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佑民(1918年4月～2001年7月1日)

1935年10月在 陜西華縣咸林中學參加共產黨；1937年4月參加紅軍。

1939 年4月從延安到大別山任中共舒城縣委書記。

1942年11月起 從事公安工作，歷任皖江行署公安局副局長，皖中軍區鋤奸部 部長；

解放戰爭期間歷任中共遼寧省第三地委、撫順市、吉林、 牡丹江省的社會部部長、或公安局長，東北鐵路局公安局局長、 公安總隊總隊長兼政委、總隊黨委書記；中央內衛第四師、公安 十二師政委兼黨委書記。

1952年調中央公安部歷任交通保衛 局副局長、局長、副部長，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副主任，中央政法 小組成員。

1968年3月受“四人幫”迫害，入獄四年，1975年 10月任公安部副部長。

1976年10月參加中央赴上海工作組， 任上海市委書記、上海第七屆人大常委會主任，參加結束“四 人幫”控制上海的局面，清查“四人幫”及其余黨的反革命罪 行。任安徽省委書記兼紀委第一書記、政法委員會書記。

第六 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第七屆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 委員。在政法、公安戰線工作50年。

本書以嚴佑民在秦城監獄寫的自述為主，當時他以戴罪之 身，為了不牽連任何人，不能講成績和同志們的好話。他出獄后曾對親屬說：我已是反革命，我要講別人的好話，他們可能因 我的原因也成為反革命。

我的乳名叫嚴五美，參加革命后叫嚴佑民，在華東工作 時名岳炎。

1918年生于陜西澄城縣寺前鎮。從我記事起，我 的家已是走向瓦解的富農，人口十八，土地八十畝，牲口一， 有全套農具和大車，雇工一。生活靠農業收入不夠，還要靠 外邊做事的人寄錢回來。這個家維持到抗日戰爭開始不久， 就分居了。共五家，我同母親弟弟算一家，分地二十畝，一 點房子，無農具，解放后土改時劃為中農。

我的父親病逝時我僅六歲，已完全不記得了，我由祖母 和母親撫養。

初在本鎮小學讀書，十二歲那年，家鄉旱災嚴 重(連續三年),因我無父，祖母主張在她臨死(已病，年 已七十)前把我安置好，她征得我的二堂兄嚴佐民的同意， 送我去陜北榆林他工作的地方上學，我于是年初就離開了家鄉。

到榆林后，初入第六中學，下半年即轉入陜北公立職業 學校(四年制)學紡織科。

三年后，由于我同當時在榆林的 叔祖父嚴子漢發生矛盾(我在他家吃飯),備受欺壓和虐待， 于寒假期間(春節前)趕我出門(我僅十四歲),逼得走投無路曾自殺，我堂兄從外地回來后站在叔祖父的一方，毫無同情之心，反而重打我一頓。

在此情況下，我于1933年夏天 決然只身返回家里，當時是十五歲。回家后，除我的母親外 (祖母已故),其他人都冷眼相看。

我隨即赴西安投奔舅父黨寒波(母親的胞弟，我在榆林時曾來信答應管我上學)處， 他當時是醫生，家里無什么人(僅有一小孩),我在他的幫 助下，于是年秋入陜西華縣私立咸林中學高中部一年級(二 五級)。

我同我的家庭一直沒有什么經濟關系，除過年放假回 家看看外，來回的路費家里都無人負擔，我的學費、吃飯等主要靠黨寒波，這就是我入學校的情況。

我的政治生活，共分四段：

一、入黨前后；二、敵后根 據地的七年；

三、東北工作的七年；四、北京工作的十五年。

邊城烽煙激勵赤子報國志

在咸林中學(1933年下半年～1936.6)

咸林中學是一個私立學校，設有高中，我們是第一班。 學校校長是王子休，當時思想傾向于陶行知一派，所謂“曉莊師范”是他追求的理想。但是，他不是當地人，很受當地 的紳士階層的知識分子反對。

我初到那里不久，初中部(約 六七百人)就搞過游行，反對王子休， 一年多以后，王就被搞走了，此人以后變成了反革命。后來的校長叫做范仲之 (?)本縣人，思想反動，抗戰期間做了反革命，解放后被鎮 壓。

1935年在陜西華縣咸林中學，和嚴威(右)(抗日戰爭犧牲)

高中這一班的學生，除少數幾個人是本縣的外，大部分 是從各地招收來的初中畢業或沒有畢業的學生。

這些學生中， 有一些是西安的中學中被開除的；有些是不能在西安安身的 (因為“九 ·一八”后，西安學生在共產黨領導下，有相當長的時間進行了抗日救亡活動)。

因此，我們這個班雖然只有 幾十個人(開始有60～70),各種思想都有，年歲也有大有 小。當時就有黨的活動，特別是“九 ·一八”后西安的學生 運動。

1934年的時候，初中部的學生中開始有些政治活動， 主要表現是閱讀進步書報的增多，1935年上半年有些人就離 開咸中了，到陜北或其他地方參加革命工作了。對我來說， 接受了不少的抗日救亡知識，以及政治上的事。

當時紅二十 五軍從鄂豫皖蘇區長征到陜北時曾路過華縣農村，留下不少 影響，在學生中間傳說很多，紅軍大學在瓦窯堡的招生廣告我們曾接到過，也看過一本《西征記》油印的小冊子，是描 寫紅軍長征的一段。

總之，這些對我都有深刻的影響，和我 一起住的周定甲(當時我不知他是黨員)向我說過不少關于 黨的活動，還有王均(后來我入黨的介紹人)也說過不少。 這些人同我是同班，有的同縣，有的雖不是同縣，但放假回 家時同路，有時還路過我家時住一兩天，我當時年歲最小， 王均那時已二十幾歲了。

我以敬仰的心情，聽他們議論，這 時我也讀了不少進步刊物和書報，還有我的大堂兄自蘇聯 回來宣傳過共產黨的主張，蘇聯革命后的情況，以及小學時 受到教員們的影響等，更使我懂得了許多事。

而當時蔣介石 正在調動大軍到陜北圍攻紅軍，在西安屠殺共產黨員，而日 寇在華北不斷深入，我就更加贊成他們的主張，促進了我參 加革命和抗日救亡的決心。

對于我自己的前途問題，感到茫 然，雖然我也想過干工業這一行(因我當時比較愛好自然科 學),但這種形勢下，怎么可能呢?

王均、楊春茂、劉玉堂、 申力生等人在1934年或1935年上半年就走了。我記得在王 均走前的一個夜里，在操場上，我曾向王均表示過想和他們 一起干革命，王均當時答應了我的要求，并說以后來找我。

1935年的十月間，一個下午天快黑的時候，初中部晁清芳突 然找我到他的房子里，當時有和俊川、劉玉堂，我看到劉玉 堂來了，知道是從王均那里來的，這樣，我們共四人就在房 子里開起會來。

我記得是劉玉堂先說，王均叫找我們開會， 成立一個支部，和俊川做書記，晁清芳為組織(干事),我 是宣傳干事，還有一本什么文件我記不得了，我就是在這樣 情況下正式加入了共產黨，沒有舉行儀式，介紹人就是王均， 此后我即同和、晁聯系。

進行革命活動，被開除學籍

我們開過會后，形勢發展很快。東北軍的一0九師在陜 北被紅軍消滅，剩下的殘兵敗將開到華縣，有一部分臨時住 在學校里，他們講了許多紅軍的事(可能有許多是我軍釋放的 俘虜),替我黨做了不少宣傳。

同學們抗日的熱情高漲，談論 抗日救亡活動的到處都有。北平學生“一二 ·九運動”開 始，上海的《大眾生活》刊物大力報導，很快在學生中掀起 了熱潮。

就在那時前后，我們接到一份北平女子文理學院的 傳單，要求各地支持“一二 ·九運動”,并有政治主張。借 此機會，我們就在咸林中學掀起組織學生抗日救國會，把這 個意見和傳單利用吃飯的機會(在飯堂)宣布，很快就得到 支持和響應。

此后各班派出代表，組織籌備會，在會上正式研究成立一個咸林中學抗日救國(亡)學生聯合會，起草成 立的宣言，宣布支持北平學生的“一二 ·九運動”,并決定 召集全校學生開會，選舉領導機構(執行委員會)。

很快就 開成立大會進行了選舉，以趙玉機等十幾個人為委員(我是 委員之一),趙為主席，大會決定游行示威，通過了宣言，通 過了向北平學生的支持信，進行了游行等活動，并利用農村 中過春節前的各種大的集日，停課組織成宣傳隊進行宣傳， 一時搞得十分熱烈。

學校當局感到突然，也不敢阻止。寒假 前，我們趕印了許多宣傳品，分給學校同學，回到家鄉進行 宣傳活動。在此期間，我們還聯合了其他學校(當時還有少 華女中、少華小學)成立了聯合會，因為放了寒假沒有什么 大的活動。

1936年學校開學，形勢有了變化。突出的有幾件事：

一 是學校里增加了軍訓教官(一般都是由國民黨派來的);

二 是初中三年級來了一位學生(姓潘),很快被學生識破是國 民黨特務(原來是三原縣的一個學生，被捕后叛變當了特 務);

三是高中因畢業班準備考試停課(當時也只剩得三十人左右),并放出風來不再辦高中了，看來是學校有了準備， 加緊控制；

四是學生開學(回)來后也比較消沉，特別是本 縣附近的學生更為消沉。

在此情況下，如何再發動起來就有 點問題，因此就把這個運動轉到深入學習這方面去了。組織 讀書會，動員訂閱進步刊物和書籍，互相借閱和討論，一時 訂閱刊物的人很多，僅《大眾生活》就有七十多份。對于這 位新來的軍訓教官，我們想打擊一下他的威風，學生中已經 對他有反映，因為他搞什么“新生活運動”升旗等活動，同學們都有反感。

有一天早上上早操，這位教官把同學們搞得很疲勞，滿身出汗突然停下來做慢的動作。我借此機會當場 向他提出質問和抗議，說他不顧同學身體，弄得他下不了臺， 學生們一哄而散。

這件事引起了校方當局的惱怒，立即出布 告開除我學籍，并要求我馬上離校。

同學們議論紛紛，有可 能再鬧起來的趨勢，有些進步的教員對學校這種態度也不贊 成。在此情況下，學校也不催我離校，也不提什么開除問題， 不了了之。

叛徒告密，躲避追捕

記得是四五月間，我們支部開會時來了一位叫姚全(此 人我以為是交通，以后知道是韓城縣委書記)的人，參加了 我們的會，這個人頭發很長，說是因為沒有耳朵。

在這次會 上，談了咸中的情況，我記得他沒有說多少話，以后就走了。

過了些時候， 一天夜里，西安有一個叫王勛(王均的弟弟) 的學生來通知，姚全被捕，叛變，叫我們即速轉移。

接此通 知后我即同和、晁商量，我們三個人還有趙玉機、周定甲， 一起走，趙和周因為是已公開的學生會負責人，其他的姚全 不知道。

這樣決定后，我隨即通知他們于天明后離開學校。 在我走時，已經發現自火車站來了憲兵數人到校長室，我出 了校門，到西關，同趙、周，還有和、晁等人會合在一起， 研究辦法。

晁是中部縣人，同和一起到他那里暫時躲起來； 我是從渭南上火車(因到華縣車站無車，怕被捕捉，即走到 渭南上車)回到西安我舅舅家躲起來；周直向平涼(甘肅)他叔父那里暫住，趙到他家里躲避。

總之學校不去了，就這 樣我們都走了，時間大概是1936年5月6月間的事。我們離 開后，聽說當時敵人找了趙玉機、和俊川，再未找別人，也 未捕人，就走了。

過了一些天，憲兵第二次來初中部捕了一 些人，這些人當時都不是黨員，但很活躍。以后知道就是那 個姓潘的特務學生告密而捕去的，捕去的人據說“雙十二事 變”,即“西安事變”后都放出來，大部分都參加了紅軍工 作。

那個潘姓特務學生在“雙十二事變”后，被放出來的這 些人在農村一個什么地方碰到了，就地召集了大會，在那個 混亂的時候，殺掉了。

在北平參加學生愛國運動

從西安到北平(1936.6～1936.12)

我在西安舅父家里住了兩個月還多，我告訴舅父我已畢 業(當時不敢說學校的事)。他在西安附近一個縣里做衛生 院長，不常在西安。

他說：你要上大學，要到北平去，去了之后也考不上，因為西北學生(文化)程度低。因此，你到 北京找一個補習學校，先上一年，明年再考，并希望我學工。 在那個情況下我當然愿意去了，他讓我做點準備，即可走。

恰在此時，原來在陜北榆林職業學校的一位同學申廣盛突然 來找我，據他說曾到我家里，見到我母親，才到西安來找我。

當時我對此人有點不太相信，看他樣子土里土氣，但是住在 旅館里又很闊氣，被子等都是綢子面子，有點不對稱，看起 來又很有錢，我問他找我何事，他說看看我干什么,我就說 明我的打算，他也說和我一塊去北平，我問他路費有了沒有， 他說有。

這樣，我們兩人約定一起到北平，我還找了一套高 中學生的軍服給他，可以買火車票是半價。就這樣我們兩人 一起去北平， 一路上我們談了不少，他告訴我這些年在軍隊 中工作，打過仗等事。

到北平后，他因在車上又碰到一位熟 同學，就和那人一起住到延安會館(因那一位熟人在那里住);我投奔到一位咸中的同學郭兆民住處華州會館(前門 外南柳巷)。

1936年在西安，嚴佑民(右2)和同學及表弟黨天中(男孩子)

我在南柳巷華州會館住了一個多月，認得了一些人。在 那一帶會館里住的陜西學生不少，但是政治空氣不好，革命 朝氣不多，長期下去有墮落的危險。我沒找補習學校，自學了一段數學。

那位同來的申廣盛，不久又想回去了，我也贊 成他回陜西。他的來歷我當時確實弄不清，已經有人告訴我， 同我一起來的人是紅軍，據說是申自己說的，我不大相信。 我也問過申，申不承認，他只說過紅軍打仗好等。我勸過申 說話注意對象，有些人我們都不認識，不然會出事，申也贊 成，我還告訴他我也想搬家，這個地方不好，我不知道該搬 哪里。申廣盛就這樣回去了。

在此后不久，我認識的二位叫 田文揚和韓志華的，兩人搬到東城沙灘住了，他們勸我也搬 去。這樣，我也就搬到那里去了，住在景山東街，北大二院 對門的寶祥公寓里。

沙灘一帶的空氣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 一個是政治上的 抗日救亡活動， 一個是學習的空氣，比較嚴肅而緊張。那里 的公寓里都住的是不在學校的學生，“民族解放先鋒隊”在 那里很活躍。

我住在那里不久，韓、田兩人先后找我談，要 我加入“民先”。我因對“民先”還不了解，又沒有組織關 系，因而考慮了很久。

我探問“民先”的綱領和目的，主要 是怕上當。他們兩人又說不那么清楚，我總對他們笑說，不急。此后在“民先”刊物上，看到“民 先”成立的歷史和綱領后，看出來完全是我黨的主張，又是 在“一二 · 九運動”后南下回來的學生組織起來的，這樣， 我決然加入了“民先隊”。

由田、韓介紹，被編入沙灘街頭 分隊，隊長姓丁，還有兩個女的， 一個叫段燕(硯),一個 不記得名字，我們有十來個人。

參加“民先”后我的活動就 多了，記得北大當時有一位叫小吳的領導我們，這時的活動 主要是參加由“民先”組織的各種座談會，聽名教授講話， 有時還派我們到農村和門頭溝去，讀的材料也不少。這個時 間我就忙這些了，什么學功課，準備考大學的事也不干了。

“雙十二”北平學生的游行示威，我參加了，是隨北大學生 一起的，在馬路上經受了警察和保安隊的沖擊和追打，后來 各路的隊伍慢慢都集合起來，都進入景山，大約好幾千人。

進去后警察即把門封起來了，據說是當局要派人來接見，但 就是不見人來，大家有點急，就在那里喊口號、唱歌，想出 去門已封了，也沒有東西吃。

一直到黃昏時，當時的北平市 長秦德純來了，在大門里臺子上講了話，說了一些好聽的， 替二十九軍做表白，并表示二十九軍一定發揚“喜峰口”的 精神等，并要同學們看行動和表現，希望同學們回去守秩序， 整隊回去。

我沒有想到他會說這么多好聽的話，這樣我們離 開了景山，整隊高呼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內戰， 一致抗日，擁護二十九軍抗日等。

我們回來后，才知道今天 的情況變化，上午和下午不同的原因是，西安發生了事變， 扣留了蔣介石，張、楊提出了“八項主張”。

對我來說，由 小縣城的游行到大城市的游行示威又經歷了一次鍛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