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宗慶后遺產繼承權的家族“內訌”進入尾聲，“水落石出”，早在2024年3月，杭州市東方公證處就出具了繼承公證書，確認了三個基本事實：宗慶后與施幼珍婚姻關系持續有效；宗馥莉持有《獨生子女光榮證》；宗老2020年的公證遺囑已明確指定遺產繼承人，由宗馥莉單獨繼承全部信托和股權。

根據《民法典》第1123條，遺囑繼承優先于法定繼承，當多份遺囑內容沖突時，以最后遺囑為準。原告方在杭州中級法院主張的《非婚生子女權益確認書》形成于2018年，在時間上早于2020年的公證遺囑，其法律效力較低。《民法典》第1071條確認了非婚生子女的同等權利，但第1127條碥認了遺囑繼承的優先效力，即使DNA鑒定確認了血緣關系，也無濟于事。

2020年，宗老生前的一份遺囑由杭州市東方公證處備案，明確指定了“境外資產由獨女繼承”，符合《民法典》第1134條關于公證遺囑形式的要求?，盡管見證人為娃哈哈高管，無家族成員在場，但見證人身份不影響遺囑的基本效力?。《民法典》條款“最后遺囑優先”的原則確定了宗老最后一份遺囑的效力最高。

原告方提交了出生證明并申請了DNA鑒定，但《民法典》第1071條規定，對非婚生子女權益的保護需以“遺囑未排除繼承權”為前提，在宗老遺產案的情形中，遺囑明確排除了其他子女的繼承權，對血緣關系的確認不能直接突破遺囑的效力?。

盡管原告方質疑遺囑見證人有利益關聯，但見證人身份的瑕疵只有達到“嚴重程序違法”的程度，才可能導致遺囑的無效，目前的證據尚不足以支撐原告的主張?。

2024年3月1日，宗馥莉憑遺囑公證書、結婚證及《獨生子女光榮證》等12項材料，完成了對宗老29.4%股權的工商過戶登記?。在既成事實的情形下，原告方若主張權利，需通過訴訟推翻遺囑效力，但原告現有的證據不足以支撐勝訴。

香港高等法院對匯豐銀行18億美元的信托資產采取了暫時凍結的措施，本質上是為杭州繼承訴訟而采取的財產保全措施，與杭州的股權繼承屬于不同的法律關系?，即使香港法院在程序上認定信托基金無效，也不影響杭州法院對遺囑效力的獨立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