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這一思想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以“十個堅持”系統回答“為什么建、建什么、怎樣建”生態文明，以“四個重大轉變”和“五個重大關系”不斷深化規律性認識，從文明范式轉變的高度，確立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中國方案。

守正創新：樹立中國式現代化生態觀

人類既來源于自然又改造自然，二者相互依存、辯證統一。自然界為人類提供生存基礎，反過來又對超越其承載限度的開發活動作出“懲罰式”回應。這一科學自然觀奠定了把生態問題置于社會發展總體框架中考量的理論基石。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生態興則文明興”等原創性命題，把生態文明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從嚴厲治污到系統治理，從能耗雙控到碳排放雙控，中國用十余年走出了一條以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為導向的現代化新路，印證了理論創新的實踐價值。站在人類整體利益、共同利益、長遠利益的高度共謀全球永續發展的生態價值觀，是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生態觀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境界。

面向未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強調在發展與保護間尋找動態平衡，既守住“安全邊界”，又釋放綠色紅利。一方面，通過三江源國家公園整體保護、浙江安吉林下經濟等案例，展示“生命共同體”理念落地；另一方面，以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為牽引，推動能源結構、產業結構和空間格局協同優化，為全球生態治理貢獻中國經驗。由此，一個兼具科學性、系統性與開放性的生態文明思想理論體系正在形成，并成為新時代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價值坐標。

承古開今：傳承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

中國數千年的農耕文明孕育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取用有節”等生態智慧。先民以順應節律、適度利用為基本原則，形成了敬畏自然、珍視資源的文化基因。然而，這種植根于小規模、低強度的生產方式，一旦進入工業化大發展與經濟全球化時代，就難以應對生態赤字、氣候變化等系統性危機，亟須在新的理論框架下守正創新。

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強調自然的整體性與人類實踐的雙向作用，為古老智慧提供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支撐。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以此為橋梁，揭示出生態危機的根源在于工業文明片面追逐物質擴張、割裂人—地關系，必須通過文明范式轉換，重建敬畏自然、順應自然的新型現代化道路。與此同時，他還對傳統生態理念進行了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把“順應—敬畏”升華為“保護—發展”，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明確經濟活動必須約束在自然承載力之內；強調“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賦予古老智慧以現代價值；通過“四個重大轉變”“五個重大關系”深化對生態文明規律的認識，為傳統文化注入時代內涵。

理念的現代激活最終落腳于制度與實踐。國土空間“三條控制線”、生態保護紅線把“以時禁發”的節度觀念精細化為剛性約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治理把“道法自然”擴展為系統工程；把“取用有節”轉譯為市場激勵與共享機制，并通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碳匯交易、生態補償等政策工具，提升綠色發展的可持續性。

建設生態文化是時代變革的需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建設美麗中國轉化為全體人民自覺行動”。垃圾分類、光盤行動、個人碳賬戶等激勵機制，正把愛綠護綠從理念內化為價值觀、外化為生活方式，匯聚起全民共建共享的綠色合力。通過建立具有約束力的環境義務規范，并將生態文化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踐，新時代中國正在不斷彰顯從“控制自然”到“共生共榮”的生態文化價值。

范式躍升：構建中國生態文明的自主知識體系

當代生態危機暴露了工業文明以資本增殖為軸心的局限性：以GDP為唯一尺度，把自然簡化為可度量的商品，最終使“物質最大化”凌駕于自然法則之上。馬克思早已提醒，人類改造自然若突破承載極限，必遭“自然的報復”。今天，這一邏輯體現為全球氣候變暖、生物多樣性銳減等系統性風險，但主流經濟學難以解釋這些“外部性”失衡，亟須新的文明范式與理論框架。

每個時代的人們對自然的理解和態度具有各自的特征，文明范式變革涉及生產生活方式、制度規則和價值觀念等經濟社會全面系統轉型，形塑人與自然關系的社會共識。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以“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為基點，提出重構兩大關系：一是把人從凌駕自然的中心主義中歸位，尊重、順應、保護自然，劃定“自然安全邊界”；二是把發展的目的從單純財富擴張轉向“人民美好生活”，讓生態環境成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此基礎上，這一思想逐步形成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闡明價值準則，以“雙碳”目標提供實踐路徑，以系統治理、法治保障、科技創新和全民行動構成方法論矩陣。

中國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進程，堅持將良好生態環境作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全力實現從傳統經濟到綠色經濟的重大轉型，并在對生態產品及其價值實現機制的不懈探索中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綠色發展道路。安吉“兩山”轉化模式將山水景觀轉化為千億、萬億元級別的綠色產業；全國碳排雙控新框架成為工業化后發國家探索“增綠不失速”的政策樣板。中國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為綠色轉型提供穩定性與持久性，也為世界可持續發展貢獻了超越工業文明的新范式。

機遇共享：為全球綠色發展貢獻中國方案

當氣候變暖、環境污染、生物多樣性銳減三重危機相互疊加時，全球生態公共產品既面臨“供給不足”，也遭遇“過度消費”。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國把綠色轉型確立為中國式現代化底色，既為國內高質量發展拓展了空間，也展現了中國參與全球生態治理的大國責任與擔當。面對生態危機給全人類帶來的嚴峻挑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加強應對氣候變化、海洋污染治理、生物多樣性保護等領域國際合作，認真履行國際公約，主動承擔同國情、發展階段和能力相適應的環境治理義務，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實施全面綠色轉型行動，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摒棄以犧牲環境換取一時發展的短視做法，同時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方向，抓住綠色轉型帶來的巨大發展機遇，深入推進環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各級政府出臺了一系列規劃和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力舉措和行動，經濟發展的“含金量”和“含綠量”顯著提升。世界銀行指出，全球風電和光伏發電項目平均度電成本在十年間分別累計下降超過60%和80%，其中很大一部分歸功于中國創新、中國制造和中國工程。特別是中國一大批太陽能、風能和水電等惠民生的“小而美”項目，為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深化能源轉型貢獻了中國技術、中國產品和中國方案。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倡導基于各國國情、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凝聚起全球生態治理的國際合力，在理念與行動上進一步拓展了人們對現代化的新視野，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貢獻了中國智慧。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