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有個新聞上了熱搜。

四川遂寧的孫先生，從消防員轉業到體制內工作，近日下班后兼職送外賣，日賺100多元。

“感覺像打游戲，接任務、出發、完成任務、得到獎勵。”

他將這份兼職工作形容成“打游戲做任務”，不僅能放松心情，還能額外賺取一些收入。

媒體宣傳他覺得很快樂，還反復強調，連快樂后面都是加的都是感嘆號。

此事引發關注后，7月23日，遂寧市紀委工作人員回應媒體，“我們這邊已經了解到這個事情，后續情況建議以官方通報為準”。

按照相關規定，公職人員只要提前報備單位，確保不影響本職工作，下班后或者業余時間可以從事跑滴滴、送外賣這些體力勞動，所以孫先生下班后送外賣的行為并不違規。

但這一新聞還是引發了很多爭議。

沒想到這看似積極的一面卻刺痛了不少體制外的工作者，評論區有網友毫不掩飾的表達了自己的不滿：

你有穩定的收入，可以兼職送外賣，可你多賺一百塊，那些只能選擇送外賣的失業人群就少賺了一百塊。

我看到一個最多的質疑聲音是，公職人員搞副業，是與民爭利嗎？

很多人搬出古話“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批評孫先生端著鐵飯碗，還來搶普通人的活路。

這場景，讓我想起了好幾年前另一位“網紅”干部——那位為了還債，開滴滴的副鎮長。

當年，輿論幾乎一邊倒地同情他，覺得一個副鎮長都得靠開網約車補貼家用，這得是多清廉、多不容易啊。

大家覺得，這恰恰說明他沒搞貪腐。

幾年過去，同樣是公職人員干兼職，風評怎么就180度大轉彎了呢？

說實話，一個公務員兼職送外賣，這事本身在我看來再正常不過。

公務員做兼職這件事已經是相關規定允許的范疇了，公職人員只要在規定范圍內做兼職，那本質上也是靠著自己的勞動賺來的收入，一沒偷二沒搶，也沒必要收到這么多的質疑和批評。

畢竟咱們一直以來的傳統就是“勞動最光榮”，如果能讓體制內的公務員也感受到基層勞動工作者的辛苦和不容易，那么對于各行各業來說，那些現存的不合理制度和規定，或許也能進一步推動改革和發展。

但大家爭議的所謂“與民爭利”，其實更像是一種情緒的投射。

當經濟的蛋糕不再變大，甚至還在縮水時，任何一點存量的爭奪都會被無限放大。

對于那些全職干外賣、指著這份收入養家糊口的人來說，多一個兼職的，就意味著自己可能會少幾單。

這種被搶飯碗的感覺，在當下，尤其真實和刺痛。

但我們換個角度想想，什么樣的公務員，會愿意下班后不休息，頂著風吹日曬去送外賣？

新聞里提了一句，他是消防員轉業，不是一畢業就考公上岸的。

肯去當消防員、去當兵的，大多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指望著用辛苦和奉獻換一個安穩的未來，而不是那種家里有礦、上班純屬體驗生活的“少爺”。

再說了，除了少數財政實力雄厚的地區，很多三四線城市的體制內收入，遠沒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光鮮。

工資低，壓力大，靠兼職多賺點奶粉錢，這不就是我們身邊最普通的普通人嗎？

把矛頭對準孫先生個人，其實是找錯了靶子。

真正該問的問題是：為什么送外賣、跑滴滴這種低門檻、弱保障的零工，會成為這么多人（無論是失業者，還是基層公務員）賴以生存的“救命稻草”？

這恰恰說明，那些穩定、有保障、有前景的好崗位，是不是正在變少？

當大水池的水位下降時，所有的魚都會擠在一起，互相碰撞，互相埋怨。

但問題的根源，不在于哪條魚多喝了一口水，而在于水池本身。

所以，這事兒最讓人不舒服的，到底是什么？

我覺得是那要命的宣傳。

送外賣的辛苦，已經是全社會的共識。

風里來雨里去，被算法追著跑，被投訴壓得喘不過氣。

結果到了媒體筆下，這一切的辛勞，被輕飄飄地美化成了“打游戲般的快樂”。

這就好比一個天天吃鮑魚龍蝦的人，偶爾嘗了一口窮人家的窩窩頭，然后咂咂嘴對窮人說：“哎呀，這個好啊，健康，我們平時都吃不到呢！”

他不是不知道你天天吃這個有多苦，他只是想用自己的“體驗”，來定義你的“生活”，甚至堵住你抱怨的嘴，反過來指責你“心態不好”。

這種宣傳，成功地把所有人都得罪了：

可能是我太敏感，這段采訪內容讓人挺不適的。有一種身為高貴的公職人員，將普通大眾的就業困境當成游樂的感覺。

你看看這些描述“沒覺得點面子，三小時能賺一百多，像打游戲一樣，很開心”。

說白了，你要真想報道這件事，就學學怎么說人話吧。

新聞報道或許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但它至少可以傳遞真誠和善意。

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突然靈光一閃：按照以前的做法應該是偷偷搞副業，悶聲發大財啊，公職人員兼職的問題已經被擺上明面了，這是在釋放什么信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