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的創新與應用重塑著社會學。自社會學創立以來，直至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邁向大眾應用之前，社會學研究的始終是人類社會。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機器已開口說人話且與人類互動，成為與人類平行的社會行動者。盡管機器尚未承擔起社會責任，卻已然是影響人類行為的非主體性社會行動者。社會學從面向人類社會轉為面向人機社會，無論是對象、主題與方法，都面臨根本性轉變。

隨著智能革命向縱深發展，人類社會命運終將如何？李飛飛認為，AI技術是文明級別的顛覆性技術。庫茲韋爾認為，AI是智人之外新的智能物種，智能進化由此進入新階段。

正如20世紀20年代，人類文明處于轉折的十字路口。日后回望，必然發現今日之至關重要。一些人憂心忡忡，擔心AI帶來的生存性風險可能失控，人類終將跌下“AI文明危崖”；另一些人則歡欣鼓舞，自稱“機器人帶路黨”“人奸”“降臨派”，希望從碳基文明跑步進入硅基文明。有人甚至稱AI為“人類最后一件發明”，因為自此人不用再搞發明，或者數字生命崛起后不會再有人類。相比于極端情緒，越來越多的人因AI焦慮乃至恐懼，焦慮AI會讓自己失業，恐懼AI統治人類。如何看待此類情緒，如何治理AI呢？

日益興起的自主智能已廣泛介入人類社會生活各領域，引發了千行百業的“數字員工革命”。這不僅實現了人工智能從人類“工具”到人類“伙伴”的身份躍遷，也使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社會關系，沖擊、瓦解乃至重構傳統人機關系與社會形態。當自主智能體的行為超越人類預設的框架時，以人類中心主義為指導、以傳統人像為基礎的人法理論與制度，在智能社會中是否仍有適用的空間？

伴隨人類社會進入智能革命階段，人工智能成為影響國際格局變化的重要變量，這為國際關系研究帶來新的變遷。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新技術的支撐下，國際關系研究方法迎來一些新的進展；另一方面，圍繞人工智能，新的全球性問題不斷涌現，這意味著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任務更加艱巨。因此，從學科發展視角出發，對人工智能帶來的影響進行系統性研究和評估成為新的重點。

當數字技術以指數級速度重塑社會結構時，數字社會的復雜性與智能正義的建構已成為當下人文社會科學與技術領域必須共同面對的核心命題。人類生活世界的全面數智化與全球數字發展不平衡的持續存在，共同揭示了智能正義作為數字時代價值元問題的緊迫性。

ChatGPT、Sora、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大模型拉開了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發展的序幕。針對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經濟學不是要解釋機器學習如何構筑人工智能神經網絡，也不是要解釋各種算法芯片和算力芯片復雜的技術構成，而是要在揭示這些大模型是人類挖掘、搜集、儲存、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海量數據的技術結晶的前提下，解說從專用AI到AGI的科技水平變化對企業投資經營、消費者行為、政府治理等的影響。

在數字化時代，人工智能（AI）技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著人類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在文本分析和自然語言處理領域，AI技術的發展尤為引人注目。從早期簡單的文本識別和語言翻譯，到如今能夠執行復雜的情感分析、主題建模、語言生成等任務，AI已經展現出強大的能力，成為一種名副其實的新質生產力。然而，在文學批評領域，傳統方法仍占據主導地位。傳統文學批評依賴于批評家的主觀解讀和經驗積累，雖然能夠深入挖掘文本的內涵和價值，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主觀性較強、人力成本較高、難以進行大規模的文本比較等。這使得文學批評在面對海量的文學作品時，往往力不從心。在這種背景下，文學批評應嘗試使用AI技術并探索其應用的可能性、挑戰和價值。

媒介技術作為記憶外化和歷史延伸的載體，與歷史知識的生產始終保持著攜手共進的耦合關聯。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人類記憶工程的當下，歷史知識的生產可謂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自動化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