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德登場時似一張普通的白紙,而在荔枝轉運的絕地求生中不斷接近、抵達歷史真相。個人的行動,最終合轍于歷史的軌跡。這是影片在立意上的成功,也是它不減的藝術魅力。
■練韜
今年夏天,是個荔枝豐收的季節。電影《長安的荔枝》的上映,可以說是恰逢其時的一款荔枝“周邊”。而早在三年前,馬伯庸的小說《長安的荔枝》就已是現象級的作品,以數百萬冊的銷量成為“爆款”。今年早些時候上映的劇版《長安的荔枝》,同樣熱度甚高,這無疑讓人對電影版《長安的荔枝》更多了幾分期待。
一方面是期待,一方面是擔心。因為電影與電視劇和小說相比,更考驗講故事的能力。如何在兩個小時的時間里,濃縮精華,張弛有度地把故事講好是一個不小的挑戰,更何況還有原著小說和電視劇珠玉在前,拉高了觀眾的期待閾值。進電影院前,我是替電影《長安的荔枝》捏了把汗的。所幸,影片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貼地飛行,平安降落。”相較于小說,影片沒有進行大改、魔改和爆改,只是在原著的基礎上進行了修剪而非移植,故事架構變得更加輕簡明了,敘述節奏在電影敘事中加速,運送之旅更加跌宕,充滿張力,觀之令人感到酣暢淋漓。但遺憾之處在于,原著中隱微復雜的權力斗爭,也被過濾和簡化了,整體觀感上顯得有些平面化。
饒是如此,影片仍然是一出實打實的正劇和悲劇。電影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小說的精華,故事的深意沒有被勾兌或是稀釋,荔枝鮮還是那個荔枝鮮,沒有變成“荔枝煎”,這是令人寬慰的。
電影《長安的荔枝》講的是一個怎樣的故事?
和原著一樣,依舊是唐天寶年間司農寺上林署的監事李善德被上司和同僚算計,稀里糊涂地攬下了荔枝使的活計,奉皇帝之命,要在六月初一楊貴妃生辰前,把嶺南出產的新鮮荔枝運到長安的故事。故事將荔枝和妃子笑緊緊綰合在一起,實在不妥帖,仿佛是楊貴妃為口舌之欲,不惜折騰李家江山。
但影片說得很明白,大費周章地從嶺南運鮮荔枝,就是皇帝的旨意,是唐明皇要以嶺南產的鮮荔枝來討貴妃的歡心,貴妃并不知情。唐朝由盛轉衰的道德責任究竟系于誰?有很多種解答,但注定不會在貴妃身上。影片所秉持的道德邏輯、歷史邏輯和性別邏輯,是值得肯定和激賞的。
事實上,對于現代觀眾而言,影片的故事可以被理解為是一次超遠距離的外賣配送,外賣員李善德,要從嶺南配送荔枝到長安,途中的折損用度,就是配送費。我們不妨從這三個角度來理解電影。
先來看看外賣員李善德,是一個怎樣的人物?
李善德的人設是頗為考究的。他與常人不同,別人都是以詩文取仕,他卻是算學及第,他習慣了用簡明的數學邏輯來應對這個世界,卻不曉得揣度人心的險惡。他對同僚的險惡用心不作預防,不知不覺地走入了圈套。
荔枝使,看似是個肥差,奉天子之命,可以調動舉國資源,人人都要向荔枝使行個方便;實則極其兇險,因為要把鮮荔枝從嶺南運往長安,還要保持色香味不變,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任誰來當荔枝使都會是個替罪羊。
一開始,李善德在荔枝保鮮技術和運送路線設計上同時下功夫,試圖以算學思維破局。但他發現,憑自己調度的民間力量,根本無法完成荔枝轉運。李善德再度回到長安,陰差陽錯間得到了楊國忠的授意,讓他得以調度差遣朝廷各部門和地方官署,一個恢宏的荔枝運送網絡拔地而起。李善德終于意識到,真正管用的不是算學,而是權力。隨著荔枝轉運工程的深入,他才發現自己掉入的是一場權力斗爭。荔枝是右相楊國忠和內侍魚朝恩用來爭寵的工具,李善德一個小小的荔枝使,只是一枚棋子,連生死都不由自己掌握。
李善德的形象,很難稱得上是偉岸。他在上林署就是個邊緣人物和受氣包,受敕為荔枝使后,更被一路來的雨露風塵摧折得憔悴衰朽,他單槍匹馬躍入長安城門時,嘴唇干燥皸裂,鬢發灰白枯槁,這不得不讓人感到心疼——身處塵世,萬般不由己身,但李善德仍然稱得上是平凡人里的“文化英雄”。即便被設計陷害,吞咽了太多本不屬于他的苦難,但他承擔了這一切,因為他的心里裝著的是家中妻女,是朋友道義,還是恪盡職守的人生準則。他甚至奇跡般地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作為普通人的我們,能在李善德身上汲取充足的生活勇氣和豪情。在這個意義上,李善德的形象塑造是成功的。
再來看看,李善德要配送的荔枝究竟意味著什么?
電影里的荔枝,至少有兩重深意。鮮紅的荔枝首先是李善德命運的象喻,看似風光,實則極易腐爛。他的命和荔枝綰結在一起,同生同死。荔枝還是這一時期唐王朝的隱喻,開元盛世表面繁盛巍峨,實則氣數將盡,盛唐氣象即將隨著安史之亂的風云流散,一如嶺南佳荔,明艷卓倫,卻是行將朽爛的。
李善德跋山涉水,實地探訪,只為籌算和優化最高效的運送路線,幾乎一夜之間,須發皆白。這讓人想到伍子胥的一夜白頭,可伍子胥的一夜白頭,為的是一雪國仇家恨,李善德的一夜白頭,僅僅是為小小荔枝,這顯得十分諷刺。況且,這一路的折損耗費,無人在意,最終都由百姓承擔。當李善德完成了護送荔枝的壯舉,在楊國忠面前,他悲憤地申訴著民生多艱,想要用自己微弱的嗓音,替百姓多要回幾分生路時,卻遭到了狠厲的申斥和棍擊。這時,李善德才發現,挽救朽爛的唐王朝和護送易腐的鮮荔枝一樣,都是荒誕的。這是影片濃厚的歷史感,藏在小小荔枝里,見微知著,渾然天成。
最后,荔枝的配送費是多少?
不算李善德前期的投入,就說最后一趟運送,在錢財上的花費,就高達五萬六千多貫。這個時候的李善德,已經不是那個單純的算學家了,一路的磋磨,讓他也學會了算“政治賬”。只不過,李善德的“政治賬”,和楊國忠們的“政治賬”,不是一回事兒。在楊國忠看來,只要能博得皇帝的歡心,在荔枝上投入多少人力物力都是值得的,至于這人力物力究竟是哪來,對唐王朝的統治根基能造成多大的傷害,他即便知道,也不在乎。
李善德看見的,是窮奢極欲下的民心盡失。所以,荔枝的配送費,不是金錢可以衡量的,它是一筆無可估量的民心的賬,他的眼里不再有一騎紅塵妃子笑,而只有“一荔枝來萬骨枯”。最后,這位文化英雄挺身而出,詰問楊國忠,荔枝與國家,到底該怎樣權衡?這是這部電影的高光時刻,但楊國忠沒有給出答案,歷史卻已經有了結論。電影結尾,安史之亂爆發,盛唐終究是垮塌了。
無可計量的配送費,是影片的核心所指,也讓其成為一部正劇,兼具可看性和嚴肅性。影片的嚴肅性還在于,它讓我們看見,小人物身上也承載著大歷史。李善德登場時似一張普通的白紙,而在荔枝轉運的絕地求生中,他在成長,亦在“解謎”,不斷接近、抵達歷史真相,個人的行動,最終合轍于歷史的軌跡。這是影片在立意上的成功,也是它不減的藝術魅力。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文學創作與批評方向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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