昆侖山仙界,掌管不死神藥,嫦娥、周穆王等一眾充滿神秘色彩的人物都曾向她求取仙方。而在漢畫像石中,代表生命力的伏羲、女媧和代表長生不老的西王母經常組團出現,為壽命有限的凡人帶來美好期盼。
漢畫像石手持便面(扇子)的伏羲(左)、女媧(右)和西王母(中)(作者攝于山東省博物館)
第二層以下,各種珍禽異獸、力士仙人紛至沓來,讓人眼花繚亂。幸好古人已經貼心地給每塊畫像磚書寫了榜題(畫像石、壁畫旁的說明性文字),使我們可以對號入座地找到它們背后的傳說故事。左邊一只形似小鹿、白身紅尾的動物身姿矯健,正在向前奔跑。右邊的珍禽高冠長喙,拖著華麗的尾羽,正悠閑地踱著步子。雖然與今天的形象相去甚遠,但榜題明確指明了它們的身份——“麒麟”和“鳳”,象征太平盛世的瑞獸。
麒麟畫像磚
另外一對祥瑞的形象更加奇特。一只神龜口吐長舌,背馱山形甲殼,大步前行;一條神龍瞠目張口,似在高聲言語,頸上還纏繞著一條飄飛的帛帶。他們表現的正是“河圖洛書”的故事,神龍名為河圖,巨龜則叫洛書。相傳上古伏羲氏時,洛陽東北黃河中浮出龍馬,口銜赤文篆字的河圖獻給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又相傳大禹時在河洛間修建祭壇告祭上天,洛河中浮出神龜,它爬上祭壇后吐出口中的一塊赤文綠錯的甲片,獻給大禹。《易·系辭上》說:“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指的就是這兩件事。
河圖畫像磚
洛書畫像磚
走進拱券下的門廊內,一位張弓搭箭的騎手吸引了大家的注意。順著他瞄準的方向看去,另一塊磚上赫然是頭作撲食狀的猛虎。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專家根據同類題材畫像磚榜題確定,這幅畫面表現的就是“李廣射虎”的歷史故事。《史記》記載,飛將軍李廣擔任右北平太守期間,為百姓除害親自去獵殺老虎。有一次他見到草叢中有個可疑的身影,便張弓射去,正中目標。撥開野草一看,原來是塊大石頭,那箭鏃已經深深穿入石中。墓葬年代正是羌亂頻仍、河西社會動蕩不安的西晉時期,墓主的家人們請畫工繪制這幅“李廣射虎”圖,大概是希望這位勇敢善戰的英雄能夠鎮守墓門,保佑逝去親友在地下世界的平安吧。
李廣射虎畫像磚
靠近門楣處,一名袒胸露腹、獸首人身的力士正雙手叉腰、蹲坐獰笑。他虎視眈眈的目光正對來人,口呲白牙,手捋長須,十分威嚴。在他赤裸的肚皮上,古代畫匠用半楷半隸的字體寫明了他的身份——“河精”。在漢魏時期的讖緯信仰中,河精是不亞于河圖、洛書的另一位天神使者。根據《尚書中候人考河命》等文獻,我們知道河精是人首魚身的巨人,他從黃河中躍出,向大禹傳遞了天地之意,并交給他一份講述如何治水的河圖。古人認為河精也就是河伯,代表著神圣的天命與權力。
河精畫像磚
穿過甬道進入墓室,空間頗為寬闊,大概有十來平米。正中靠墻有一個類似講臺的小小平臺,據說是擺放祭品用的供臺。墓葬空間是對古人生前居所的模擬,墓室相當于廳堂,左右各有兩間小小的耳室。左邊一間用青磚砌成置物架,上面擺放了許多陶器,右邊則空無一物。講解員介紹說,兩個耳室代表的是“東廚西廁”,北耳室內不光有各種日用的鍋碗瓢盆,還有一個小巧的灶臺,象征庖廚;南耳室上方開了一個洞,代表廁所,之所以如廁的洞開在上方,是因為陰陽兩界相反。
M39北側耳室庖廚
靠近兩側耳室入口的地方,一塊塊畫像磚上,墨繪的河西生活畫卷在我們眼前展開。有的是雄赳赳的公雞,代表六畜興旺;有的是閣樓式倉廩,寓意家大業大;一名男孩跨騎著竹馬,母親和侍女在一旁慈祥地照看,象征著子孫滿堂。最引人注目的是幾幅打谷、曬谷的豐收畫面。一名身穿皂緣領衫的年輕農夫手拿簸箕,正在向谷堆傾倒糧食;一位婦女持耙推糧引谷,方便晾曬,另一位男子正手捧酒樽,前來慰勞。
M39雙雞和倉廩畫像磚線描圖(摘自《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
最有趣的是那位身穿袍服、豐面闊頤的男性,他席地而坐,面前有四座谷堆,其中一座還插著五根細長的物件,他向之作拜,臉上喜氣洋洋。根據人物形象和服飾推測,他應當就是莊園主人,或許正是這座墓的墓主。這些充滿世俗生活場景的畫像磚,代表了古代敦煌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樸素愿望。
莊園主觀糧畫像磚
不過,M39墓主人雖然財力雄厚,卻比不上他們家族中的另一位人物。我們參觀的第二座畫像磚墓M133的照墻同樣繪制了精美的磚畫,但由于鹽堿腐蝕,保存狀況較差。墓室結構則比M39更為闊綽,分為甬道、前室、后室、兩個壁龕、北耳室等多重功能區。據研究,M133位于該家族墓塋圈最北端的祖墓之位,地位尊崇。
男墓主畫像
侍立一旁的男仆像
在原本停放男女墓主棺槨的后室墻上,保留了一幅表現男女主人家居生活的珍貴壁畫。男主人身穿紅袍,頭戴巾幘,拱手而坐,女主人則一襲青衣,與其夫共坐于帳下。帷帳兩邊侍立著兩名男仆,神態機敏。最可稱為點睛之筆的是帷帳上方停了一只青盈盈的鸚鵡,毛羽鮮麗,仿佛隨時都會飛出畫面一般。
壁畫中的鸚鵡
古人為什么要費盡心思修建模擬人間生活的墓室呢?順著講解員的手電筒光線,我看到了主墓室穹頂上的蓮花藻井。粉色的花瓣簇擁著花蕊,周圍還環繞著白色線條勾勒的水波與瑞草紋,仿佛是無盡生命的循環。根據研究,雖然每座畫像磚墓的珍禽瑞獸各不相同,但藻井上那朵蓮花卻是不可或缺的題材。魏晉時期,佛教在中華大地上漸次流行,蓮花正是佛教中最美的元素。《陀羅尼經》說,“此界命盡,由如蛇蛻,即便往生安樂世界,不受胞胎,于蓮華中自然化生,所生之處得宿命智。”所以七寶蓮花寓意著安樂世界和新生命的開始。紅色的蓮花,更代表成就福慧,莊嚴吉祥。
M133蓮花藻井
漢代士兵的行囊
告別了古墓的蓮花藻井,我們匆匆趕往在敦煌的最后一站參觀地——敦煌市博物館。這座修建于2011年的土黃色建筑規模宏大,收藏了敦煌地區出土和征集的上萬件文物,展示了這座華戎交匯的都市的多姿風貌。作為敦煌歷史上最重要的兩個階段,漢、唐時期的文物最具特色。在甘肅簡牘博物館中,我們曾經通過文字書簡了解了漢代長城上的日常生活,在敦煌博物館,一件件保存完好的古代文物更讓我們對漢代士兵的行囊有了直觀感受。
敦煌市博物館藏玉門關漢簡
漢代戍卒的衣裝通常由官府按冬、夏兩季提供,但部分人也備有私衣。由于邊境地區物資匱乏,為數眾多的戍邊官兵又提供了龐大的消費市場,所以催生出一種獨特的現象——戍卒行道貰賣衣財物。每年從內地出發來的戍卒隨身攜帶超過自己所需的大量物資,等到了長城駐地再售賣,從而獲得一筆可觀的收益。所以無論是齊地的紈素,還是蜀地的漆器,在敦煌地區的交易市場上都能見到。
馬圈灣遺址出土的絲織品
漢代漆器
在那件著名的“元致子方書”中,“元”托好友“子方”代辦幾件私事,其中第一件就請子方代為購買一雙尺碼為27厘米(43碼)的鞋,并對鞋子的質量做了要求,要買絲絹襯底的牛皮鞋,保證舒適耐穿。無獨有偶,在敦煌市博物館眾多藏品中就有一件皮底氈面鞋,深藍外表與今天的時裝大牌產品相比毫不遜色。除此之外,在敦煌市博物館的展廳里,各種漢代麻鞋、毛襪、皮腰帶,一應俱全,讓人不得不感慨承平時代古人的生活水平。
元致子方帛書(甘肅簡牘博物館藏)
皮底氈面鞋
今天的中國人每逢重要活動經常要先看黃道吉日,在漢代,各式各樣的歷書同樣在人們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1990年敦煌清水溝出土了一件完整的漢代歷書,上面的兩道編繩都幾乎完整保留了下來。這份歷書上端有從一日到卅日的序數(現缺首三枚簡);從右至左書寫干支,一日一簡;從上到下,一月一行。有的干支下書寫了初伏、后伏、立夏、立冬的時令節氣,以及日中、黃昏、日入時等時稱。另一些下書“建”字,則代表了是中國傳統擇日法的一個重要分支“建除術”。建除的概念與吉兇判斷相關,包括十二個建星: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根據這些星的不同,選擇適合的日子進行重要活動。建日通常被視為吉日,而除日則有特定的禁忌和注意事項。
敦煌清水溝出土的漢代歷書
“民以食為天”,在飲食文化方面,漢代敦煌戍卒和居民充分展現了一個吃貨的“自我修養”。谷子、糜子、大麥,品類豐富的農作物為主食提供了多重選擇。當然,在干旱的西北地區要種出這么多糧食也需要辛勤耕耘。那些承擔屯田重任的戍卒們使用鐵鍤(類似鏟子的方形掘土工具)、木锨等農具,在沙漠綠洲間開墾出一畝畝良田,為敦煌的繁榮提供了物質保障。在飲食器皿上,古代敦煌人也頗有巧思。一件普通的灰色陶鼎本來只是炊煮用具,但鼎蓋上塑造的雙魚紋卻給它帶來了活潑可愛、充滿自然生命力的審美意趣。陶鼎出土自南湖陽關遺址,想必它當年也曾給漢代戍卒們提供過無數的物質與精神食糧吧。
長城沿線出土的漢代谷物和鐵鍤
陽關遺址出土的漢代雙魚紋陶鼎
莫高窟供養人們的生活
莫高窟的唐代彩塑和壁畫引領我們走入壯麗的佛國世界,令人歡喜贊嘆。當我看到敦煌市博物館內更加生活化的唐代文物時,不禁想到這些平凡之物的主人與莫高窟藝術的創造者正是同一批人。
與西晉壁畫墓同一時期發掘的空港唐代墓葬中,出土了許多帶有各種紋樣的花磚,雖然它們都是模制成形,保留了磚石的灰色,但卻別有一番洗凈鉛華的古樸韻味。其中的神獸與人物圖案,不禁讓人聯想到敦煌壁畫中的同類形象。一塊長方形的伏龍磚向我們呈現了唐代人眼中的神龍模樣,它身體修長,背部弓起作蹲踞狀,身上沒有后來龍身常見的鱗甲,只有頭上聳立著毛發,形態更像一只獅子。這樣的伏龍與榆林窟第25窟唐代壁畫的守寶神龍十分相似。
伏龍磚
另一對胡人牽駝花磚展現了當時絲綢之路商業貿易的繁榮景象。高大的雙峰駱駝背上滿載貨物,一名頭戴尖頂帽的胡人手牽韁繩,邁著輕快的步子向前行進,或許對他來說,前面不遠處的敦煌正是打尖休息的好地方。昭武九姓是隋唐時期對從中亞10多個小國來到中原的粟特人及其后裔的泛稱。在當時,敦煌是昭武胡商和其他民族商人交易、居住的重要商業活動中心。根據敦煌遺書《沙洲都督府圖經》記載,敦煌附近一個湖泊被命名為“興胡泊”,原因正是“商胡從玉門關道往還居止,因以為號”。除了花磚上的胡人形象,在敦煌出土的眾多唐代陶俑和莫高窟壁畫中,都能見到這些異域商人的身影。從翻領大衣、帷帽等服飾,到高鼻深目的長相,這些藝術作品都是按照當時常見的胡人的突出特點塑造出來的,可謂絲路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
胡人牽駝花磚
在胡商與漢民雜處的國際化都市,來自中亞諸國的風尚很快融入了當地人民的生活。“胡僧”、“胡樂”、“胡舞”、“胡麻”、“胡餅”,這些從西域傳來的事物被冠以“胡”名,極大地促進了不同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比如敦煌蘇家堡唐墓出土的這件唐代陶俑,頭戴漢地男子常佩的幞頭,身上穿的卻是一襲胡人喜愛的紅色翻領長袍。他面容豐潤,濃眉大眼,左手向前伸出,右肩聳起,似乎是在肩扛什么東西,又像是在為大家加油助威,充滿了力量感與勃勃生機。
身穿翻領紅袍的唐代陶俑
在唐朝對外交流史上,圍棋曾經扮演過重要角色。據《舊唐書》記載,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日本王子高岳親王向大唐進貢。在獻上厚禮之后,擅長下圍棋的王子提出要與大唐高手對弈。宣宗便命令擔任棋待詔的國手顧師言迎戰。唐代筆記小說集《杜陽雜編》詳細描繪了這場中日友誼賽。高岳親王拿出自己珍藏的楸玉棋盤、冷暖玉棋子,產自日本國東三萬里集真島上的手談池,每枚玉棋子都是天然形成,白黑分明,而且冬溫夏涼,十分寶貴。顧師言棋逢對手,一直下到第三十三回合仍舊未分勝負。顧師言害怕辱沒大唐聲威,手心直冒冷汗,凝思良久,最后以一手“鎮神頭”打破僵局,只一子就解了雙征不利的形勢,令高岳親王甘拜下風。
圍棋不光是長安顯貴們的游戲,在敦煌民間它也大受歡迎。在斯坦因帶走的藏經洞文書中,有一卷《棋經》見證了中古時期圍棋文化的興盛。這份珍貴的圍棋史文獻撰寫年代約在北周(公元6世紀),寫在一卷佛經的背面,現存159行、2443字,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圍棋棋譜。
S.5574《棋經》局部(現藏大英博物館)
1980年,敦煌考古工作者在唐代壽昌城遺址中發掘出土了66枚圍棋子,以花崗巖或玉石磨制而成。在隋唐時期,敦煌郡出產的棋子是皇室點名要的貢品之一。《通典》記載:“天下諸郡每年常貢,按令文,諸郡貢獻皆盡當土所出……敦煌郡貢棋子廿具。”敦煌博物館藏的《唐代地志殘卷》也說,敦煌郡“貢棋子”。為了增加觀眾的情景體驗感,工作人員還精心制作了以阿斯塔那唐墓《弈棋仕女圖》為背景的展板,將唐代棋子擺放在棋局上,仿佛那位身著緋色短襦、綠花羅裙的貴婦正在全神貫注地落子入枰。
唐代圍棋
《管子》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文化的發展離不開繁榮經濟的支持。絡繹不絕的往來商旅不光給敦煌帶來了異域風俗,還在這里積聚起了大量的財富。在隋唐展廳的出口處,一排各式各樣的錢幣充分展現了古代敦煌的富足。從漢代的五銖錢,到唐代的開元通寶,再到宋代的崇寧重寶,中央政權鑄造的法定貨幣在敦煌廣泛流通。而另一些印著波斯文和外國君主頭像的西域錢幣,則見證了胡商在此地的長久經營。敦煌莫高窟的供養人里,不乏衣著華麗的胡人形象,他們捐獻給寺院的營建款項想必就有不少這樣的金幣、銀幣。
西域錢幣
參觀結束后,我們將沿著絲路商隊走過的路,坐綠皮火車經瓜州、酒泉、張掖、武威回到蘭州,但第二天是自由活動,沒有行程安排。隊友們有的準備組團去炳靈寺石窟,有的打算在蘭州爬白塔山,而我決定拉上江流夜一起在武威下車,那里是與我研究密切相關的國寶級文物《王杖十簡》、《王杖詔書、令冊》的出土地。可是怎么才能確保我們能在武威見到這些文物呢?在敦煌市博物館門外的長凳上,我一時犯了難。打開手機,忽然想到前幾天加了肖老師的微信,他對甘肅出土簡牘的情況應該了如指掌。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我給肖老師發了條消息詢問。十分鐘后,我就接到了他打來的電話。
肖老師熱情地告訴我們,《王杖十簡》就在武威市博物館展出,為了方便我們參觀,他已經代為聯系好武威涼州研究院的李老師,明天由他帶我們去。肖老師的古道熱腸不僅解答了我的憂慮,更為明天的行程增添了驚喜和期待。三危山的夕陽灑下暗紅色余暉,綠皮火車的哐當聲中,我們出發前往那座被譽為天馬故鄉的城市。
圖片 | 黃君度、文貍
排版 | 黃思琦
設計 | 尹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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