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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抗戰經歷與其他第二次世界大戰參戰國在本質上存在一個顯著差異。其他每一個參戰國家，不論是西方國家或是法西斯國家，內部都高度統一，而且具有一套完整的政治體制，能夠運用組織結構和行政手段去動員本國的軍事、經濟和社會等一切資源，舉國上下集中力量與敵人抗爭。

但是中國先后在南京和重慶以國民政府名義領導的戰爭卻遠非如此。

1、地方派系與中央政府

從歷史根源追究，地方實力派前身是滿清末年的湘軍和淮軍，繼之為袁世凱小站練兵所衍生的直系、奉系、皖系、乃至南方省份的桂系等。經過數十年戰亂淘汰，造成抗戰初期新局面。實力派主要特征是擁有自己的武力和地盤。其武力數量可以大到幾個軍，小到不足一個師。其地盤幅度可以大到橫跨數省，小到霸據數縣。

而且武力和地盤兩者都可以因為戰場勝敗而急劇改變，但是只要保持武力，終究可以掌控地盤，從而進行行政和經濟控制、安置人事和抽稅征糧，維持其獨立或是半獨立的“小王國”的生存狀態。以俗話言之，武力（軍隊）是抗戰時期中國政治舞臺的“入場券”。有武力就可以登臺唱戲，沒有武力就只能場下看戲。

抗戰時期的“最大的主戰派”的國民政府雖然自稱為“中央政府”（從南京，經武漢，到重慶），其實也是一個地方實力派。主戰派最大挑戰就是如何整合其他地方實力派，試圖匯集國內最大資源去支撐對日作戰。

事實上，即便是面對是否要對日抗戰這一個關鍵問題，在盧溝橋事變之初就缺乏共識。當蔣介石7月中旬在廬山準備發表“告國民書”前夕，許多領袖們就認為過于冒險，而勸阻他不要發表。就在這個時刻，宋哲元在遭受日軍步步緊逼之下，以為只要對日軍退讓就可以息事寧人，因此轉而抱怨南京政府態度過于強硬，要求中央軍從河北撤離。

當時主戰派除了蔣介石領導的黃埔系將領們之外，也有一部分其他軍事領袖們，包括湖南籍程潛，以及廣西籍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人。至于其他地區將領們看到全國民情高漲，也迫于情勢而做出義憤填膺姿態，但是在行動上卻踟躕不前，不肯出兵。

這種內部不團結情形等到9月份淞滬戰役進入逆轉時就更形嚴重，急得蔣介石在日記中再三給自己鼓勵，“主和意見派應竭力制止”，“時至今日只有抗戰到底之一法”，“除犧牲到底外再無他路，主和之見，書生誤國之尤也。此時尚能議和乎？”

因此盡管抗戰才不過進行了兩個月，蔣介石面臨最大挑戰已經是如何統一內部力量，難怪他開始感嘆“對外非難，對內為難”，“內部復雜，惟有逆來順受耳”。

而此時其他地區戰事失利也使蔣介石憂心忡忡。

在河北，“宋哲元失土自私，誠可殺也。”在山西，閻錫山守土不力，讓日軍占領大同，不但丟失軍事重地，而且嚴重威脅到蘇聯武器運進中國的通道。

在山東，韓復榘抗命拒絕對日軍采取攻勢，其叛離之心日益彰顯。這期間最醒目的事件或許是居正和程潛等人態度戲劇化轉變。他們在開戰之初曾經熱心主戰，甚至把胡適的理性主和言論斥為漢奸賣國，力主嚴加懲罰。但是等到目睹淞滬戰役傷亡慘象之后，突然變成積極主和派，甚至甘愿犧牲自己名節，代表政府去向日本簽字求和。

難怪蔣介石在11月初的日記中感嘆，“軍事失利，國內反動派逐漸猖狂”，和“外患未消，內憂日增”。11月底他再度感嘆，“老派與文人動搖，主張求和，彼不知此時求和乃為降伏，而非和議也。”過不了幾日又寫道，“文人老朽以軍事失利，皆倡和議。高級將領皆多落魄望和，投機取巧者更多。若輩毫無革命精神，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戰如是之易為，果何所據也？”

換言之，即使是戰爭尚在初期，一看情勢不對而想拔腳開溜的領袖們越來越多。

蔣介石除了極端憤怒其他實力派拒絕作戰，或是嘆息他們作戰不力之外，更大的悲觀是抗戰前途。

他在1937年底的日記中一段私話最能表達他的心情與判斷，“外戰如停則內戰必起。與其國內大亂，不如抗戰大敗。”

換言之，從盧溝橋第一槍到1937年年底短短幾個月中，原本“人不論老幼，地無分南北”一致抗日的豪情壯志，在中國領導層中早已化為烏有。面對這許多放棄抗戰的聲音，蔣介石的反應卻是更強調長期抗戰，而且決定把政府遷到四川。

在整個抗戰期間，中國內政外交都受到一個極重要因素的影響，那就是中央政府（南京政府和重慶政府）和地方實力派的互動關系。如果我們把這個關系作為一個解釋因素。

這些軍事團體都飄揚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和接受中央政府委任的官職及部隊番號。它們數目繁多，難以量化，因此本章只能擇其重點，對四川、山西、云南、兩廣加以討論，也附帶觸及大西北（甘肅、寧夏、青海、綏遠、察哈爾）、新疆和西藏。

2、川軍的地位

大約從1935年開始，在南京政府“持久抗戰”大戰略思想醞釀過程中，“抗戰根據地”的觀念也逐漸成型。

當時蔣介石心目中浮露出三個省將會成為根據地核心，那就是四川、云南和貴州，因此務必把它們納入中央政府行政控制范圍之內。有了這些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省份作為后盾，則國家地位與民族基礎皆能因此鞏固”，“國家生命的根基”，“復興民族最后之根據地”，長期抗戰就可以立于不敗之地。

當然其他省份如廣西、山西、乃至大西北、新疆、西藏也都是政府希望從根據地向外輻射伸展勢力的目標。如果政府能夠動員這些地區的人力、財力、和天然資源，將其納入國家資源庫，就會使中國戰斗力更為增加。

最低限度，需要保證它們不致于成為分散抗戰的阻力，更不致于成為危害抗戰的對立因素。不幸的是，在整個抗戰期間，這些原本被指望成為一致對外的能量始終未能凝聚。在多數情況下，它們甚至互相牽制和抵消，對抗戰造成極大干擾，遠遠超過了政府在南京時代最悲觀的估算。

在南京政府對日抗戰的戰略籌劃過程中，自1935年蔣介石，決定以“戰而不屈”的手段去對抗日本“不戰而屈”的圖謀時，就逐漸把西南省份（四川、云南、貴州）看成是未來的大后方和根據地，藉此避免落入日軍圈套，而形成對中國不利的南北對峙局面。

南京政府在1935年趁剿共調派中央軍隊進入四川省以后，一度樂觀地以為它對四川的行政滲透已經開始奠定基礎，因此把四川視為未來抗戰根據地中的重中之重。首先是對于四川軍情進行細部調查。在原有的防區上建立新的行政督察專員區，又在成都成立軍事訓練學校，并在峨眉山成立軍官訓練團，希望把四川的舊軍事單位納入新的軍事體制，但是這些都只是表面工作而沒有實質控制。不幸的是，盧溝橋槍聲一響，四川問題立即露出臺面，其復雜性大出南京政府意料之外，導致后者窮于應付，因此值得我們優先加以關注。

3、川軍出川

四川省在1911-1928年軍閥混戰期間，它的軍隊數量之龐大在全國向來占據領先地位。雖然四川軍隊極少參加國內大型內戰，因此從來沒有在當時全國性舞臺上有所作為，但是省境內戰爭頻繁度之高，對社會之破壞和加諸于人民之痛苦，也高居全國前茅。直到盧溝橋事變時，四川省總兵力粗估仍為50萬。

換言之，四川一省的兵力就超過當時日本全國常備兵。

南京政府即便在1935年之后對于四川內政仍然小心處理，避免做出刺激性改變。因此到了抗戰軍興，如何運用四川軍隊和民間資源參加抗戰，就成為一個嶄新而迫切的課題。

然而在開戰之初，只有極少數量川軍終于在偏據內陸一隅自相殘殺了數十年之后，首度離省開赴前線作戰。而四川軍隊在全國性舞臺上首度亮相，也讓中國其他軍事領袖們第一次接觸四川軍隊。

這一切作為并不是南京政府直接動員四川將領們的成果，而是通過和四川龍頭軍人劉湘做成的政治交易。因為一旦盧溝橋事變爆發，南京政府就急不得待地爭取劉湘合作和四川出兵，而劉湘卻忙于聯絡其他省份實力派軍人抵制南京。

因此雙方就四川軍隊出省參戰的政治談判要等到10月初才初露曙光。其結果是，四川軍隊在平津危機下降后才姍姍抵達華北和華東戰地，而又立即引起其他主戰派領袖們同聲指責。

略經分析即可發現，這些最早一小批出省作戰的川軍大致來自幾方面，一部分軍隊將領的確是受愛國心感染而投身戰斗，但是大部分將領們的意圖是和南京政府維持表面友善，或是它們本身軍力較弱，既怕在省內遭受其他將領排擠，又怕南京政府施壓，所以只好勉為其難地派送少數軍隊出省虛應故事，而把主力軍仍然留在四川境內，主要將領也不離開四川。

無論動機為何，四川軍隊在外省所表現者卻是集所有劣質軍隊所能想象的行為之大成，其問題大致有幾個方面。

首先是裝備破舊、組織紀律渙散、和作戰能力薄弱，讓其他省份軍事領袖們大為吃驚。

比如說，當川軍一部分進入山西參加山西保衛戰時，被南京政府委派在山西督戰的黃紹竑在10月份就向中央報告稱，四川軍隊“裝械太壞，不堪應戰。” 閻錫山本人也向中央抱怨，“川軍遇敵即退。”

即使勉強合作之后，閻錫山繼續抱怨，在山西東部戰事中“吃川軍虧甚大”，因為沒有想到它的作戰能力如此薄弱，又稱在潼關渡河的川軍“情形直如一群叫花子”。

黃紹竑也把山西戰事失利大部分責任歸咎于四川軍隊，指責四川兩個師“遇敵即潰，不知去向”。

司令官鄧錫侯只在戰區短暫露面一次隨即失蹤，以致山西司令部無法向他傳達作戰命令。更有甚者，鄧錫侯軍隊還到處滋擾人民，“后方受其極大之壞影響”。在一個狹小的山西戰場上，川軍見敵即退或是稍戰即潰成為是常態。

陳誠也指責四川軍隊紀律和戰斗力最差。

在1937年底，一位抗日立場較堅定的四川將領（唐式遵）也主動向陳誠坦承，“川軍此次對日抗戰，連內戰與剿匪的本事均未發揮，出起即潰退”，真是不打自招。

在開戰幾乎一年之后又有另外一個實例，就是日軍以只有數百人去迫近一個城市，而守城的一個師（146師）就聞風先撤，而該軍將領尚且是素以忠貞和驍勇善戰著稱的川軍健者。1938年行政院高官形容在路上看到四川士兵精神萎靡、皮黃肉瘦、隊形散亂，不知如何作戰？

張發奎也指出川軍第27軍戰斗力薄弱，而且找種種借口避免作戰，使上級無法使用該部隊。

4、不肯出川的將領

川軍絕大部分兵力雄厚的將領們，即便是到了1938年春天，仍然拒絕出省抗戰。

大約在3月底，蔣介石首先爭取和川將王瓚緒談判同意出川作戰，作為其他四川軍人表率。但是沒有達成預想成果。盡管國軍在前線犧牲慘重亟需支援，但是大多數四川實力派無動于衷，想盡借口把軍隊留在省內。依據顧祝同報告，到1938年春天，四川留在省內軍隊尚有10個師，7個獨立旅，2個獨立團，外加保安隊伍23個團14個大隊，是當時中國各省軍隊中最大的一股尚未啟動的軍事潛力。

中央政府當然急切希望川軍能夠參加抗戰行列，但是均遭將領拒絕。政府既然無法以軍事指揮系統的威嚴去命令他們出省作戰，只好乞靈于政治協商之力，最終得到部分部隊承諾開往湖北戰區“待命”，至于是否進行戰斗則尚待更進一步磋商。再經過半年多時間艱辛談判，更多的四川軍隊終于在形式上出省，但是它們的將領們卻有三分之一以上仍然留在省內，不到前線與部隊同住。當然就沒有戰斗行為。

四川將領們不僅不愿意出省作戰，也不愿意抗戰活動進入他們的勢力領域。因此當中央政府機關在軍事節節失利后要大批遷入重慶市辦公時，也需要在獲得四川實力派首肯之后才能付諸執行。一個實例是在1938年初，當政府大撤退計劃包括想在四川設立一個兵工廠時，立即遭到地方勢力反對。

另外一個實例是重慶市的重慶大學校長（胡庶華）被本省軍人控制的省政府遽然撤職，而蔣介石侍從室探知的情報是胡校長熱心幫助從華北華東地區遷來的大學，引起地方實力派不滿，認為他對抗戰過于熱情。此類事件讓中央政府看出癥兆，未來中央政府各機關大規模西遷工作將會遭受重大障礙。

果不其然，由于多數四川將領也是大地主，因此在中央政府亟需覓地建造辦公廳和宿舍時，他們不但沒有共體時艱地為政府解決問題，反而趁機哄抬地價租金，盡情享受國難財。

同樣在1938年初，一部分四川將領們為求保持地區半獨立狀態，避免納入全國的指揮系統和其他軍事派系軍隊的混合使用，甚至要求中央為四川各軍的留省部隊專門組建一個“大巴山戰地司令部”，成為一個由川軍控制而又獨立自主的指揮系統。

當中央稍有遲疑時，川將們（潘文華）立即抱怨中央不信任他們。但是由于四川軍人之間也彼此勾心斗角，唯恐其他川軍將領們因此得勢，所以唐式遵向政府表示他反對鄧錫侯擔任戰區長官，而他本人寧愿直屬蔣委員長辦公室指揮，擁護四川軍隊國軍化不可另設指揮部。

中央政府原本為此事煩惱不已，而且已經準備讓步以求息事寧人。但是看到四川軍人內訌，便順勢打消此念。1939年重慶政府計劃在西昌市設立“委員長行營”，但是劉文輝卻表明只容忍中央派遣一個營的士兵象征性進入西康省。接著1941年劉文輝的第24軍攻擊重慶政府成立的補訓處，1942年又阻擾重慶政府借道西康省向西藏開辟中印公路。抗爭事件不斷發生。

1942年春緬甸失陷，徹底斷絕中國接受外援的國際通道。重慶政府首先想到的就是另辟新路（印度-西藏-西康-大后方）重啟外援之門。然而由于國內地區性的阻力，導致重慶政府只好依賴駝峰空運，大大減低國軍戰斗力。

因此就整體言之，大部分川軍將領從抗戰起始就抱持“事不關己”心態，在其能力所及范圍內極力排斥抗戰活動進入他們的防區。這種心態在國民政府從武漢撤退到四川之后便日趨明顯，因為抗戰的負擔終于進入四川省自家后院。

難怪劉湘的部屬可以毫不顧忌地批評國民政府挑起抗戰，害得四川省也遭殃。這種只知有“省”而不知有“國”的論調，在四川一部分當權派人士間頗為流行。

這也就難怪依據張群報告，遲至1938年底川軍將領依然向中央提出要求：

（1）停止川軍出川作戰；（2）允許四川增建若干新師，由中央支付軍餉。

換言之，他們所持的立場是不打仗卻要擴編，軍費由中央支付，但是兵權留在四川將領手中。

但是即便是在這個畸形的大氣氛中，依然有小部分四川將領因為參加抗戰而改變他們的心態。

根據軍令部長徐永昌觀察，只要“川軍如用之得當，亦非全不能應戰者。”

受到徐永昌特別認可的川將包括王陵基，李家鈺及唐式遵。其中尤其是王陵基持續在軍事上有進步，亦少地方觀念。純就軍事貢獻而言，川軍將領們在抗戰中做出實質貢獻者寥寥可數，但是四川人民對于抗戰的貢獻則無比重要。他們屬于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不可把四川籠統地視為一個單元，而必須要以不同計算方法去分別估量川將和川兵對抗戰的貢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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