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達恩頓，著名新文化史專家、書籍史權威，哈佛大學圖書館榮譽館長、哈佛大學Carl H. Pforzheimer榮譽教授。1939年生于紐約，1960年畢業于哈佛大學，1964年獲牛津大學博士學位。1968年進入普林斯頓大學任教，1999年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2007年任哈佛大學教授，兼哈佛大學圖書館館長。代表著作有《屠貓狂歡》（獲美國歷史學會Leo Gershoy獎）、《啟蒙運動的?意》《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獲美國國家圖書評論獎）、《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圖書世界》等。

當代社會，大多數人將大部分時間花在交流信息上，其方式多種多樣，比如發短信、發推文、上傳下載文件、加密解碼或者打電話。交流已成為現代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項活動，從很大程度上來說，它決定著政治、經濟以及日常娛樂。作為日常生活的一個方面，它似乎無處不在，以至于我們認為自己所處的這個世界和時代都是嶄新的，是前所未有的，并將之稱為“信息社會”，仿佛在暗指此前的社會不怎么關注信息。那么請想象一下，在前信息社會，當男人在田間勞作了一天之后，或者，當女人偶爾在鎮上的取水處聚會時，他們會交流些什么呢？

顯然，認為前信息社會沒有信息流動只是一種幻想。自從人類學會交換信號以來，每一個社會階段都會有信息交流?，F代通信技術的奇跡讓人們對過去產生了誤解，甚至讓我們誤以為交流是沒有歷史的，或者說，在沒有電視和網絡的時代，除非我們將銀版攝影法和電報時代也納入交流的歷史譜系之中，否則思考交流就毫無意義。

確實，沒有人會輕視活字印刷術的重要性。自古登堡時代以來，印刷術不斷展現其影響力，學者們對此已有了解。書籍史現在被認為是“人文科學”（human sciences，人文和社科重疊的領域）中最重要的學科之一。然而，古登堡之后的幾個世紀里，大多數男人和女人（尤其是女人）仍然不識字。雖然他們經常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交流，但幾乎所有的信息都消失了，沒有留下任何痕跡?？谡Z是交流中最重要的一個元素，如果我們不能將這一缺失的元素找回，那么交流的完整歷史將無法呈現。

本書試圖填補這一空白。少數情況下，口頭交流會留下存在證據，因為它們具有冒犯性。這些話語要么侮辱了要人名流，要么聽起來像是異端邪說，要么暗中威脅到了君主的權威。更少見的情況是，國家或教會甚至會對這種冒犯行為進行全面的調查，并將大量與之相關的卷宗保存在檔案館中。本書附錄部分的檔案材料便是來自一次警察行動，此次行動涉及的范圍是我在文獻研究中見到的最廣的一次。1749年，警察們試圖在巴黎全境追查六首詩的下落。彼時正值政治危機，人們朗誦著、背誦著、修改著、吟唱著，并在紙上潦草地寫下這六首詩，其中夾雜的各種書面或口頭信息也紛呈而來。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十四人事件”（L’Affaire des Quatorze）開始的標志是警察逮捕了一名醫學院的學生，罪名是他背誦了一首抨擊路易十五的詩。在巴士底獄接受審訊期間，這名學生交代了他是從誰手中獲得這首詩的。被他供出的人隨即被捕。第二個人被捕后也招供了他獲得這首詩的來源。逮捕仍在繼續，直到警察往巴士底獄的牢房里塞了十四名同謀者，罪名是背誦了未經官方許可的詩歌。鎮壓惡言非議政府的人是警察的職責所在。但是，他們為什么要花這么多的時間和精力去逮捕這十四個人呢？這十四個巴黎人不僅十分普通、毫無威脅，而且還遠離凡爾賽的權力斗爭。由此警察的調查行動引起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為什么凡爾賽和巴黎的當權者那么熱衷于追繳這些詩歌？這個問題也引出了許多其他疑惑。通過追問這些問題，并沿著警方在逮捕一個又一個人時所追尋的線索，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復雜的信息交流網絡，研究信息在半文盲社會中傳播的方式。

這當中涉及的信息傳播方式有好幾種。這十四人中的大多數都是法官助理和教士，他們精通書面文字，在碎紙片上謄抄了上述的詩歌。多虧警察在搜身時沒收了它們，其中一些紙片才得以保存在巴士底獄的檔案中。審訊過程中，這十四個人中有人透露，他們還互相朗誦并背誦了這些詩。比如，一位巴黎大學的教授便憑借記憶背出了其中一首80 行之長的詩。記憶的藝術在舊制度的信息傳播系統中是一股強大的力量，而最有效的記憶方法則是音樂?！笆娜耸录鄙婕暗牧自娭校袃墒妆蛔V成了曲，可以按照人們熟悉的曲調演唱。在當時的歌曲收藏著作（通常被稱為“歌集”[chansonniers]）中，我們也可以找到這兩首詩歌的蹤跡。此外，歌集中還有另外一些歌曲和其他形式的口頭交流，比如笑話、謎語、謠言和俏皮話（bons mots）。

巴黎人一直在給老曲子撰寫新歌詞。詩歌經常談及時事，隨著事件的發展，匿名的“才子”又寫出了新的歌詞。因此，這些歌曲同時也是對公共事務的實時評論，而且數量非常之多。通過它們，我們可以了解“十四人事件”如何融入音樂歌詞，并通過傳唱將消息傳遍巴黎的大街小巷。我們甚至能夠聽到這些音樂，至少能聽到現代人用當時可能存在的曲調唱出來。雖然歌集和沒收的詩句中只包含了歌曲的歌詞，但它們給出了曲調的標題或第一行歌詞。在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音樂部（Département de musique）的“解碼書”以及類似的音樂注釋文獻中查閱這些標題，我們便可將歌詞與旋律聯系起來。埃萊娜·德拉沃（Hélène Delavault）是巴黎一位頗有才華的卡巴萊（cabaret）藝術家，她親切地同意錄制12 首最重要的歌曲。作為電子補充材料，這12 首錄音提供了一條通路，盡管相對簡略，但人們可以借此了解信息如何受音樂影響，如何在街巷間傳播，以及如何進入兩百多年前巴黎人的大腦。

從檔案調查到“電子音樂”，此類歷史研究會得出不同種類的觀點和不同層次的結論。在處理聲音和感覺時，精確地證明某個問題似乎是不可能的。處理這些雖然有風險，但是也會有很多收獲，因而值得冒險一試。如果能夠重溫過去的聲音，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就會更加豐富。但這并不是說歷史學家可以奢望聆聽過去世界的聲音，而是說，任何恢復口語經驗的嘗試都要求在使用材料時格外小心。因此，在本書的結尾部分，我提供了幾份關鍵的文獻材料，讀者可以借此來評估我的解釋。埃萊娜·德拉沃的電子音樂“表演”在本書最后。它提供了一種與眾不同的證明材料，既可用作研究，也可聽來欣賞。本書大致內容便是如此。讓我們從一個偵探故事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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