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荒誕六面達利——《達達達達達利！》

今天聊聊法國電影《達達達達達利！》。

片名 Daaaaaalí! (2023)，別名達達達你個利！(港)。

這部奇特的傳記電影像是一場超現實主義的自我狂歡，薩爾瓦多·達利的一生則像一場精心編排的荒誕劇。

他蓄著兩撇標志性胡須，行走時仿佛腳下踩著彈簧，言語間混雜著法語、西班牙語和自創的“達利語”。他宣稱：“每天早晨醒來，我都因自己是達利而狂喜。”這位超現實主義大師最得意的作品，或許正是他自己。

導演昆汀·杜皮約也要玩得很瘋癲，在影片片名中，他就不走尋常路，用六個“a”串起片名，對應六位演員輪番扮演達利。

從拄拐杖的傲慢老者、挺著啤酒肚的暴躁中年，到戴圓框眼鏡的神經質青年，每個達利都像從不同夢境碎片中蹦出的角色，他們彼此矛盾，卻又共享同一樣的瘋狂。

吉爾斯·勒盧什版達利像只膨脹的氣球，用浮夸手勢淹沒每一寸空氣；喬納森·科恩版達利抽搐著眼角，仿佛隨時會從西裝里蹦出彈簧；迪迪埃·弗拉曼德飾演的輪椅版達利則是具行走的諷刺雕像，對著海景陽臺念叨。他們交替登場，在一場戲中無縫切換，正如達利本人拒絕被單一形象定義一樣。

最荒誕的場景發生在一場晚宴。

當地牧師不斷重復講述同一個夢，說自己騎驢穿越沙漠時被牛仔射殺，墜入地獄又復活。

每當他說“然后我醒了”，鏡頭便切回餐桌，達利翻著白眼說：“不，你還在夢里。”

這場俄羅斯套娃式夢境持續了整整二十分鐘，觀眾與朱迪思一同陷入邏輯泥潭。當牧師第七次“醒來”時，觀眾終于長舒一口氣。

導演把達利的三幅著名畫作拍活了。

他讓達利的畫作從二維畫布躍入三維空間。1932年的《從三角鋼琴流出的嗜尸噴泉》（Necrophilic Fountain Flowing from a Grand Piano）化為荒漠中一架滴水的鋼琴；《普通而精細而無形的豎琴》（The Average Fine and Invisible Harp）里扭曲的人體被復刻成真人裝置，演員的頭顱被拉長至滑稽比例，需用金屬支架支撐；1973年的《達利從背畫晚會從背畫中永恒化》（Dali from the Back Painting Gala from the Back Eternalized by Six Virtual Corneas Provisionally Reflected in Six Real Mirrors）則化作鏡像迷宮，六個達利在虛實之間彼此凝望。

這些場景不追求“還原”，而是將達利的超現實語言翻譯成電影語法，亦真亦幻，十分有意思。

藥劑師轉行的菜鳥記者朱迪思是面照妖鏡。她代表試圖“解剖”達利的世俗眼光，又是籌備巨型攝像機、雇傭攝制組、甚至換上華服討好達利，卻總在最后關頭被藝術家玩弄于股掌。

導演沒有拍攝一部常規意義上的傳記片，傳統敘事總是將傳奇人物塞進起承轉合的盒子里，而達利偏要掀翻盒子跳起踢踏舞。

電影后半段，朱迪思的紀錄片項目逐漸失控，達利要求增加鏡頭數量、更換拍攝地點、甚至插入自己設計的荒誕橋段。你這時才會發現，這并不是什么傳記片紀錄片，而是達利秀。

導演的幽默帶著達達主義的頑劣。

他用倒放鏡頭讓達利“飄”回座椅，用錯位剪輯制造時空錯亂，讓托馬斯·班加爾特的配樂在西班牙吉他曲與迷幻電子音間橫跳。

當朱迪思最終放棄采訪，在公交車上瞥見某乘客的達利式小胡子時，鏡頭突然切回報紙頭條。在這里，現實與虛構的邊界變得模糊。

《達達達達達利！》也沒有傳統結局，或者說有太多結局。

字幕卡連續五次打出“Fin”，每次都被新畫面打斷。這些“偽結局”堆疊在一起，最終在達利標志性的狂笑中落下帷幕。

當不真正理解達利的人試圖用達利來裝時，昆汀·杜皮約卻為達利舉辦了一場化裝舞會。在這里，不必解釋瘋狂，不用證明天才。用六個達利、無數夢境、一場永不落幕的胡鬧，完成了用荒謬對抗更荒謬的世界。

瘋癲成為藝術，

真實淪為幻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