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懷宇

陳寅恪先生在去世前一年，意識到自己的史學方法有可能失傳于身后，對助手黃萱說：“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識的。我死之后，你可為我寫篇談談我是如何做科學研究的文章。”

但黃萱敬謝不敏，后人頗有廣陵散絕之嘆。

這個故事，相信觸動了許多史家。

譚其驤便心有戚戚，促成了他的弟子葛劍雄寫出《譚其驤傳》。

虞云國也深有同感，日積月累而成《學隨世轉：二十世紀中國的史家與史學》一書。

虞云國的專業是宋史。

他進入大學時已年屆而立，史學訓練近乎零起點，以史學為志業的意識卻已然萌生。

他師從程應镠，走上宋史研究之路。

同時，補了兩方面的短板：一是以“拿來主義”的眼光選讀當年風行的史學理論與社科新潮的海外譯著，二是認真研習中國現代史學大師的著作。

歷史學在史料處理、史實考據、史事分析與史著書寫上，兼具科學與藝術的雙重特性。

虞云國曾設想：“二十世紀的史學大師，從揭橥‘新史學’的梁啟超開始，一個一個地把大師們的史學著作學習一遍，領悟他們的史學三昧，同時把他們的史學在大變局的互動中給以歷史的定位。”

這個設想雖未全面實現，但《學隨世轉：二十世紀中國的史家與史學》一書寫到呂思勉、陳垣、陳寅恪、顧頡剛、吳晗、丁則良、嚴耕望、劉子鍵、張家駒、程應镠等人，既關乎史家的世運，又再現前輩的風范，可見二十世紀中國的史家與史學的側影。

“歷史永遠在重作之中”是呂思勉的名言。

他認為：“因社會狀況的不同，人心的觀念既隨之而變，觀念既變，看得事情的真相就不同了。史事的訂正，又安有窮期呢？搜輯永無窮期，訂正永無窮期，歷史的當改作，即已永無窮期。何況歷史不是搜輯、考訂了便算了事的，還要編纂成功，給大家看，而看的人的需要，又是隨時不同的，然則歷史安得不永遠在重作之中呢？”

這讓人聯想到西方史學家克羅齊的論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呂思勉史學思想的基本原則是史學研究“不宜豫設成見”。

這與馬克斯·韋伯提出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價值中立性的主張頗有相似之處。

而呂思勉史學生涯的自覺追求是“用新方法整理舊國故”。

呂思勉在草擬《呂著中國通史》同時，也開始其斷代史序列的宏大計劃。

據錢穆說，這幾部斷代史本來是呂思勉擬議中的“國史長編”。

呂思勉為《白話本國史》作《序例》說：“我很想做一部《新史抄》”，“把中國的歷史，就個人眼光所及，認認真真的，將他緊要之處摘出來，而又用極謹嚴的法子，都把原文抄錄——有刪節而無改易——自己的意見，只注明于后”。

嚴耕望說：“有一位朋友批評誠之先生的著作只是抄書。”

這位朋友估計是牟潤孫。

此據楊聯陞函：“牟潤孫評述近代中國史學，而未提呂先生，弟致函指出，牟君回信只說嫌呂先生書多堆砌。”

楊聯陞不以為然：“試問有幾人能堆砌如此廣大而有意義？”

嚴耕望附議楊聯陞：“其實有幾人能像他那樣抄書？”

更為呂思勉抱不平：“何況他實有很多創見，只是融鑄在大部頭書中，反不顯露耳。”

1937年，胡適在日記中說：“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說：“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余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

這亦可視作陳寅恪的夫子自道。

陳寅恪心通王國維，作知己之言：“世之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于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論。寅恪以謂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

這是理解王國維的關鍵，也是陳寅恪的心史。

王永興認為“陳寅恪先生史學主要淵源于司馬光歐陽修為代表的宋賢史學。”

而陳寅恪認為“中國史學，莫盛于宋。”他肯定“宋賢史學的求真實、供鑒戒的史學思想”，“《資治通鑒》是為宋朝的治亂興衰而作的，一定要用真的材料，存真理以為政治服務。”

陳垣和陳寅恪合稱“二陳”，在學術上切磋砥礪。

1940年，陳垣著成《明季滇黔佛教考》，認為“此書舍陳公外，無合適作序之人”，便將油印稿寄給滯留香港的陳寅恪。

陳寅恪在《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說：“憶丁丑之秋，寅恪別先生于燕京，及抵長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馳蒼梧瘴海，轉徙于滇池洱海之區，亦將三歲矣。此三歲中，天下之變無窮。先生講學著書于東北風塵之際，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間，南北相望，幸俱未樹新義，以負如來。”

陳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其實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遺民之愛國精神、民族氣節，不徒佛教史跡而已。”

陳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則“有感于宋金及宋元時事，覺此所謂道家者類皆抗節不仕之遺民，豈可以其為道教而忽之也。”

陳垣更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首語說：“嗚呼！自永嘉以來，河北淪于左衽者屢矣，然卒能用夏變夷，遠而必復，中國疆土乃愈拓而愈廣，人民愈生而愈眾，何哉？此固先民千百年之心力艱苦培植而成，非幸致也。”

當時正在抗戰中，流寓西南的陳寅恪深有同感，《讀哀江南賦》說：“古今讀《哀江南賦》者眾矣，莫不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則有淺深之異焉。其所感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較多。蘭成作賦，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雖不同物，若于異中求同，同中見異，融會異同，混合古今，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斯實文章之絕詣，而作者之能事也。自來解釋《哀江南賦》者，雖于古典極多詮說，時事亦有所征引，然關于子山作賦之直接動機及篇中結語特所致意之點，止限于詮說古典，舉其詞語之所從出，而于當日之實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猶有未能引證者。”

二陳治史，皆潛心史料，也留意時事。

陳寅恪尤其善于從新視角去開發舊史料中前人所未用的潛在價值，《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說：“史論者，治史者皆認為無關史學，而且有害者也。然史論之作者，或有意，或無意，其發為言論之時，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時代之環境背景，實無異于今日新聞紙之社論時評。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故蘇子瞻之史論，北宋之政論也。胡致堂之史論，南宋之政論也。王船山之史論，明末之政論也。今日取諸人論史之文，與舊史互證，當日政治社會情勢，益可借此增加了解，此所謂廢物利用，蓋不僅能供習文者之摹擬練習而已也。”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今日新聞紙之社論時評”也有助于歷史研究。

嚴耕望推許前輩史學四大家：呂思勉、陳垣、陳寅恪、錢穆。

《學隨世轉：二十世紀中國的史家與史學》一書也寫了前三位，并有一篇寫嚴耕望。

史家如兵家，兵家有“兵無常勢”之說，史家也有“史無定法”之論。

嚴耕望在治史經驗中說：“治史不能機械地拘守某一類固定的方法”，因為“各種社會科學理論在史學上的運用也各有局限，不能恃為萬應靈丹。”

虞云國寫到宋史專家劉子健，引為知音。

劉子健在史學方法上有一段總論性闡述：“有人說史無定法。這句話沒說清楚。研究歷史的題材不同，當然不可能有呆板一成不變的方法。其實是史采佳法。說得更清楚一點，門道很多，因題制宜。再大膽一點說，因問求法。這不是佛教徒求法。假定說提的問題，一時沒有現成的方法可以采用，怎么辦呢？答案是去找去，試用各種途徑去尋求。科學家做實驗就是這樣的左試右試，就可能走出一條路來。”

如果說“史采佳法”，前輩史家的各門獨家方法，后來者悟其精妙的一招半式，別出心裁地融會貫通，或許他日能存乎一心，自成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