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一種越來越常見的謀殺案。殺人犯并非惡徒，而是旁人眼中最有責任感的家庭支柱，能夠擔起照顧久病家人的重任。

他們殺死的，也正是共同生活半生、悉心照料數余年的親人。

在日本，這樣的殺人案通常被稱作“照護殺人”或“長照悲歌”，而如此極端的人倫悲劇，幾乎每8天就發生一次。研究顯示，加害者年齡在60歲以上的情況更是達到了近六成。

這個數字背后，是日本日益增長的老齡化趨勢。2017年的數據顯示，照護者和被照護者都超過65歲的情況，已經超過了半數，70歲以上的則占到了三成。在本該被照料的晚年里，很多老人還在傾盡全力照顧自己的家人。

親手殺死家人，為什么成為了擺在那近六成老人面前的唯一解？在成為被告站上法庭之前，在不為外人所見的病榻邊，他們究竟經歷了什么？在并不匱乏的時代里，為什么還有人在經歷著《楢山節考》式的殘酷？

五分鐘和四十年

這是大磯町冬日里尋常的一天。這個日本小鎮本來就人口稀少，到了一年中的這個時候，海邊更是少有人跡。碼頭上只有一位謝頂的老人，呆望著眼前的大海。

就在五分鐘前，和他共同度過了半生的妻子尖叫著落入了海中。

海面早已歸于平靜。而老人沒有呼救，也沒有打電話求助，就這么一直靜靜地站在這里。忽然他轉身，開車回家，接著給兒子打去了電話：“我把你的母親推到海里了。”

所有人都沒有想到，藤原宏、藤原照子這兩個名字會與謀殺一起出現在新聞上。在鄰居們眼里，他們是一對關系和睦的模范夫妻。藤原宏每天都在忙里忙外地照顧半身癱瘓的妻子，四十年來，從沒有過一句抱怨。

在和鄰居聊天時，他總是堅定地表示：“如果把妻子送到療養院，我會覺得很愧疚。我必須要照顧她。”

謀殺發生后，很多人才反應過來，這句充滿責任感的宣言中，正埋伏著悲劇的導火索。

1982年的一天，藤原照子突發腦梗塞，在家中暈倒，而藤原宏當天恰好出差不在家。等他趕到醫院時，妻子已經左半身癱瘓，無法行走，也無法自己換衣服，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他人協助。

就診時，醫生對藤原宏說，照子之所以癱瘓，是因為沒能及時送醫；而她的病也應該早有預兆，“你沒有注意到，這是你的錯”。

這些話讓藤原宏深感愧疚。也許正是從那一刻起，他便固執地將照顧妻子視作應該由自己一人全部承擔的責任。

此時兩個兒子都已經成家獨立生活，藤原宏不愿麻煩他們，于是辭去工作，開了一家便利店，以便更好地照顧妻子。10年后，便利店的生意陷入了停滯，夫妻倆只能關掉小店，依靠養老金生活。

到了2022年，兩人都已成了八旬老人，身體狀況都不如從前。照子的體力開始急劇下降，連上下輪椅都變得非常困難。

同時，藤原宏自己也漸漸感到力不從心，他開始變得越來越焦慮。

一次，他試圖幫助妻子坐到馬桶上，但妻子卻摔倒了。附近的居民聽到了他憤怒的叫喊聲。這樣的聲音，從前的幾十年里從未出現過，最近卻變得愈發頻繁。

面對鄰居關心的詢問，藤原宏只是固執地重復：“我必須照顧妻子?！?/p>

與四十年前不同，如今這句話變成了他施加在自己和妻子身上的咒語：他已經無力堅持，卻又不愿讓這份責任成為兒子們的負擔。于是他固執地認定，只剩自己和妻子一同去死這一條路。

案發一個月前，藤原宏試圖用繩索勒死妻子。行動到一半，他發現自己的力氣，已經不足以讓妻子像自己設想的那樣毫無痛苦地死去。他還是松開了手。

11月的一天，藤原宏告訴妻子，大兒子想和他們在海邊見面聊天。他推著妻子的輪椅繞著港口轉了兩三圈，等到臨近黃昏時，才下定決心，將妻子推入了大海。

“照護殺人”的悲劇，在日本并不少見。

在2007年到2014年間，日本每8天就有一起照護殺人事件。而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加害人，是自殺未遂的幸存者。如果他們自殺成功，那么案件很可能就會被劃為共同自殺，因此照護殺人的實際數量應該更多。

很多殺人事件都是一念之差中發生的。54歲的兒子用廚刀刺死86歲的母親，61歲的妻子用毛巾勒死65歲的丈夫，82歲的妹妹用枕頭悶死了84歲的姐姐……

在照護者在被壓垮的那一刻，手邊那些原本用于照料親人日常起居的物品，忽然變成了殺人的兇器。

而殺害親人的照顧者們事后總是會表現出悔恨、悲傷與痛苦，因為自己并不是出于對老人的惡意而殺人，更多地是想逃避難以忍受的處境。他們在殺人的那一刻，心里也沒有憤恨，甚至沒有一絲情緒，只是麻木地想著：“終于結束了。”

在一次調查中，六百多個有過看護經歷的人里，有將近四分之一承認自己曾經有過或是經常有想殺死看護對象或是一起去死的想法。

51歲的長谷川隆志，就坦言了自己的一次旁觀。

有天，患上認知障礙的母親突發腦梗塞，失去了知覺。長谷川茫然地看著倒在床鋪上的母親，猶豫了很久很久，要不要叫救護車。

那時，距離他辭掉工作、全心照顧母親已經過去了五年。儲物間里再也沒穿過的正裝已長出霉點，妻子也早就因為無法忍受照顧婆婆與他離婚。

對他來說，狹小的房間仿佛變成了一座孤島，沒有工作、社交，與母親也很難進行溝通，仿佛只有他日日重復著瑣屑的照顧。他漸漸覺得自己活著，除了照顧母親，已經失去了其他意義。

而在母親失去意識的這段時間里，他滿心想著：“就這樣放任母親死去的話，看護就結束了，這樣就能獲得自由了?！?/p>

但最后，他還是撥打了急救電話，并在此后照顧母親的六年里，時時被自己那一瞬間的猶豫折磨。

事實上，有很多人像長谷川一樣，雖然還未成為殺害親人的兇手，但也已經瀕臨極限。

日本社會中高度的“邊界感”使得他們很難向他人開口求助。日復一日積累的壓力，在爆發成為案件之前，也往往很難找到出口。

在藤原宏案發生后，這樣的壓力，以同情的形式在了網絡上顯露出一角。

很多日本網友在相關新聞下表達了對藤原宏的理解，其中一條評論這樣寫道：”我目前正在照顧爺爺奶奶，無論我多么愛他們，痛苦的事情就是痛苦的?！?/p>

就連參與藤原宏案審判的一位陪審員都表示，在審理此案前，自己從未想象過照護老人是一件如此困難的事。

體力不支是最直觀的感受。在一樁樁案件中，“持續十年的照顧”，拆解開來，是勞累的分分秒秒：每日4點起床、只有兩小時休息，每四個小時抱著老人到浴室擦洗、換尿布，每三個小時為老人翻身，每兩個小時制作流質食物并喂食，每夜隔一個小時就為老人翻身……

而在弒親的照護者中，有近三成人，自身的身體狀況也需要照顧，卻還是咬牙堅持著進行著如此無微不至的照顧。

身體上的勞累尚且能夠忍受，而最終讓照護者走向崩潰的，往往是心理積累的壓力與創傷。

失能的老人，不僅逐漸喪失了獨立生活的能力，溝通能力也在不斷降低，仿佛不斷回退到孩童乃至嬰兒的狀態。

很多人會安慰自己，如今照顧老人，就如同父母照顧嬰兒時的自己一樣，只是需要多一點愛和耐心。只不過，往往會被忽略的是，孩子一天天的成長，帶來的是希望，而暮年的衰頹卻并非如此。

NHK曾經追溯過一名男子在照顧患有認知障礙的母親時，內心崩塌的歷程。

回到老家照顧母親之前，他已經離家25年了。而如今眼前的母親，已經不是當初開朗愛笑的樣子了。她變得無法溝通，一天中有一半的時間，都在狂躁地大聲叫嚷著誰也聽不懂的語言。而每到深夜，睡不著的母親都會大聲敲打隔間的木門，吵得四鄰不安。

“我覺得媽媽，只是一個披著媽媽外衣的怪獸。”在這種恐慌中，他仍堅持認為全家人里，只有失業的自己有余力照顧母親，無論如何也不能逃避這份責任。

漸漸的，男子感到自己陷入了一種無路可走的境地。只要一件小事，積累下來的絕望就能徹底爆發。

一天夜里，母親從廁所走了出來，身上的睡衣和手上的毛巾不知為何沾滿了糞便。她一邊向兒子走來，一邊哭道：“我究竟做錯了什么？”

那一刻，他忽然發覺，母親才是最痛苦、最可憐的。

身心的雙重疲憊已經讓他走在了崩潰邊緣，此刻他又目睹了母親痛苦而又喪失尊嚴的樣子，仿佛長壽變成了一種詛咒。“一起解脫”成了他眼前唯一的路。

三天后，他親手結束了母親的生命。

不被看見的照護者

面對照護困境，日本并不是沒有相關政策。而這套制度也已經歷經了屢次更新，經歷了增加補貼、細分層次等多種變化。

一位在藤原宏案中擔任陪審員的83歲老人，在庭審結束后卻說：“我覺得制度在養老問題上無能為力。”

早這起案件發生的六年前，破口就已經顯現了。

當時75歲的木村茂，在絕望中用毛巾勒死了患有認知障礙的妻子幸子，然后吞下了大量安眠藥企圖自殺。

悲劇發生前，木村茂并沒有固執地獨自強撐。在瀕臨崩潰時，他好不容易下定了決心，準備把妻子送進全托護理機構。

當時，他找到了當地四所提供入住的護理機構，卻發現自己每月的十幾萬日元的養老金，連每月1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5000元）的一般機構都負擔不起，更不用提花費高達20萬甚至30萬日元的民營養老院。

即便解決了經濟上的困難，目前也沒有一家機構能提供一張空床位。有家機構的負責人無奈地告訴他，目前在排隊等著空床位，有100號人。不那么緊俏的短期入住機構，也因為幸子半夜吵鬧而拒絕了他們的申請。

最終，他們也沒能等來一張空床位。在短短的一個月后，悲劇發生了。

而在藤原宏案中，得知父親企圖勒死母親的兒子們，也曾主動提出讓母親住進養老院，費用由自己承擔。然而這項提議，卻因為背后那筆潛在的巨額支出，直接點燃了藤原宏心頭盤桓了幾個月的念頭：“如果我們兩個一起死，對孩子們來說會更容易一些。”

研究顯示，“老老照護”與“照護殺人”的情況，都更常出現在中低收入的家庭中。這像是一個環環嵌套的漏斗：因為無力支付機構或雇傭他人，所以只能自己照看；因為自己照看積累了太多創傷，所以有了想要解脫的念頭……稍不留神，就會層層滑落，直墜深淵。

然而，僅僅將視線投向邊緣和角落也是不夠的。與日本類似，臺灣在1993年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去年，臺灣65歲以上的照護者，已經達到了近四成，而2018年前的10年內，平均每年都會發生十起照護殺人案。

對此，臺灣在2018年正式推行“長照2.0”計劃，希望能夠通過擴大服務范圍、增加服務資源等舉措來減輕家庭養老的壓力。然而這并沒有明顯減少悲劇的發生，后來三年間，平均每年仍會出現7起這樣的案件。

就在今年二月，桃園市一名男子在清晨用枕頭悶死了中風臥床的母親。而在此之前，他已經為母親申請到了兩項“長照2.0”的服務。

這樣的對比，讓人們開始注意到，照護者的痛苦，一直是不被看見的。

包括“長照2.0”計劃在內，以往種種制度的調整，都還是把重心放在需要照顧的一方身上，而照顧者似乎只被當作一個配合的“執行人”。

然而在種種壓力疊加之下，照護者其實已經受到了精神創傷，成為了不自知的病人。要預防“看護殺人”的發生，也應當看見照顧者的創傷，為他們的心靈提供看護。

更何況，這種創傷中，還包含著面對親人衰老和死亡的痛苦。如此沉重的命題，很難在獲得金錢或是看護上的援助后就輕易消弭。生老病死，并不能由他人代勞面對，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人卻并不應該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愈合。

就像對于木村茂來說，妻子對他的遺忘，才是最讓他痛苦的。最終令他徹底絕望的，正是昔日溫柔的妻子，忽然像惡鬼般不停質問他：“你這家伙究竟是誰?。俊薄跋衲氵@樣的東西還是快滾吧?！?/p>

沒有人告訴過他，要如何平息心中的困惑和悲傷，與判若兩人的妻子繼續進行這過于漫長的告別。

出獄后，木村茂回到了和妻子生活了四十七年的家里繼續生活，每夜都在殺死妻子的那張床上入睡。

雙人床的床頭，曾經放著幾張童謠CD，那是木村茂為了哄妻子入睡準備的。

當時病重的妻子，一到半夜就吵鬧著要坐車出門兜風，直到凌晨才愿意回家。開了整夜車，木村茂往往已經渾身沉重，但還是會放起童謠，輕拍妻子的后背，耐心哄她睡著?？粗拮影苍數乃?，他心想：現在的妻子就像三四歲的孩子一樣，很可愛。

那時他堅信，自己做好了準備，會一直照顧妻子，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作者 鹿一輕 苦艾桃枝 | 內容編輯 Yas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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