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立于塵

2025年的夏天，有兩則新聞在時間線上并行，一南一北，一大一小，像兩根斷裂的鋼筋，戳破了盛世的一角。

在北方，內蒙古烏努格吐山，中國黃金集團的銅鉬礦區，一臺巨大的財富機器轟鳴作響。2023年，這家公司營收612億，歸母凈利潤近30億。

今年2月，這家公司的官微還發文慶祝，浮選車間更換了平臺格柵板，實現了安全生產“零事故”的光輝目標。

7月11日，公司剛開完安全生產大會，強調要“深刻吸取教訓”、“確保安全生產”。

口號喊得震天響。十二天后，7月23日，六名來這里參觀學習的東北大學學生，就站在這片：

宣稱“零事故”的格柵板上。

然后，腳下一空。

那塊規格1.2米×3米的鋼格柵板，在一聲脆響后，連同上面的六個年輕生命，一起被吞進了浮選槽渾濁的液體里。

后來的初步調查報告，用冰冷的專業術語描述了這場災難的直接原因：

固定角鋼焊縫存在陳舊性裂紋，受集中載荷后瞬間斷裂。

一份“陳舊性裂紋”，靜靜地潛伏在那里，躲過了2月份的“局部更換”，躲過了無數次的日常檢查，也躲過了7月11日那場言辭懇切的安全大會。它像一個沉默的殺手，只等著年輕人站滿它的那一刻。

調查組發現，事發平臺日常承載標識缺失：

未限定同時站立人數。

而學校和企業簽的那份《教學實習安全協議》，也壓根沒寫清楚現場監護和應急流程。

每一個環節，都像那道陳舊的裂紋一樣，早已松動。

事故發生后，那篇宣揚“零事故”的推文，被發布者：

悄悄刪除了。

仿佛只要刪掉那幾個字，那個目標就從未存在過，那六條生命的重量，也能隨之減輕一些。

在南方，上海。一個19歲的河南小伙小郭，第一次來到這座城市。他不像那六位大學生，有機會走進中國黃金的廠區。他只是想在上海找份工作，給家里掙點錢。

3月29日，在虹橋站，他坐上了一輛私下議價的網約車。100塊的車費，他手一滑：

付了1010元。

司機收錢，一腳油門，消失在夜色里。

小郭想拿回那多付的910塊。對于一個兜里只揣著兩三千塊的農村孩子，這筆錢幾乎是他闖蕩上海的全部底氣。

他給司機留言，石沉大海。他去派出所報警，得到一個車牌號和一句 答復：

民事糾紛，無法直接追回。

8天后，在蘇州穹窿山，他喝下了半瓶：

敵敵畏。

他的哥哥從河南老家趕來，處理完后事，只想為弟弟討一個最卑微的公道。他不要賠償，不要訛錢，他對著鏡頭說：

我想見見那個司機，讓他把910塊錢退回來，跟我們道個歉。

他們把司機告上法庭。開庭那天，被告席空空如也。那個叫王某的男人，像人間蒸發了一樣。

他們唯一一次打通他的電話，王某全程沉默，聽完陳述：

掛斷，從此再無音訊。

他用沉默，殺死了那個只想拿回910塊錢的少年。

一個是中國黃金，年入百億的礦業巨頭。一個是網約車司機，為了910塊錢昧掉良心。

一個吞噬了六條生命，一個逼死了一個少年。

兩件事看似毫無關聯，卻在結局上達成了一種詭異的默契：

沒人說對不起。

礦難發生后，我們看到的是一套冰冷而熟練的流程。涉事企業停產整頓；相關責任人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內蒙古自治區成立調查組，提級調查。

學校和企業也聯系了全部家屬，說正在依照《工傷保險條例》和《生產安全事故賠償辦法》：

協商賠償。

一切都在程序之內。賠償，追責，問責。這些詞匯精準、合法、規范，唯獨缺少了“人”的味道。他們會賠錢，但那更像是在為一塊“陳舊性裂紋”買單，而不是在為一個生命的逝去而懺悔。

至今，我們沒有看到中國黃金的任何一位高管，站出來，對著那六個破碎的家庭，鞠一個躬，說一句：

對不起，是我們的錯。

而在上海，那個叫王某的司機，更是把沉默和逃避演繹到了極致。他連法律程序都懶得應付。他藏匿在14億人中，心安理得地揣著那帶血的910塊錢。一句“對不起”，對他來說，比登天還難。

于是，我們看到了這個時代最荒誕的一幕。

一邊是龐大的、不肯低頭的系統：

它用賠償條例和法律程序，代替了真誠的歉意。

另一邊是卑劣的、不肯露面的個體，他用失聯和沉默，對抗著最基本的人性道義。

他們一個大，一個小；一個在明，一個在暗。但他們都不覺得，自己需要為那幾條逝去的生命，說一聲“對不起”。

那道“陳舊性裂紋”，不只在內蒙古礦場的格柵板上，它也早已潛伏在我們的社會肌體里。

有時候，它叫“程序正義”；有時候，它叫“事不關己”。

它在每一個本該多問一句、多做一步的環節里靜靜地開裂，直到有一天，有人掉了下去。

李宇琛

寫于2025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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