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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曾經提及蔣介石在衡陽保衛戰初期的設想，是運用第十軍拖住日軍，消耗其攻勢，使它的一號作戰在湖南境內就成為強弩之末，或至少為其后的廣西保衛戰爭取更多時間做出準備。但是到了8月初蔣介石看到日軍攻勢依然凌厲，只能承認自己原先估計錯誤。但是第十軍官兵們以血肉之軀迫使日軍在衡陽一地苦斗了48天，的確為繼之而來的廣西保衛戰爭取了更多的準備時間，盡管這些準備沒有達成預想的效果。

1、桂柳會戰的緣起

日軍一號作戰發動后，國際形勢發展對日本益形險峻。盟軍在1944年6月6日發動諾曼地登陸，幾乎與日軍一號作戰同時進行。盟軍的行動表明意大利被解放后，打敗希特勒已指日可待。如果德國戰敗，同盟國便不會對日本作絲毫讓步，將堅持以開羅會議（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宣布的嚴苛條件迫使其無條件投降。

日本在太平洋戰場的前景也漸形黯淡。正當日軍在衡陽與中國守軍作殊死搏斗之時，美國海軍攻占了馬里亞納諸島。設若一號作戰的動機只是為了摧毀在中國西南省份的中美空軍基地，使之不能轟炸日本本土的話，那么美軍拿下馬里亞納諸島就使整個一號作戰變得毫無價值。

因為美軍從此以后可以從馬里亞納諸島直接轟炸日本本土，不僅容易得到美國直接的補給支援，而且超出日本空軍打擊半徑之外，遠比中國大陸空軍基地（桂林、柳州、成都）更能發揮B-29重型轟炸機的殺傷能力。

1944年7月，日本大本營鑒于海上補給線日益難以維持，因此它打通中國至中南半島鐵路運輸線的需要更形迫切。

大本營考慮同時發動兩起攻勢：一是由湖南進攻廣西的桂林和柳州，一是由廣東進攻中越邊境。如果能夠成功，日軍就能指望在1945年1月打通大陸鐵路通道。

這一計劃被納入到更大的國防計劃——“捷號作戰”。1944年10月18日，當日軍發現美國強大艦隊正向菲律賓雷伊泰灣進發時，大本營正式頒發“捷號作戰”命令。

但是由于國軍在湖南頑強抵抗，已經使日軍傷亡不斷增大。根據日方統計，8月初至9月初，日軍共有7602名官兵陣亡，13174人負傷，20183患病，另外有1804匹馬死亡，31602匹患病或受傷。

隨著日軍不斷向前推進，其后勤作業也陷入困境。日方資料顯示，整個作戰期間日軍每月從武漢各兵站運往前線的補給物資共3500噸。日軍推進至衡陽后，依靠鐵路與公路部隊每月仍然能夠獲得補給2500噸。但當日軍抵達湘桂省界時，他們每月只能得到600噸補給，而到柳州后每月僅300噸。顯然地，日軍銳氣在結束湖南會戰后已呈強弩之末。

相對而言，中國軍隊經過湖南會戰后，傷亡率也達到驚人地步，尤以精銳部隊受創最重，以致國民政府難以集結額外兵力去支援廣西防務。中國方面直至日軍先頭部隊9月初進入廣西時才勉強湊出10個師共6至7萬人兵力保衛桂林，其中主力部隊是桂系的子弟兵，和一部分從湖南會戰中撤出的殘雜部隊。

雖然廣西作戰隸屬第四戰區司令官張發奎指揮，但事實上廣西部隊只聽從李宗仁和白崇禧命令，廣東籍的張發奎根本沒有發言權。而張發奎本人也坦承他寧愿指揮中央軍也不愿意指揮地方（廣西）軍，因為如果中央軍將領不聽命令則他還可以直接向陳誠或蔣介石申訴，借用后者權威逼使中央軍將領服從。

但是如果地方軍不服從命令，則連蔣介石也無法處理，因為蔣介石本人同樣不便和不敢得罪地方實力派領袖。

盡管局勢日趨不利，日軍仍繼續推進，并從東北、華中和本土調來更多增援部隊。9月10日，日軍抵達廣西邊境。依常理說，廣西領袖們打從4月中旬看到日軍發動一號作戰，和此后經過5-8月戰斗而逐步南下，早就應該有充分時間做出戰斗準備。事實上，6月21日長沙淪陷當天，蔣介石就派白崇禧回到桂林部署廣西防務，還帶去巨額經費。

而桂系子弟兵守土保家，更是普遍被社會熱切期望能夠對勞師遠征的日軍予以迎頭痛擊。

桂系領袖們在戰役爆發前也同樣展現高度自信。根據張發奎回憶，白崇禧在戰斗未開始前曾經豪言，桂林可以守住6個月，因為它的工事和地形有利，許多山洞可以容納幾萬士兵，而且城墻又堅固。

當張發奎指出敵我戰斗力過分懸殊而桂林或許只能守1-2個月時，白崇禧卻反唇相譏，聲稱廣西人守廣西信心十足。

開戰前夕，當重慶領袖們再度討論廣西防務時，白崇禧依然信心十足地保證桂林可以守3-4個月。豈知就在9月11日早晨，白崇禧突然氣急敗壞地要求重慶政府把預定防守四川和貴州兩省的中央機動部隊全部趕緊空運到廣西去防守桂林。

這個要求讓蔣介石感到“匪夷所思，殊出意外”，等于是置四川根據地的防務于不顧，因此遭到蔣介石拒絕。白崇禧又主張撤退全州部隊去守桂林（理由是全州難守），但是徐永昌認為全州地勢險要，比衡陽更有優勢，而且彈藥可以供3個月之用，所以應該堅守，即使不能持久，也不可輕言放棄。

為此，蔣介石趕緊派遣中央軍第93軍馳赴全州承擔防務，讓原本駐防全州附近的廣西部隊可以去保衛廣西其他地區。與此同時，蔣介石也要求第46軍堅守桂林3個月。再根據徐永昌所言，白崇禧還曾經向當時訪華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當面夸稱，他可以守桂林兩個月。而根據軍事委員會的估計，廣西軍隊以在桂林的堅強工事，七層外圍鐵絲網，和城內多處巖洞，即便是被圍，孤城的確可以堅守兩個月。因為它的防御條件遠遠超過衡陽。

2、桂柳失陷

豈知事態發展大出意外，首先是全州失守。全州數年來是重慶政府在西南地區的補給基地，堆積大量武器，彈藥，被服，糧秣，汽車汽油等物資，也是機械化部隊的后方倉庫。守將第93軍軍長陳牧農黃埔第一期，中將階級，軍隊是美式裝備的中央軍。

陳牧農雖然是被倉促調往全州，但是自夸可以死守3個月，因此蔣介石額外地輸送了大批醫藥，彈藥，糧食等供應品，并且把國內最好的美式裝備（沖鋒槍和卡賓槍）送去支援。這些舉措連戰區司令官張發奎都不知情，可見蔣介石殷切的迎戰心。張發奎本人判斷全州最多只可以守2個星期，所以請求蔣介石改變命令，要求陳牧農僅需防守2個星期即可。

敵人逼近時，根據軍令部情報，全州戰況并不危急，但是廣西省籍軍隊當天全部撤走。或許是陳牧農剛剛抵達全州，無法應付這個突發變故，竟然放火燒毀倉庫儲存，全縣天空染成紅色。蔣介石震怒萬分，認為這是極大恥辱，對于“所部官兵之幼稚與無膽識，幾使（蔣介石本人）無地自容矣。”

因此電話命令張發奎槍斃陳牧農，其間雖然經過部下求情和張發奎建議移交軍法審判，但是蔣介石堅持立即執行。

全州失守后，盡管日軍尚未抵達，桂林秩序已經立即陷入大亂，流氓燒搶不斷，桂軍自己的紀律也壞極，所傳劣行令人不能相信，但是廣西政府卻束手無策。其實早在兩個月前，軍事委員會就曾經命令廣東省余漢謀調一個軍去支援廣西，但是遲遲不見動靜。所以軍事委員會只好再度命令余漢謀派64師前往廣西。就在這個關頭，白崇禧突然向重慶政府提出要求，防守桂林需要步槍子彈七千萬發，干電池9萬個，都使重慶后勤部無法應付。事實上，桂林一帶搶掠不堪，中央派遣的風紀視察團糾正無效，以致該團堅持不愿再去廣西。

到了10月下旬，白崇禧開始改變論調，聲稱桂林其實沒有重要性，不值得為守城而犧牲，而應該調重兵去防守柳州，因為后者是空軍基地所在。但是白崇禧依然聲稱若要守桂林兩個月并無困難。最后重慶政府舉行高階層會議，參與者有劉斐、何應欽、林蔚、徐永昌等人，多數認為桂林仍應防守。

11月初，白崇禧再度要求重慶調派外省兵力去防守桂林和柳州，蔣介石則指出廣西省內尚有許多部隊可以調整部署，省外援軍既來不及趕到，而且逐次零星投入戰斗也只是步淞滬戰役錯誤的后塵，并且違反原定戰略本旨。白崇禧無言以對。

豈知到了11月10日，桂林和柳州兩個重鎮在一天之內同時陷入敵手。

蔣介石在日記中痛心疾首地寫道，“本日桂林與柳州同時失陷，桂林工事堅強，糧彈充足，所有通信與武器皆盡用于此。而未經一日戰斗，乃即崩潰，可痛之至。”

過了一日，他意猶未盡，再度寫道，“桂軍戰斗意志與精神薄弱至此，實為意料所不及。以集中最新最良之武器與器材，盡其所有，以供桂林之防務，乃戰斗未至數小時，連其圍城接戰亦不過二日，而即被敵寇極小數部隊（不足一師團）完全占領，實為抗戰以來所未有之敗績也。以后應如何處置？并將如何安慰之？”

可以想象地，日軍當然不會輕易放過這個絕佳的嘲弄桂系軍隊機會，因此大肆宣傳，它攻下桂林只花了36小時而已。桂軍防務之濫，令人扼腕。

3、滑稽的戰斗力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廣西領袖們歷來堅持抗戰，而又親自掌控號稱善戰的桂系子弟兵，其控制程度之嚴密連戰區司令官張發奎都不敢過問，但是何以在保衛家鄉時顯得如此無勇無能？

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需要進一步研究，但是身為當時戰區司令官的張發奎的評價值得借鑒。

他直指桂柳會戰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廣西軍隊士氣低落，軍官戰斗意志薄弱，缺乏預備隊和支援部隊，再加上紀律敗壞，致使廣西人民態度改變，逃亡士兵數目極大。在張發奎向重慶政府提出的報告中坦承，桂軍不聽指揮，因此請辭戰區司令官職務。當然沒有獲準。

證諸張發奎對于桂系軍隊的形容，與其他地方實力派軍隊并無差別。令人體會到，政治態度抗日和軍事實力抗日之間，其實存在重大距離。事實上重慶政府對于桂系軍隊的武器裝備補給規模很大，當“雜牌軍”指控蔣介石偏袒嫡系的說法出現時，桂系其實是最大受惠者，在此同時，李宗仁卻熱衷于參與指責蔣介石歧視雜牌軍。這些矛盾現象更使人對于抗戰許多傳聞需要謹慎分析和評估。

還值得注意的是，廣西會戰如此眾多的將領如此嚴重避戰和失職，卻沒有遭到處分。還記得河南會戰時社會對于蔣鼎文和湯恩伯厲聲指責，但是相對桂林柳州這兩個極為重要的軍事據點在兩天內崩潰，桂系領袖卻沒有遭受同樣譴責。

更貼切的對比是第93軍軍長因為放棄全州而被立即處死，但是46軍軍長被戰區司令官點名指控嚴重違反軍令，而蔣介石卻只能裝聾作啞，不愿回應。這種差別待遇的緣由就是第93軍是中央軍可以依軍法懲處，而46軍是地方實力派部隊卻不可輕易冒犯。

難怪蔣介石，面對桂軍過失會自問“以后應如何處置？并將如何安慰之？”，顯然蔣介石面臨的困境不但是如何“處置”，甚且是如何“安慰”！倒是軍令部長直言指出，盡管桂軍作戰無能，但是礙于李宗仁和白崇禧情面，重慶政府無法懲罰失職將領。

日軍在11月11日占領柳州的同時，越南北部的日軍越過中越邊境，12月10日成功和一號作戰部隊會合，將湖南、廣西與越南連為一線。而在11月底，第11軍不顧第六方面軍命令，轉而突襲貴州。中國為阻止日軍繼續前進，投入了全部剩余兵力，包括蔣介石個人的警備部隊。

他們于12月上旬抵達獨山，作最后一搏。日軍最遠只推進到這個距離貴陽100公里的獨山，此時“一號作戰”果然成為強弩之末。但日軍仍距重慶300公里，距成都500公里，而當時成都的空軍基地擁有B-29轟炸機的數量最多。

只不過長途奔襲的日軍已無法越過黔北和川南更加崎嶇的地形了。一號作戰終于在此打住。

4、豫湘桂大潰敗的意義

日軍一號作戰前夕，日本情報部門曾經做出分析，認為重慶政府為了吸引日軍長驅直入，將會驅使雜牌軍至第一線作戰，派中央軍主力在后方督戰，等到日軍深入后再出動主力部隊和日軍拼斗。日軍為了避免落入重慶此種圈套，因此自從作戰開始便致力于搜尋中央軍主力率先予以擊潰。日軍指令文件中不斷強調，一旦中央軍主力被擊敗，則其余地方雜牌軍便會瞬間瓦解。因此無論在何處，日軍總是集中兵力攻擊實力最強的國軍部隊。

日軍此項分析可以視為它抗戰七年實戰經驗的總結。

歷時八個月的戰斗給國軍造成了巨大損失。根據1944年底日本大本營估計，中國軍隊損失了23000噸武器和彈藥，相當于40個師的裝備。75萬中國部隊或是遭受官兵傷亡過大或是其部隊組織被打散，因此徹底喪失戰斗力。重慶政府喪失湖南省這個產米大省和其他重要地域，導致中國失去支持50萬部隊作戰的能力。

而中方的統計則顯示，整場會戰使國軍傷亡人數超過了31萬，這幾乎是1943整年傷亡人數的兩倍，使1944年成為了自1941年以來國軍人員傷亡最慘重的一年，可能也是自1938年以來武器裝備損失最嚴重的一年。

由于日軍積極搜尋國軍主力力圖將之擊潰，因此中央軍和那些士氣較高戰斗力較強的地方部隊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

唯一部分幸免于難的是駐扎在西北的部隊，包括胡宗南指揮下的少數幾個嫡系步兵師。到1944年末，重慶政府已經喪失了可以保衛國家的戰爭能力。

比如說，重慶政府在10月下旬曾經想調集5個軍以確保貴陽，但是費盡唇舌（而不是命令），其中三個軍（98，29，9）在月底尚未抵達重慶，而且總共不到兩萬人和疲憊不堪，即使經過兩個月整補也不能使用。而已經到達貴州省都勻的一個軍（97）也不足一萬人。

之所以產生這種情況，是它們屬于薛岳掌控，而后者此時的立場顯明是擁兵自衛，無心支援貴州防務。桂軍在11月中旬失敗后，重慶政府又設法從西安以飛機運送3萬人到貴陽，希望在日軍抵達獨山之前完成部署。然而當王世杰在11月底詢問何應欽，張治中和陳誠等人是否可以守得住貴州，他們都沒有把握。因為即便是能夠運去的軍隊也是處于半飢餓狀態，長途跋涉，戰斗力極不可靠。

至于四川省本身防務，則更不知道軍隊能夠來自何處。也許正如日本人所估計，經此一役中國在兩年內將無法恢復元氣。

1944年中國軍隊唯一的亮點是在緬甸的遠征軍。國民政府經過長時間爭論與反復延誤，最終同意史迪威擬定奪回緬甸的作戰計劃，并由其指揮中央軍6個軍。而日軍在緬甸卻有8個師團，其中尤其著名的是第18師團，曾在新加坡戰役和第一次緬甸戰爭中戰功顯赫，是日本的王牌部隊之一。

1943年11月，中國駐印軍向日軍發起攻擊，隨后在滇西地區儲備的部隊也跨過邊境加入戰斗。中國軍隊在緬甸不斷地給日軍造成重創，1944年7月中旬日軍全面撤退時，戰前10萬人的部隊共有72000人被擊斃，許多部隊的傷亡率竟達到驚人的85%至90%。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國軍贏得了傲人的勝利。這場戰役的勝利確保了西南大后方補給線的安全，美國租借援助物資在經過1942-1944年在政治上推三阻四和在運輸上困難重重的慘淡歲月之后，在1945年春終于可以加速運入中國。

顯而易見地，國民政府在戰爭一開始便損失了最精銳部隊，隨后在戰爭中重建軍隊的努力又無法復原。而中國軍隊所遭受最嚴重的打擊出現在戰爭臨近尾聲之際。日軍在無條件投降前僅8個月，仍給了國軍以致命一擊。盡管中國軍隊在緬甸戰場上取得令人振奮的局部勝利，但實際上直至抗戰勝利日為止，國軍都未能從1944年的慘敗中恢復元氣。結果是，當其他盟國軍隊戰斗力走向巔峰狀態時，中國軍隊卻處于整場戰爭中最虛弱地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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