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2018年10月，被害人張某強因送醉酒的李某芬回家，被李某芬的親屬李某衛懷疑性侵，雙方結怨。2020年12月17日，張某強為化解矛盾前往酒店與李某衛交談，反遭李某衛毆打、捆綁并拘禁于皮卡車斗內。期間，李某芬按李某衛指示提供繩索、膠帶并協助捆綁。后李某衛將張某強帶至酒店房間再次施暴，強迫李某芬脫衣，偽造二人債務聊天記錄，脅迫張某強轉賬35,000元。經鑒定，張某強傷情構成輕微傷。案發后，李某衛退賠贓款并取得諒解。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昭蘇墾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定：

李某衛構成非法拘禁罪（有期徒刑7個月）與敲詐勒索罪（有期徒刑1年，罰金1萬元），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年2個月，罰金1萬元；李某芬構成非法拘禁罪（共同犯罪），因系從犯且情節輕微，免予刑事處罰。李某衛初始犯罪目的是報復泄憤（非法拘禁），后另起犯意勒索財物（敲詐勒索）。兩行為非基于同一犯罪目的，非法拘禁非為勒索錢財的手段，二者無牽連關系，不構成牽連犯，應數罪并罰。

案例來源：人民法院案例庫李某衛非法拘禁、敲詐勒索、李某芬非法拘禁案，入庫編號：2023-06-1-186-002

裁判要旨：

牽連犯是指出于一個犯罪目的，實施數個犯罪行為，數個行為之間存在手段與目的或者原因與結果的牽連關系，分別觸犯數個罪名的犯罪狀態。行為人強行拘押禁閉被害人，目的是報復被害人，在拘禁過程中，行為人對被害人實施威脅、恐嚇、向其索要錢財，轉化為勒索錢款的目的，顯然非法拘禁行為與敲詐勒索行為并非一個犯罪目的，不符合認定為牽連犯的條件，不能以牽連犯處理，應數罪并罰。

二、法理分析：為何“另起犯意”切斷牽連關系？

（一）牽連犯的成立需嚴格滿足“同一目的+緊密牽連”

刑法理論中，牽連犯的本質在于數個犯罪行為服務于同一終極犯罪目的，且行為間存在內在邏輯必然性。例如，為詐騙而偽造公章，偽造是詐騙的必然手段。但本案中：

初始目的單一：李某衛捆綁、拘禁張某強，核心動機是報復其疑似性侵行為，侵害的是被害人的身體自由權；

犯意轉化獨立：拘禁過程中，李某衛臨時產生勒索財物的故意，以裸照、偽造債務相脅迫，侵害的是財產權及人格尊嚴。

此時，非法拘禁并非敲詐勒索的“必要準備”，拘禁行為本身無法直接實現勒索目的，二者目的與手段斷裂，缺乏刑法要求的牽連緊密性。

（二）司法實踐警惕“犯意升級”規避數罪并罰

本案判決強調“另起犯意”的刑法意義，是對司法實踐中常見誤區的重要澄清。部分行為人誤認為“在拘禁中順帶勒索”可按一罪處理，但法院明確指出：犯意轉化即構成新的獨立犯罪。李某衛的敲詐勒索故意產生于拘禁行為之后，具備獨立的犯罪構成要件（威脅手段+非法占有目的），與先前拘禁行為無因果邏輯鏈條。若對此類行為按牽連犯處理，將輕縱犯罪，變相鼓勵行為人利用拘禁狀態疊加犯罪。

三、深層啟示：牽連犯認定的“目的同一性”紅線

本案的標桿意義在于劃清牽連犯與實質數罪的界限。法官在裁判理由中反復強調“非為勒索錢財實施拘禁”，直指牽連犯的核心要件——犯罪目的的同一性與連貫性。當行為人中途產生新的犯罪意圖（如泄憤轉為謀財），即突破原有犯意范疇，成立新的犯罪故意。此時即便行為有時空關聯性（如均在拘禁期間發生），亦不能掩蓋實質數罪的本質。

公眾需警惕：非法拘禁本身已是重罪，若在拘禁中“臨時起意”實施搶劫、敲詐、侮辱等行為，刑法不會將其視為“打包處理”的一罪，而是層層追責。本案中李某衛最終獲刑1年2個月，遠高于單一非法拘禁刑期（通常3年以下），正是數罪并罰嚴厲性的體現。司法機關通過此案傳遞明確信號：犯罪意圖的升級必然導致刑罰的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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