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希臘“讀點活書”

1933年9月底，羅念生從美國乘船到達比雷埃夫斯碼頭，開啟了他在希臘一年的游學生活。日后在回憶起1933-1934那一年的經歷時，他提示同胞“應該有人去念一點活的書回來”。自19世紀后半葉始，古希臘的歷史在考古學家的發掘下重新展現在人們面前，邁錫尼、克諾索斯、德爾菲、奧林匹亞等不再只是一個個地理的名詞，而是歷史發生的現場。考古發掘與文獻記載的結合，讓歷史重新具有了生命。

本欄目將圍繞考古遺址發掘、文獻記載傳統帶領讀者走進歷史現場，讀點活書。此外，還兼及希臘文化遺產保護政策，為當前的中希文明互鑒助力。

主持人：張緒強，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中希文明互鑒中心學術發展部主任

專欄文章均為《中希時報》 獨家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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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阿爾蒂斯：奧林匹亞遺址的發現與發掘

劉峰

文藝復興之后，西歐各國對古希臘文化的興趣日益增長，在啟蒙運動時達到頂峰。古希臘文明對西方文明的語言、科學、藝術、哲學和政治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可以稱之為西方文明的基石。對當時的知識分子而言，希臘文明是最具吸引力的文化中心，是創作的靈感源泉。拜占庭帝國滅亡之后，人們在被土耳其占領的奧斯曼帝國內追尋古老而輝煌的希臘，學者們不斷收集承載著古代精神的文學作品，志在拯救受早期基督教狂熱和戰爭破壞的希臘文明。古典精神復興的另一面則是古董商們對各種藝術品、錢幣以及古手稿的收集。當時的歐洲君主和富商不斷向希臘派遣古董收集者，要求英國和法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向他們提供古董，大肆盜掘現有遺址的現象時有發生。從17世紀到19世紀，學者們不再滿足于止步書齋，僅僅憑借書本勾勒古希臘文明，而是自發或隨著“尋寶者”的隊伍，來到希臘大地，由此產生了一批“旅行家”，給我們留下了無數游記。

在這一背景下，18世紀到19世紀的歐洲學者們開始在古希臘頌詩、斯特拉波和保薩尼阿斯的指引下，尋找一個個湮滅在歷史長河中的遺址，其中就包括泛希臘賽會的搖籃—奧林匹亞，舊稱“阿爾蒂斯”。可惜古代的作家只能提供奧林匹亞的大致范圍，這個在傳世文獻中頻頻出現的地方，始終蒙著神秘的面紗。隨著學者們對奧林匹亞的尋找與發掘，西方古典考古學作為一個學科逐漸規范化。德國作為奧林匹亞考古的主要參與者，繼承了溫克爾曼和施里曼的精神，以施里曼在雅典的舊居為基礎，建立了德國駐雅典考古研究所，這是繼法國之后的第二個海外駐雅典考古研究機構，也是德國考古研究所（DAI）建立的第二個海外研究機構（第一個位于羅馬）。

旅行家與奧林匹亞的重新發現

奧林匹亞是古代伊利斯人（Elis）祭祀眾神之父宙斯的宗教中心。在阿爾菲奧斯河（Alfeios River）及其支流克拉迪斯河（Kladeos River）的灌溉下，這里郁郁蔥蔥，被品達稱為希臘最美麗的地方。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場奧林匹克運動會就在此地舉行，在宗教中心和體育中心的雙重影響下，奧林匹亞日漸輝煌。盡管拜占庭皇帝狄奧多西一世曾下令關閉諸多希臘圣所，但是奧林匹亞仍憑借其舊時的影響力維持了數個世紀的繁榮。直到公元9世紀，持續的自然災害令此地被遺棄，在河流沉積和土壤侵蝕的作用下，奧林匹亞長埋于地下，聲名不再。

1723年6月14日，法國本篤會修道士唐伯納德·德蒙福孔（Don Bernard de Montfaucon）給時任科孚島大主教的奎里尼（Angelo Maria Querini）寫信，敦促其盡快主動尋找并挖掘奧林匹亞。但是后者只在科孚島呆了三年，便任職羅馬天主教會紅衣主教，并沒有將這一建議放在心上。

1764年8月，英國旅行家、考古學家理查德·錢德勒（Richard Chandler）與建筑學家尼古拉斯·雷維特（Nicholas Revett）、畫家威廉·帕爾斯（William Pars）前往希臘，進行考古考察，并于1766年8月抵達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克洛尼奧斯山下（Mount Kronios）。在其所寫《希臘游記》（Travels in Greece）中，理查德將這里認定為一個遺址，把地面所能看到的多利亞石柱與奧林匹亞的宙斯神廟聯系起來，稱自己發現了奧林匹亞。德國古典考古學的奠基人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晚年時對找尋并發掘古代奧林匹亞充滿期待，他堅信能在古老神廟庇護下的競技場中，找到代表著希臘體育精神的古典雕塑、馬車以及眾多藝術奇觀。1768年，溫克爾曼的尋找奧林匹亞發掘計劃得到了當時土耳其蘇丹的批準，可惜天不假年，溫克爾曼的猝然離世令這一計劃被擱置。

理查德·錢德勒的游記一經出版，古代奧林匹亞遺址被發現的消息在歐洲不脛而走，然而，但很多學者認為，僅憑幾塊多立克樣式的石柱并不能證明這里就是宙斯神廟。想要證明該處遺址確實是古代奧林匹亞，需要更多的證據。此后，無數旅行者和考古學家紛紛來到這里，其中包括法國駐希臘領事、考古學家兼收藏家弗維爾（Louis Francois Sébastien Fauvel），英國考古學家威廉·馬丁·立克（William Martin Leake），英國考古學家威廉·蓋爾爵士（Sir William Gell）等等，他們或是通過地名學，將此地中世紀的舊稱“回聲村”（Antilalos）與保薩尼阿斯的描述相比較，或是通過小型發掘，將出土物與周遭地形保薩尼阿斯的記載相對應。總之，這處遺址的面容越來越接近保薩尼阿斯對古代奧林匹亞的描述。希臘獨立戰爭時期，法國對伯羅奔尼撒半島出兵，旨在驅逐奧此地的奧斯曼-埃及軍隊，1829年，法蘭西學會授權的“摩里亞科學考察”（Expedition Scientifique de Morée）伴隨軍事活動同時進行，在此處進行了為期六周，并不規范的小型發掘。最終，這處遺址被認定為古代奧林匹亞，大批出土物被運至法國，現今仍然藏于盧浮宮中。

奧林匹亞遺址一角

德國駐雅典考古研究所與奧林匹亞的首次系統化發掘

對奧林匹亞的重新發現在當時的歐洲轟動一時，很多國家都對真正意義上的大型發掘躍躍欲試。1852年，恩斯特·庫爾提烏斯 (Ernst Curtius) 在柏林發表了關于奧林匹亞的演講，立即得到了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和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支持，發掘奧林匹亞成為國家支持的考古項目。然而，由于希臘內部復雜的政治局勢，這項工作二十年后才正式開始。德意志帝國于1872年通過議會決議，決定以德國考古研究所的名義在雅典成立一個考古研究機構，與之前在羅馬建立的考古研究所相輝映。1874年，德國駐雅典考古研究所從施里曼后人手中購買了其在雅典的舊居，希德雙方為研究所的成立舉行了盛大的開幕儀式。當天，德國與希臘正式簽訂協議，將奧林匹亞的發掘提上日程。

自此，德意志帝國在奧林匹亞開展了系統的、現代化的、科學且兼顧國際合作安全的發掘工作，為之后各國在希臘開展考古活動定下了合作范本。不同于法國的“莫利亞科學考察”，希德之間的協議保障了希臘對預期發掘出土物的所有權，德國則被賦予了復制和印模的權利。與此同時，雙方決定在奧林匹亞建造一座博物館，用以保存并展示出土物。博物館在希臘銀行家安德烈亞斯·西格羅斯 (Andreas Syggros)的資助下，由德國建筑學家威廉·多普菲爾德 (Wilhelm Dorpfeld)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 (Friedrich Adler)監督建造而成。這座新古典主義建筑標志著上個世紀掠奪式的發掘已經成為過去。以往，位于雅典的國立考古博物館被視為所有希臘考古出土物的唯一合法保存地，奧林匹亞考古博物館是希臘第一座位于雅典以外的博物館。

1875年，德國考古隊到達奧林匹亞，庫爾提烏斯寫道：“除了宙斯神廟的一角之外，這里沒有任何東西能讓我們想起古代歷史。”這次發掘歷時五年，奧林匹亞最主要的建筑終于在被淤泥掩蓋了近十個世紀之后重見天日。德國考古學家挖掘了圣所的核心區域，包括宙斯神廟、赫拉神廟、母神神廟、議事廳、腓力圓形神廟、回聲廊、角力學校和數個寶庫，其中最為重要的出土物是宙斯神廟中的宙斯神像、帕奧紐斯的雙翼勝利女神像和普拉克西特列斯的赫爾墨斯神像。保薩尼阿斯曾詳細記錄古代奧林匹亞的地形和建筑，這大大方便了建筑物的識別工作。五年間，奧林匹亞出土物共計14000件，皆存放于新建成的博物館中。

由于奧林匹亞的考古發掘所獲眾多，以往年底公布考古工作報告的方式恐怕并不能及時向國內傳遞最新的考古發掘動態，所以考古學家們決定將出土物名錄及相關研究以簡報的形式按月在《考古學報》（Arch?ologische Zeitung）上公布。與此同時，由于德國跟希臘政府簽訂協議，出土物的所有權歸于希臘，德國享有印模權，所以重要出土物一般在希臘本土復刻，再轉移回德國，這也是柏林各大博物館所藏希臘知名展品多為復制品的原因。每到年底，庫爾提烏斯等考古學家又會將相關研究整理成冊，以年鑒的形式出版了五卷本的《奧林匹亞的考古發掘》（Die Ausgrabungen zu Olympia）。每一卷都包含當年的發掘報告或重要發掘日志，圖像說明，發掘預案以及大型建筑規劃圖，卷尾還包含發掘現場的照片，力求讓讀者能最大程度地接近發掘現場。數年后，庫爾提烏斯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Friedrich Adler）主編的五卷本《奧林匹亞：德意志帝國組織的考古發掘成果》（Olympia: die Ergebnisse der von dem Deutschen Reich veranstalteten Ausgrabung）姍姍來遲，這不是年鑒的延伸，而是當時最新研究動向的集成。其中，每卷分為上下兩冊，上冊為文本卷，下冊為對應圖集，從地形、建筑、雕塑群、青銅器及碎片式發現與銘文五個方面對奧林匹亞進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至今仍是奧林匹亞研究必不可少的參考物。

奧林匹亞與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

受到德國考古發掘的影響，醉心于古代歷史研究的法國顧拜旦男爵決心將古代的奧林匹亞運動重新發揚光大，在多番努力嘗試下，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于1896年在雅典舉行，此后每四年舉行一次。此次盛會再度燃起了奧林匹亞的考古發掘熱情，威廉·德普菲爾德（Wilhelm D?rpfeld）領導的工作組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在奧林匹亞斷斷續續地進行發掘，卻收效甚微。直到1936年，第11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柏林舉行，國家元首在開幕式上公開表態，要支持在奧林匹亞考古發掘工作的進一步展開。埃米爾·坤澤（Emil Kunze）和漢斯·施萊夫（Hans Schleif）領導了后續的系統發掘，重點挖掘了體育場以南的區域，柱廊以及浴室區域。相關的考古工作報告后續研究以多卷本的《奧林匹亞研究》（Olympische Forschungen）為名發表。遺憾的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德國和希臘之間的關系劍拔弩張，發掘不得不結束，編纂奧林匹亞研究百科全書的計劃也因此被擱置，至今仍未完成。戰后，德國在奧林匹亞的發掘得以恢復，在主體發掘工作大致完成后，文物修復保護等相關工作逐漸被逐漸提上日程。進入21世紀后，在德國研究基金會 (DFG)的資金支持下，德國考古研究所 (DAI)積極展開多方面合作，繼續深化，展開了數個為期3到5年的考古研究項目，為奧林匹亞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近年來，德國考古研究所成立了科技IT部門，利用新的技術展開更為科學的研究。實際上，19世紀中后期德國在奧林匹亞的發掘工作也利用了當時的最新技術。建筑學家弗里德里希·阿德勒 (Friedrich Adler)在現場繪制的圖畫很多都用到了投影描繪器（Camera Lucida），精確了建筑物的比例。觀察5卷本的考古年鑒，我們可以知道攝影技術也在奧林匹亞的發掘中得到了應用，能靜態還原當時的考古發掘活動。現場幾位考古學家的錄音能動態還原發掘過程，輔以文字描述，后代學者才能更好地還原出土物的環境語境。

目前仍在進行的奧林匹亞考古數字化項目仍然由德國考古研究所主導，其主要目的是還原考古經過，將考古工作報告電子化，將使用庫倫特體（Kurrent）書寫考古工作日志轉化并電子化，還要將當時無法出版的錄音一一空間化還原，具體成果體現在iDAI.field中。

回看奧林匹亞的百年考古史，文化活動的展開往往受益于政治力量的推動，但是總能在獨立發展的過程中結出屬于學術的果實。外交甜蜜期的希臘和德國合作共進，期間誕生的學術作品至今仍然熠熠生輝，戰爭造成的敵對時期，文化活動也不得不停滯，至今仍是遺憾。在面臨多重危機的時代，現代奧林匹克精神在古代奧林匹亞精神的支撐下，為人類提供了共同的理想，為全球社會的文明注入了一絲來自古代社會的新動力。

（本文原刊于《中華讀書報》

2024年2月7日，有刪改。）

作者介紹：劉峰，海德堡大學古代史與碑銘學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