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崔桂忠

7月22日，備受關注的“男子強奸大嫂出獄后刺死見義勇為者”案在云南華寧二審開庭。庭審約2小時后，合議庭宣布休庭，案件擇期宣判。一審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兇手田某明死刑緩期執行，這一結果，在受害者家屬心中掀起驚濤駭浪，更在社會輿論場引發軒然大波。“死緩”判決與公眾“死刑立即執行”的強烈訴求激烈碰撞，見義勇為者付出生命的鮮血，卻遭遇司法尺度中令人費解的“寬宥”，這份撕裂正義的傷口，究竟該如何縫合？二十年前挺身而出卻不幸逝去的生命，其價值又該如何衡量？

回溯田某明的罪惡行徑，令人發指。1996年，他犯下強奸嫂子（未遂）惡行，兇殘本性初顯；2002年，出獄僅數月，竟因“心懷不滿”蓄謀已久，持刀闖入嫂子家中。善良鄰居劉某某聞訊勇敢阻攔，田某明卻毫不猶豫將利刃刺向這位見義勇為者，致其當場死亡，嫂子趙某某雖僥幸生還，卻身受重傷。

一個劣跡斑斑、剛出獄就再犯重罪的累犯，一場精心策劃、冷酷實施的血腥復仇，對生命尊嚴與社會良序的極端踐踏——如此罪行，主觀惡性之深、人身危險性之高、社會危害性之巨，難道還不符合刑法中“罪行極其嚴重”且“必須立即執行死刑”的標準嗎？我國刑法明確規定“累犯應當從重處罰”，這一鐵律，難道要在“寬嚴相濟”的模糊地帶被悄然弱化？對于田某明這樣毫無悔改、冷酷囂張的暴力累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理應凸顯“嚴”的一面。當暴力肆意挑戰生命底線，司法若不能以最嚴厲懲戒筑起堅固堤壩，何以震懾潛在罪惡，捍衛法律尊嚴？這份死緩判決，首先撕裂的是千百年來深入人心的樸素正義觀，更是對“罪刑相適應”刑法基本原則的嚴峻挑戰。

更深、更痛的撕裂，是對見義勇為精神的致命拷問。法庭外，劉某某兒子悲愴的詰問，如重錘擊打每一個有良知者的心：“不然我真的想不明白，見義勇為，到底應該為還是不為？”這泣血吶喊，遠超喪父之痛，是對社會道德根基的靈魂叩問。

見義勇為，是人性光輝的閃耀，是社會正氣的脊梁。然而，當挺身而出的最高代價是生命隕落，而行兇者卻可能因“死緩”獲得生機，無異于向所有潛在的施救者澆下冰水。司法的天平若不能堅定地向英勇者傾斜，不能為犧牲的善行提供最強有力的司法背書與價值肯定，社會道德的基石必將動搖。長此以往，危難時刻，誰還敢果敢向前？誰還愿相信公義會得到司法的堅實支撐？

這撕裂的傷口下，流淌著受害者家庭二十六載未干的血淚。趙某某至今無法直面法庭，“不想看到田某明”是她用血淚筑起的防線。更令人心寒的是，據其子所述，兩個被碾碎的家庭，在漫長的二十六年里，從未收到加害者及其親屬一絲一毫的歉意或賠償，遑論諒解！

田某明及其家庭的冷漠無情，與其犯罪時的兇殘一脈相承，不僅未提供任何法定的從寬情節（如被害人諒解），反而印證了其毫無悔改之心。法律審判若不能充分體察這份貫穿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煎熬、恐懼與屈辱，未能對受害者累積的深重創傷給予足夠分量的司法撫慰與正義回應，那么判決書上的論證再嚴密，也難掩其下洶涌的悲鳴與徹骨的寒心。正義的伸張，理應包含對受害者苦難最深切的“看見”。

法律條文是冰冷邏輯，但逝去的生命是滾燙的，社會對正義的渴望熾熱無比。田某明案死緩判決引發的巨大爭議，絕非公眾對法律的誤讀或情緒宣泄，而是對司法如何守護生命尊嚴、捍衛善行勇氣、撫平歷史創傷的集體審視。當利刃刺向無辜，司法是公平的最后防線；當善舉付出生命代價，公義理應成為最強回響。劉某某用生命阻擋惡行，司法是否該以最嚴厲、最匹配罪行的懲戒告慰英靈、震懾罪惡、修復信任？

從法律條文看，我國刑法對死刑適用嚴格，強調“罪行極其嚴重”且“必須立即執行”。但在田某明案中，其累犯身份、預謀殺人情節、一死一重傷的嚴重后果，以及極端主觀惡性和毫無悔意的態度，都已十分明顯。這樣的案例，若仍認定“不是必須立即執行”，依據何在？傳遞的信號又會怎樣？這不僅挑戰公眾對法律公正的認知，更可能動搖社會道德根基。

我們期待并呼吁，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二審判決，能撥開迷霧，秉持法律精神與人間正道，給出經得起法律推敲、對得起受害者家屬二十六年血淚苦難、有力回應社會正義訴求的公正裁決。讓正義不再蒙塵，讓見義勇為者的血，不再白流！這不僅是對逝去生命的告慰，更是對社會正義與良知的莊嚴承諾。

☆作者簡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隊政治委員，海軍上校軍銜。現任大連市旅順口區委辦公室一級調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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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易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