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立波

危拱之是紅軍和蘇區(qū)文藝事業(yè)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她1926年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生隊，是我國第一批受過正規(guī)軍事訓練的女共產黨員之一，也是參加了中央紅軍長征的30多位女戰(zhàn)士之一。她1931年擔任我軍第一個比較健全的文藝機構——紅軍學校俱樂部主任，擔任中央蘇區(qū)工農劇社副社長，參與組織成立了紅軍和蘇區(qū)的第一個劇團——八一劇團。在中央蘇區(qū)，危拱之和李伯釗、石聯星、劉月華等人是有名的文藝明星，她們的演出受到蘇區(qū)軍民的熱烈歡迎，風靡一時。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危拱之擔任人民抗日劇社社長，抗戰(zhàn)時期主持開封孩子劇團工作。危拱之長期從事文藝工作，為我黨我軍的文藝工作作出了很大貢獻。然而由于革命的曲折性，危拱之三次蒙冤，曾被開除黨籍，但她卻始終信念堅定，百折不撓，戰(zhàn)斗在文藝戰(zhàn)線。由于建國后危拱之因病長期休息，因此不為公眾所熟悉。

具有文藝特長的黃埔軍校女生危拱之

危拱之1905年生于河南信陽，原名危玉辰，參加革命后改名危拱之。1922年，危拱之考入汝陽女子師范學校。1924年夏，危拱之考上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學。在校期間，危拱之借閱《新青年》雜志和魯迅、郭沫若的著作，受到進步思想的熏陶。1926年冬，危拱之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生隊。黃埔軍校武漢分校開辦女生隊，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創(chuàng)舉，造就了危拱之、趙一曼、胡筠等中國現代第一代女兵。

1927年4月，危拱之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7月，汪精衛(wèi)步蔣介石后塵，公開發(fā)表聲明反共。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決定提前結業(yè)，每個學員發(fā)一張黃埔軍校第六期的畢業(yè)證書，女生隊被迫解散。1927年12月廣州起義爆發(fā)，危拱之隨葉劍英率領的教導團參加戰(zhàn)斗。翌日夜，起義部隊撤出廣州城，組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4師，危拱之到師政治部當宣傳員，和陳同生等人創(chuàng)辦《紅軍生活》報和《造反》雜志。

◆黃埔軍校武漢分校舊址。

1928年4月，海陸豐蘇維埃運動失敗，危拱之等人在黨組織的安排下撤退到香港九龍。后經惲代英介紹，她從香港來到上海，與中共中央取得了聯系，之后被派往河南省委工作。

1929年6月，危拱之和愛人張景曾（曾任河南省委書記）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張景曾被分配在特別班學習，危拱之被分到俄文13班學習。當時危拱之懷有身孕，為了不給組織增加負擔，全身心學習革命理論，征得張景曾的同意，危拱之毅然做了人工流產。暑假，危拱之等中國學員被安排到海濱城市敖得薩等地度假。蘇聯有關方面為幫助中國共產黨培養(yǎng)革命文藝骨干，派出一批著名演員，來到危拱之等中國學員的度假地，對他們進行文藝培訓，排練歌劇、話劇、舞蹈等。10月，危拱之被編入莫斯科中山大學普通班第一班，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

這時，蘇聯掀起了“肅反”運動。掌控中山大學支部大權的一伙人，利用蘇聯“肅反”，在中山大學搞“清黨”，殘酷打擊不滿“左”傾教條主義的學員。張景曾因反對“左”傾教條主義被開除黨籍，后失蹤（一說被秘密處死）。危拱之不相信自己的丈夫是“反革命分子”，也被無情批判斗爭，最后被定為“托派嫌疑分子”，受到“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強令她到一家印刷廠勞動改造。1931年2月，危拱之奉命離開蘇聯回國，被安排到閩粵贛軍區(qū)司令部宣傳科工作。同年夏初，在閩粵贛軍區(qū)參謀長蕭勁光的過問下，恢復了黨籍。

中央蘇區(qū)的文藝骨干

1931年初，危拱之任瑞金紅軍學校俱樂部主任，兼戲劇管理委員會委員，編導排演戲劇。1931年冬，以紅軍學校為基礎，組建了紅軍大學，危拱之任校黨委委員兼俱樂部主任。在校長劉伯承的支持下，危拱之、李伯釗、伍修權等人很快創(chuàng)辦了紅軍八一劇團，這是紅軍歷史上的第一個正式的文藝團體。危拱之集編劇、導演、舞蹈、歌詠于一身，經常率劇團赴前線慰問紅軍部隊。她編的順口溜：“毛委員，好主張，牽著鼻子打老蔣；運動戰(zhàn)，反圍剿，戰(zhàn)果輝煌捷報傳。”簡單明了又生動形象，為官兵與群眾所喜聞樂見。

1932年夏，蘇區(qū)中央局決定在八一劇團的基礎上組建中央蘇區(qū)工農劇社，張欣任社長，危拱之任副社長。中央局要求，工農劇社除了搞好自身的節(jié)目外，更重要的任務是負責領導全蘇區(qū)的文藝工作，各革命根據地都要建立工農劇社的分支機構，工農劇社總社負責為各根據地的分社訓練文藝干部，幫助編劇、排練節(jié)目。1934年2月，瞿秋白到中央蘇區(qū)主持中央蘇維埃政府人民教育委員會工作，危拱之被調到高爾基戲劇學校工作，積極參與培訓蘇區(qū)文藝干部和戲劇演出等活動。危拱之滿懷喜悅投入到蘇區(qū)的革命文藝事業(yè)中，她的優(yōu)美舞姿和嘹亮歌聲，時刻鼓舞著蘇區(qū)軍民去戰(zhàn)斗。危拱之參與組訓幾十個紅軍劇團，培養(yǎng)了一批文藝人才，成為中國紅色文藝的開拓者。

◆危拱之

此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政治保衛(wèi)局懷疑從蘇聯回來的、當時與危拱之建立了戀愛關系的紅軍大學總教官郭化若是“托派”，派危拱之跟蹤監(jiān)視他。為了搞清郭化若的真實情況，危拱之登門拜訪過毛澤東。毛澤東告訴她說，郭化若到紅軍三年，一直在我身邊工作，掌握著黨的機密及紅軍的作戰(zhàn)計劃，從沒有發(fā)生泄密現象，是一位忠誠的同志，完全不像有些人說的是反革命。危拱之又找到朱德。朱德給了她同樣的回答：“郭化若對黨一心一意，我們不能因他與什么人來往而傷害他。”朱德分析，因郭化若是個人才，可能是有人妒忌而陷害于他。危拱之心里有數了，她相信郭化若，便將王明的代理人迫害郭化若的內幕如實地告訴郭化若。在“組織”面前，她實事求是，結果因此而戴上包庇郭化若的帽子。危拱之隨即被扣上“托派嫌疑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兩頂帽子，“永遠”開除了黨籍。危拱之第二次背上了黑鍋，但她沒有動搖對革命事業(yè)的信念，堅信黨會把她的問題弄清楚。

危拱之的《鳳陽花鼓》，成為長征途中的一道文藝盛宴

1934年10月長征開始時，博古等人準備把危拱之等所謂“犯錯誤”的干部留在中央蘇區(qū)，不讓參加長征。后由于中革軍委第四局局長葉劍英的建議，危拱之才得以隨軍轉移。危拱之帶著簡單的行裝和組織介紹信，到中革軍委直屬的紅軍干部團報到，被任命為團直屬隊四科（總務科）科長。危拱之欣然接受了這個職務，并表示：“我心情沉重，可沒有絕望，要求考驗，不要求馬上信任。”和危拱之一起參加長征的文藝骨干，還有李伯釗、胡底、錢壯飛等人，他們在漫漫征程中繼續(xù)進行文藝和戲劇活動，熱情為長征部隊和長征沿途群眾服務。

干部團政委宋任窮回憶長征時說：“干部團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負責司令部總務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長征途中的總務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隊一到宿營地，拱之同志忙著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頓病號，招呼大家燒熱水洗腳等。部隊出發(fā)前，她督促同志們打掃駐地，上好門板，歸還借來的東西，做好各種善后工作。記得在過草地時，我的馬丟了，馱在馬背上的糧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隨著丟失了，拱之同志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從其他同志那里為我勻了一份，幫助我度過了難關。她還在百忙中為我織了一條毛線圍巾。拱之同志對干部團其他同志的照顧也是滿腔熱情、無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纏過足，但是由于馬匹少，在整個長征途中，她從來沒有騎過馬，完全是靠一雙‘解放腳’一步一步地走完了兩萬五千里。”這條毛線圍巾是用土黃色的舊毛線紡織成的，上面有不少接頭，但手工很精細。圍巾在抗日戰(zhàn)爭中不慎丟失后，宋任窮感到十分惋惜。

紅軍轉戰(zhàn)在國民黨統治區(qū)的窮山惡水之間，既要對紅軍指戰(zhàn)員和傷病員進行宣傳鼓動工作，又要對白區(qū)群眾進行宣傳教育工作，因此沿途的政治宣傳工作任務極為繁重。危拱之除了做好部隊的各項繁重的工作，還發(fā)揮她的文藝特長，積極開展文藝宣傳活動。她不顧行軍疲勞，堅持為紅軍戰(zhàn)士和沿途群眾表演歌舞節(jié)目。危拱之編唱的新《鳳陽花鼓》更是全軍聞名，深受歡迎。在行軍疲憊的時候，常有戰(zhàn)士風趣地喊道：“快點走啊！唱‘花鼓戲’的同志就在前面，去聽她唱兩段吧!”聽說前面有演出，戰(zhàn)士們行軍的速度也就快起來了。多年后，仍有紅軍老戰(zhàn)士能一字不差地唱起危拱之當年演唱的《鳳陽花鼓》：“紅軍強，紅軍強，千難萬險無阻擋；行軍路上揍老蔣，北上抗日打東洋。咚咚隆咚鏘，咚隆鏘……”

斯諾眼中的危拱之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瓦窯堡。11月，紅一軍團戰(zhàn)士劇社承擔了為紅十五軍團和陜北蘇區(qū)慰問演出的任務。軍團政治部領導對此非常重視，專門聘請了危拱之來當教員。為了給慰問演出充實新節(jié)目，她輔導宣傳隊唱新歌，排練了幾個舞蹈，還臨時編排了歌頌十五軍團的小節(jié)目。節(jié)目內容豐富多采，形式多種多樣，足足夠一臺戲了。十五軍團的首長和部隊一起觀看了宣傳隊的首場演出，并和宣傳隊員一一握手，祝賀演出成功。慰問演出期間，周恩來還在這里觀看了宣傳隊的演出。

1935年夏，劉志丹領導的陜甘紅軍粉碎了蔣介石的第二次“圍剿”，使陜甘邊與陜北根據地連接起來。為了人民武裝和根據地的發(fā)展，動員群眾粉碎蔣介石對陜甘根據地的進一步“圍剿”，由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員會共同決定，于1935年7月在延川縣永坪鎮(zhèn)建立了陜甘根據地的第一個紅軍劇團——西北工農劇社。1936年初，紅一軍團代政委朱瑞找危拱之談話。他說：“拱之同志，根據你在長征中和一貫的表現，軍團政治部提交的報告，張聞天同志親自批準了，恢復你的黨籍。黨齡從原來的1927年4月算起。我代表黨組織正式通知你，并向你表示衷心祝賀。”危拱之激動地說：“感謝黨中央，感謝同志們對我的信任和關懷。”朱瑞接著對危拱之說：“還有件事通知你。徐（特立）老被委任為邊區(qū)教育部長，新組建了一個‘人民抗日劇社’，點名要你去當社長。中央組織部通知你去報到。”危拱之說：“我真舍不得離開一軍團的同志們。不過，既然是組織決定，我堅決服從。”

朱瑞所說的人民抗日劇社是以原西北工農劇社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其成員一部分是原西北工農劇社的成員，一部分是經過長征的紅軍戰(zhàn)士，一部分是新招收的青少年。危拱之親任劇社導演，手把手地給這些年輕演員排練戲劇、歌舞節(jié)目。危拱之把在中央蘇區(qū)演出的節(jié)目，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國際歌》《祖國進行曲》《兒童舞》《新老海軍舞》《烏克蘭舞》《機器舞》《軍事活報》《擴大紅軍活報》《亡國恨》等都手把手地教會了這些演員。成仿吾、馮雪峰等也給劇社編寫新劇本，并且抽空同演員們交談和進行指導。

◆人民抗日劇社成員合影。

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到陜北訪問后，觀看了人民抗日劇社的精彩演出。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載了觀看劇社演出的情況：“我同一個邀我前去看紅軍劇社演出的年輕干部出發(fā)時，人們已經紛紛朝著那個用古廟臨時改建的露天劇場奔去了。……我看到中央委員會書記洛甫、紅軍大學校長林彪、財政人民委員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澤東以及其他干部和他們的妻子都分散在觀眾中間，像旁人一樣坐在軟綿綿的草地上。演出一開始就再也沒有人去怎么注意他們了。臺上掛著一塊紅色的綢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劇社’幾個大字，還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節(jié)目有三個小時，有短劇、舞蹈、歌唱、啞劇——可以說是一種雜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兩個中心主題：抗日和革命。”這是一個西方記者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紹中國的“紅色戲劇”。

斯諾在人民抗日劇社演出結束后，專訪了危拱之。他在《西行漫記》中寫道：

演出結束了，但是我的好奇心仍舊未減。因此第二天我去訪問人民抗日劇社的社長危拱之女士。

危女士說：“每個軍都有自己的劇團，幾乎每個縣也都有。演員幾乎都是在當地招來的。我們從南方來的有經驗的演員現在都已成了導演了。”我遇到好幾個少年先鋒隊員，他們還只有十幾歲，可是已經過長征，現在負責組織和訓練各個村子里的兒童劇社。

“農民們老遠來看我們紅軍演出。”危女士自豪地告訴我，“有時，我們臨近白區(qū)邊界，國民黨士兵偷偷地帶信來要求我們的演員到邊界的集市上去。我們去后，紅軍和白軍都不帶武器前來集市看我們表演。但是國民黨高級軍官如果知道是絕不答應的，因為國民黨士兵一旦看了我們演出后就不愿再打紅軍了！”

劇社的演出深深打動了東北軍官兵

1935年12月，黨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決定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1936年7月，中央派葉劍英作為中央工委代表到安塞領導東線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做張學良部隊的工作。葉劍英到安塞后，深入各地工委了解情況，多方接觸東北軍官兵，宣傳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的道理，收到了顯著的效果。在此期間，葉劍英給周恩來寫信，請求派人民抗日劇社到安塞演出。8月，中央軍委指示人民抗日劇社執(zhí)行一次新的任務。為做好東北軍的統戰(zhàn)工作，危拱之率劇社由保安前往安塞，為東北軍演出抗日救亡節(jié)目。在安塞舊城河西，周恩來、葉劍英接見了危拱之和人民抗日劇社的演員。周恩來贊揚了人民抗日劇社在直羅鎮(zhèn)、東征等戰(zhàn)役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希望他們在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上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周恩來提出了殷切期望：“這里距離延安只有六七十里路程，延安駐有東北軍一○五師等軍隊，從安塞向南十多里就是紅、白區(qū)的交界線，在那里雙方協定設了個貿易集市，雙方人員都可以在那里趕集做生意。給你們換下紅軍服裝，讓你們在趕集時演出，宣傳‘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停止內戰(zhàn)，和平統一’，‘團結一致共同抗日’，‘打回老家去’等等。用你們的藝術武器，去打動東北軍官兵的思想靈魂。這是個特殊任務，一定要演好。”

◆1937年8月，鄧穎超與危拱之（中）、戚元德（左）在西安。

危拱之等深受鼓舞，當即表示了堅定的決心，第二天便進行了認真的排練和準備。在楊家溝集市上，劇社相繼演出了歌劇和活報劇《亡國恨》《寧死不屈》《松花江上》《活捉漢奸》《擴大抗日軍》等，演出的舞蹈有《統一戰(zhàn)線舞》《抗日舞》《海陸空軍總動員舞》等。

危拱之帶領劇社剛開始演出時，國民黨派到東北軍中的特務和東北軍中的反動軍官，不但自己不敢看，還不讓他們的士兵看，不斷地驅趕觀看演出的士兵。一次，一個軍官因驅趕無效，竟掄起“文明棍”毒打一個士兵，那個士兵卻一動不動，仍站在那里看戲。那個軍官急了，邊打罵邊說其中了“赤毒”。那位士兵聽了這話，嚎啕大哭，邊哭邊數落那個軍官：“你是不是中國人，是不是東北人”，“我們國家淪陷，鄉(xiāng)親們做了亡國奴，你心里就不難受”，“你還有沒有良心，有沒有人性”。圍觀的群眾也忍不住了，一擁而上，聲援那個士兵。人民抗日劇社的演出也停止了，舞臺監(jiān)督趁熱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誓死不當亡國奴”，“打回老家去，解放全東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臺下的群眾也一起高呼口號，嚇得那個軍官灰溜溜地走了。

當東北軍官兵看到人民劇社演出的《亡國恨》這幕悲劇時，含著熱淚要求紅軍幫助他們打回老家去，不當亡國奴。危拱之帶領劇社演出六場，場場爆滿，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效果。演出結束后，周恩來鼓勵危拱之說，毛主席經常教導，軍閥、官僚、政客和一切反動派是極少數，國民黨軍隊中的士兵大多數是窮苦勞動人民出身，有的還是被抓壯丁抓來的，有的也是苦大仇深。你們這次執(zhí)行任務，完成很好。今后要不斷總結經驗，把宣傳工作做得更好。

經過一段時間的演出，危拱之帶領劇社圓滿完成了任務。從后來東北軍官兵的表現來看，這場持續(xù)一個月的演出活動觸及了他們的思親之情、離鄉(xiāng)之痛、不戰(zhàn)之恨，贏得了他們對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政策的廣泛贊同和擁護，演出取得了很好的統戰(zhàn)效果。

危拱之與開封孩子劇團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fā)后，危拱之作為中共代表團的內務成員奔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危拱之負責黨從西安到上海的政治交通工作，同毛澤民等人秘密地完成了從上海到西安運送國際救援款的艱巨任務，同時兼任中共陜西省委婦女部長。1937年5月，危拱之在延安參加黨的全國代表會議。

1938年3月，危拱之到開封擔任河南省委秘書長，她化名魏晨，公開身份是扶輪小學的教員。開封扶輪小學的學生都是隴海鐵路員工的子弟。扶小有個宣傳隊，下面又分歌詠隊、募捐隊和慰問隊，經常利用假期和課余時間，到校外進行活動。為前方抗日戰(zhàn)士募集捐款，到傷兵醫(yī)院進行慰問，到火車站歡送開往前線的抗戰(zhàn)部隊。

危拱之感到，開封的淪陷只是時間問題，如果不把已經發(fā)動起來的救亡力量組織起來，勢必將隨著古城的失陷而流散，走向自生自滅。她果斷地提出，把扶小宣傳隊改建為開封孩子劇團，走向社會，在更廣闊的天地中宣傳抗日，發(fā)動群眾，必要時，還可以掩護黨的工作。這個提議，經省委正式討論通過，并決定由危拱之主持施行。

◆危拱之與開封孩子劇團雕塑。

劇團組成后，1938年3月8日，危拱之率孩子劇團參加了河南各界抗日救亡文藝匯演大會。孩子們的精彩演出使觀眾們耳目一新，演出大獲成功。也就是在這次匯演中，開封孩子劇團的合法地位被承認。此后，劇團在開封眾多抗日救亡演劇團體中脫穎而出，得到了高度評價。此后，凡有重大演出活動，孩子劇團都被邀請參加。

1938年5月中旬，日寇攻陷徐州，沿隴海路西犯，開封國民黨當局開始西遷，群眾也四散避難。5月23日，根據中共河南省委的指示，危拱之率孩子劇團離開開封，輾轉于平漢線附近，繼續(xù)進行抗日救亡活動。劇團先后在許昌、駐馬店、南陽等不少地方演出，最后到了確山竹溝。開封淪陷后，小演員們更加掛念父母親人，情緒波動較大。危拱之采用按年齡大小相稱兄弟姐妹的辦法，使小演員間增加了親情成分。河南省委又及時送來了藥品，想辦法改善劇團的生活，使團員深感集體的溫暖，增強了戰(zhàn)勝困難的信心。

◆開封孩子劇團團徽。

在1939年11月的竹溝事變中，危拱之和河南省委書記劉子久等一起指揮戰(zhàn)斗，突出重圍。此后，孩子劇團解散，一部分成員奔赴延安，一部分成員參加了新四軍。開封孩子劇團存在時間不足兩年，但孩子們真摯的吶喊、歌唱，鼓勵了前方戰(zhàn)士的勇氣，喚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良知。

1939年12月中旬，中共豫南特委領導下的信陽挺進隊成立，李德純任司令員，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率隊向四望山挺進，開創(chuàng)抗日游擊根據地。1942年，危拱之任河南省委組織部長。1943年3月，危拱之回延安中央黨校一部參加整風。1945年春夏，危拱之作為華中代表團成員出席了中共七大。1945年冬，危拱之擔任熱河省赤峰市委副書記，指揮反霸和鎮(zhèn)壓反革命分子。1947年6月，解放軍第二次解放赤峰后，危拱之任赤峰市委書記。1948年11月，危拱之任中共沈陽市北市區(qū)委書記。1949年初，危拱之的肺結核已到三期，不能堅持工作，經組織批準長期休息。1973年2月8日，危拱之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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