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遠則是夾在這兩種命運中間不被看到的大多數。長大后走出山村，大專的學歷讓他一次次被心儀的工作拒之門外，但他也不愿意子承父業，進廠打工。

小時候，他分明是親戚們口中的“讀書種子”，肩負著整個家族對“出個大學生”的期待，卻在學業階梯上兩次滑落。他開始叩問自己的命運，讀書的種子沒能成材，錯究竟在誰？

尋找答案的過程中，他為父輩拍了部紀錄片，讀了不少研究，也隨著年齡漸長體會了生活的苦。過去模糊的感覺在他腦海里漸漸成型：對他這樣的留守兒童來說，教育是向上流動的唯一途徑，然而這條路上幾乎沒有容錯的空間。而像父母這樣外出務工的家長，對子女的教育即便有很高期望，也不具備相應的投入能力。

“讀書種子”在教育階梯上的攀升，就像播種本身。即便種子本身健壯，如果土地貧瘠，如果風雨驟來，那么莊稼人也就只好看天吃飯。

父母不應被怪罪，社會又無力改變。他覺得，與其像現在這樣痛苦，自己還不如從不是一塊讀書的料。

當老師，吃龍眼

阿遠還記得小升初的那個暑假，熱浪襲人，比人還高的玉米發蔫地站在地里。他在河邊洗衣服，洗到一半，爺爺來了。

“你九阿姨剛才給你打了個電話，說有事情找你。”

阿遠手忙腳亂地把剩下的衣服呼嚕呼嚕地過幾遍水，稍微擰了一下，然后就跟著爺爺回家了。

他生活的村莊在西南邊陲，離越南只有一個小時的車程。四周都是高低起伏的山，瓦房間散落著一兩分田地，只夠村民自給自足。直到1997年，村里才通上電。

九阿姨命好，從山村嫁到了縣城，在縣城的重點初中對面上班。那天，她中午下班，在中學門口看到了小升初的錄取名單，上面有阿遠的名字，就馬上來告訴他，接著又給他在深圳打工的父母打去了電話。

一周后，媽媽又像往常一樣，來接阿遠和哥哥去深圳一起過暑假。她在車站買了一大碗玉米粥，在車上喝了幾口以后，媽媽就問阿遠：“在哪里讀都一樣的，是吧？”

阿遠坐在大巴的臥鋪上，看著媽媽的臉，沉默了一會兒，輕輕地點點頭。

一個月后，阿遠獨自坐了20多個小時的長途大巴，從深圳回到了村里。爺爺用扁擔挑著前一個月就買好的木箱、水桶和席子等行李，把他送到了鎮上的初中。

阿遠從小是爺爺帶大的，爺爺是他最親的人。

農村沒有幼兒園，阿遠在山間地頭玩了7年泥巴以后，才被進了學前班。第一天上學，老師教學生們寫“牛羊”。他寫了滿滿的一紙的“羊”，雖然寫得亂七八糟，但老師還是給他打了100分，還用紅色的鋼筆畫了一個大大的鉤。阿遠很高興，下課以后，一路小跑，拿給正在種地的爺爺看。

爺爺也很高興，雖然他只能看懂紙上的對鉤和數字。

一生在山村生活的爺爺是個文盲，但他是最關心阿遠學習的人。剛上小學，阿遠數學學得吃力，爺爺就會抓起一把玉米粒，分成兩堆，教他算術——這也僅限于50以內的加減法，再大的數，他也不會了。

對阿遠教育上的很多事，爺爺都有心無力。四年級的某一天，爺爺以為阿遠以前的課本都沒用了，就全部當廢紙賣了，換回了2塊錢。等到阿遠上了五年級才發現，沒有課本復習了，只能和同桌借。

為了鼓勵阿遠好好讀書，爺爺盡力向他描繪出了自己所能想象到的光明前景：“畢業出來當了老師，你吃荔枝也行，你吃雞蛋也行哦。”

在阿遠之前，家族里讀書最厲害的一個堂哥，考上了市里的財經中專，工作包分配。爺爺總讓阿遠好好向堂哥學習，“出來去到新華書店工作，一個月賺1000多”。

爺爺的這些話，在小時候的阿遠聽來更像是模糊而遙遠的故事，然而他還是隱隱約約地覺得，自己一定要認真讀書。

到了小升初時，阿遠和兩個同學并列全校第一。但到頭來，三個人都沒上成縣城的初中。

鎮中離村子不遠，但山路坎坷泥濘，有時路旁就是十幾米深的狹窄的山溝。于是阿遠寄宿在了學校，只在周五的時候等著村里派來接學生的三輪車。有時車不來，他就冒險走山路回家。

而所謂宿舍，是無限接近危房的瓦房，硬生生塞進了18個學生。

夏天，夜來香隨著晚風飄進屋，很容易讓人陷入夢鄉，然而冬天就很難熬了。風大的時候，需要用釘子把幾塊木板拼起來，像兩扇木門一樣擋住寒風。但風還是會從巴掌大的縫隙沖進來，凍得人哆嗦中半睡半醒。

天冷的時候，同學們都喜歡午睡，但是阿遠不睡。十年前家里的祖屋著火，紅十字會捐了一條厚厚的棉被，爺爺特地給阿遠帶到了學校。他就披著那條棉被，露出兩只凍得紫紅的手，趴在床上寫英語單詞。

初一第一次大考，阿遠考了全年級第一名，直到初二都經常考全校前三。他曾經獲得過200元的助學金，那是香港的一家企業捐助的。錢發到手上，他首先跑去學校的小賣部買了一瓶30元的洗發水，因為那是那里最貴的東西。

一張一張成績優異的獎狀拿回家，親戚們開始經常在阿遠耳邊念叨：“你是我們李氏家族目前啊，唯一的一個讀書的種子了。其他人都不行啊，學習差，又不聽話。”

有一次，叔叔代替在外打工的父母來給阿遠開家長會。到了班里，班主任大力夸贊阿遠成績好，叔叔的朋友也去了，他的孩子和阿遠同班，卻一直在被批評。叔叔回來后很高興，對阿遠說：“哎！你讓叔叔臉上有光了。”

于是阿遠也和讀了中專的堂哥一樣，成了家里的正面教材。而阿遠的哥哥則落到了反面——他從小調皮，經常去偷別人家地里的甘蔗，到了初二就輟學跟著父母去深圳打工了。爺爺苦勸無果，無奈之下去學校里把哥哥的桌椅用扁擔挑回了家。那是入學時學校要求學生買下的，桌子側面，還用紅漆寫著哥哥的名字。

在一片夸贊聲中，阿遠考上了縣城的重點高中。這次，父母沒有反對。因為鄉鎮的教育水平只到初中為止，只有縣城才有高中。

阿遠高二時，父親回村照顧重病的爺爺。有天，他發現阿遠床頭有一臺磁帶機，打開看到里面放著的不是流行音樂，而是英語磁帶，于是又滿意地合上。

“不然我給它砸爛哦。”回深圳之前，父親特地和阿遠說了這件事，還給了他一個蘋果作為獎勵。

阿遠嚇出了一身冷汗，那臺磁帶機是他跟朋友借的。

這是他記憶里，父親少有的一次“管”了他的學習。

孩子考上了，家長考不上

爺爺去世的那天，阿遠在上學。后來聽爸爸說，爺爺死前，把藏在內衣里的積蓄緊緊地攥到手中，說是給阿遠念書用的。爸爸和叔叔好說歹說，他才肯松手。

那疊厚厚的紙幣，有百元大鈔，也有零散的幾毛錢，加起來總共832.5元，后來都用來交阿遠的高三學費了。

身邊再也沒有人念叨著要他好好學習，去當老師、吃龍眼了。但為了滿足大人對他“做個好孩子”的期待，阿遠還是繃著那根好好讀書的弦。“網絡游戲”在他眼里，成了洪水猛獸般的存在。

同村有兩兄弟，之前沒有接觸過電腦，到縣城念書以后，逐漸流連于網吧，成績從全鎮前列一落千丈。最后哥哥的高考只考了200多分，弟弟沒有達到本科線。或許是因為家境不好，或許是因為無顏面對親友老師，他們沒有復讀，最后都去廣東打工了。

阿遠并非純粹的好學生，他也很想玩游戲。但聽說了這些故事，他害怕上癮，所以就不允許自己玩。

但阿遠拒絕不了電影，這是他看到外面世界的窗口。

村里的電視盒早就壞掉了，整個村都沒電視看。直到上高中，阿遠才通過同學的mp4播放器第一次看到了電影。小小的屏幕上，是想象力無法抵達的世界。

有次，他偶然看到了一部電影的介紹：“有一種鳥是關不住的，它的每一片羽毛上都沾滿了自由的光輝。”內心忽然掀起波瀾。后來，男生宿舍施工，他就趁午休，偷偷通過腳手架爬出去，溜到網吧看那部惦念以久的電影。電影很長，他花了三個午休才看完。

高中大門旁立著的光榮榜，在另外一個維度上為他標記了外面的世界。10米長的公告欄，一半貼滿了學生照片，下面寫上了一所所985高校的名字。

另有幾個牌子，單獨介紹了杰出校友：考上清華北大的，到早稻田大學讀博的……但都是十多年前的事。再往后，就沒人考上清華北大了。于是老師和校長把那些考上頂尖名校的學生掛在嘴邊，一再強調他們如何努力學習，改變了命運。

雞湯故事聽久了，阿遠開始幻想自己的未來，似乎努力一把，自己也能成為老師口中的榜樣。

但從初三開始，阿遠的數學就有點跟不上了。鎮上買不到教輔，更沒有輔導班，最后他靠找同學請教加勤奮刷題，才有驚無險地上了高中。一個學期后他就自覺數學沒救了，靠文化課根本不可能考上那些光榮榜上的大學。

在美術課上，他看到了一條新的出路。老師說，藝考可以讓文化課成績不太好的同學考上二本甚至一本的院校。于是阿遠就加入了轟轟烈烈的藝考大軍，每天有一大半的時間都泡在畫室里畫水果和石膏像，直到快熄燈時才回宿舍。

然而三年后，一出成績，阿遠傻眼了：突襲一年半的專業課剛過及格線，文化課靠120分的英語撐著，只能上三本院校。

他自己靠百度檢索，選了一所據稱是“北京最好的三本”，每年的學費要3萬多。他猶豫地去問父親，父親反而安慰他：“沒事，我跟幾個老師也打聽過了，這個學校還行，你填吧。”

高考后的暑假，阿遠去深圳找父母，在路邊等車的時候，父親慌慌張張地來了個電話，叮囑阿遠趕快打電話到北京的學校去，確認要去上學，不然就不發錄取通知書。

那通電話讓他更加確信，父親是支持他讀大學的，哪怕只是三本。

等他到了父母身邊，一家人開始討論怎么解決學費。

母親說：“學費太貴，還是復讀吧。”

父親一聽，急了：“誰不讓我兒子去北京念書我就殺了誰！”

那幾天，父親很高興，到處去和親朋好友喝酒，每天喝到晚上十二點才回來。

直到后來的某個晚上，父親忽然對阿遠說：“我們家沒這么多錢，你還是回去復讀吧。”此刻的他似乎酒醒了，或者是夢醒了，接受了自己沒那么多錢供兒子去北京上大學的現實。

在阿遠高三時，哥哥和女友開始談婚論嫁。父母先是出了六萬塊給哥哥買了車，然后又開始修建新房子。

家里確實已經沒有多少積蓄了，父母從沒想到過要攢錢給他當學費，也沒有可以借鑒的經驗——村子周邊沒人上過大學，沒人知道學費要多少錢。

在阿遠高考前，家里的房子修了一半，哥哥的女友卻和他分手了。女方家給出的理由，很快傳到了阿遠家里：“不要嫁到他們家，房子還沒建好，而且還有個弟弟在讀書。”

在這之后，哥哥總時不時地抱怨阿遠上學費錢。阿遠猜想，在哥哥心里，這次分手有阿遠一半的責任。這讓他隱隱約約地覺得，上大學，對于家人來說是一種負擔，甚至是恥辱。

面對父親的決定，當時的阿遠最終只是順從地點了點頭。

新房終于建成封頂時，一位親戚來幫忙，看到阿遠，就問：“你不是去北京上大學了嗎？怎么還在這里？”

“我爸沒錢，又讓我回來復讀了。”

親戚連聲說：“哎呀你這孩子是考上了，但家長考不上，沒辦法。”

但他那時并不怨父母，只是想著，明年再努力一點，考個更好的成績，上一個更好的學校，學費可能會便宜一點。指導老師勸他去畫室培訓，他想著省錢，就只是自己跟著畫冊臨摹。

又一年過去，復讀的成績陸續出來了，阿遠的專業課沒過及格線，文化課成績和去年一樣，就連英語也還是120分。

阿遠認命了，再怎么努力也是一樣的結果，他也不想再浪費錢復讀了。

他填了3個大專院校，結果被第三志愿的學校錄取了。雖然心有不甘，但他還是硬著頭皮去報道了。后來有了專升本的機會，他也因恥于再花家里的錢而放棄了。

“他是命對。”

高中時，阿遠去同學家吃飯，同學的家長問起他家里的情況，他老實回答：“爸媽都去廣東打工了。”

“啊，留守兒童啊。"對方說完，笑了一下。

那笑，也許是戲謔，也許是憐憫，也許是尷尬。他分辨不清，只想著叔叔阿姨之前對他很好，應該不是在笑話他。

然而笑聲過后，阿遠才知道，原來像他這樣的孩子還有一個專門的稱呼。

村子附近十里八鄉的孩子，都是這樣長大的，也都習慣了這樣的生活，對他們來說，沒有接不接受的選擇。

阿遠始終記得初中時一個“驚為天人”的同學。音樂課上，她聽到老師唱出來的旋律，就能把簡譜寫下來，最多只寫錯一拍。

但這樣的天資，在山村并沒有得到被精心栽培的機會。

同學在高中畢業以后，就早早結婚了。婚后，她每日照顧完孩子和公婆，就去洗家里的礦，鏟到車上，再洗下一堆，如此循環往復。丈夫則終日不見人影，不是去喝酒就是去賭博。

她想離婚，但是丈夫不簽字，一拖再拖，還隔三差五去她娘家鬧事。

她忍到到孩子大一些，離開家到了深圳打工。做了兩年，熬到前夫終于同意離婚，她就辭職回了老家。

離開深圳前，她找阿遠和幾個同學去KTV小聚，歌聲仍然如阿遠記憶中那樣，驚為天人。

阿遠曾經統計過，小學班上一共有38個同學，其中28人一畢業就去外地打工了，大多都去了村里首富在廣東辦的廠，一個月休息一兩天，臨近年關就放個半個月的長假，提早回村過年。一切順利的話，他們就會在縣城買車買房，結婚生孩子。

如果阿遠從來沒被家里人看作是“讀書的料”，那這也可能是他甘愿過下去的一種人生。他想，那樣的生活未必是麻木的，也會有諸如還房貸、和老婆吵架這樣的煩惱，但至少不會像他現在這樣痛苦。

大專畢業后，阿遠一直想到影視行業工作，也曾到北京闖蕩。因為沒有光鮮的學歷，他被影視圈子拒之門外。唯一一筆相關的收入，是臨時幫畫分鏡賺來的400塊錢。

決定要離開北京時，他逛遍了高中時向往過的所有景點和高校，唯獨沒有去自己考上又沒錢讀的那所三本學校。他沒有勇氣，而且也太遠了。

回到南方后，他輾轉換了好幾份糟心的工作，后來總算穩定地工作了一段時間。直到疫情那年，他在封控期間，被扣掉了七成的工資。

這些波折讓他心底漸漸生出了埋怨。他想知道，父母為什么一次次草率地對待他的教育，讓他聽天由命，導致他落到如此地步。

阿遠找不到機會和他們好好談談。父母和他，從來是一件事情，兩三句話說清楚就行。在阿遠看來，從小聚少離多，他們實在是不太擅長跟自己的孩子溝通，哪怕他已經長大成人。

前幾年春節回家，阿遠決定給父輩們拍一部紀錄片，希望借此理解他們。

在他的鏡頭前，父親一邊組裝手表，一邊把時間拉回到了1990年。

那年，父親放下了老家的修表攤子，進了深圳的手表廠。廠里計件算工錢，一只手表只賺7分，通宵返工是常有的事，同車間的一個工人甚至崩潰大哭過，“哭完還是得接著干”。

就這樣每天加班到兩三點，一個月只賺300塊。父親干不下去了，開始尋找新的機會。

應聘時，他把之前廠牌上的職位改成“技術指導”，為了“看起來真一些”，又在地上蹭了幾下。靠著假牌進了面試，老板問起之前的工資，父親多報了500塊，沒成想對方開出了再加500的條件。他“心里火辣”，但也硬著頭皮上了。

父親一向這樣敢闖，之前擺攤時就自己動手改大了證件上的經營范圍。這多少是技術傍身帶來的底氣。有次面試，對方拿出五個線圈來試父親，焊到第二個，父親就被喊去寫字樓里談工資了。

也許這樣的經歷，讓父親并不相信讀書才有出路。紀錄片拍完，阿遠幾個月沒找到新工作，父親總勸他去富士康：“你表弟小學沒畢業都可以做，你也可以的。”

在父母看來，工廠流水線與寫字樓沒有什么區別，只要能賺錢、夠生活就行，而阿遠三十來歲還沒有組建家庭，這在他們看來才是最大的失敗。

“不要想那么多，先結婚、把小孩生下來再說。”母親這樣勸他。

聽到父母這樣定義“失敗”，阿遠爆發了，他大喊：“我的人生從你們沒有送我去縣城念書那一天就已經失敗了！”

母親不知所措地笑了一下：“不要說得那么嚴重嘛，反正都過去了。”

“東叔是你們帶出去的，他至少讓兩個孩子在外面念完了小學……東叔以前就說過，如果我考不上更好的學校，你們就是罪人。”

聽到這話，父母沉默了。第二天，他們也沒像往年一樣早早地拍門叫阿遠起床貼對聯、做年夜飯，只是等他自己醒來。

紀錄片的拍攝，并沒能帶來想象中的和解。這些年，阿遠領教了生活的不易，對父母當年的難處多了一些理解，偶爾心里還會糾纏出另一層羞愧：“是不是不應該對父母有所要求？”即便如此，他的不甘仍然無法平息。

他需要為自己命運的滑落，找到一個理應承擔責任的對象。

他看了很多關于留守兒童的新聞、研究和紀錄片，想從中尋找答案。處在書中所說的那些“結構性的問題”之中，他很難說清那些復雜的感受，只能分辨出強烈的絕望和無力。

那些進廠打工的同學，大多都早早地生了孩子。條件好的，帶在身邊；條件不好的，就讓村里的爺爺奶奶帶。那些留在農村的孩子，不聽話的、打架的、偷東西的都有，重復上一代的命運。

一切在有生之年，都沒什么大改變。

余下能夠被怪罪的，似乎只剩命運本身。

那一張張獎狀、照片、錄取通知書，還有親戚們的交口稱贊，一遍遍確證著他生來就是一塊“讀書的料”，這是他的命。然而身為留守兒童，運的流轉，讓這些都只能在他的記憶中保持鮮活。

至少，這是父親希望他接受的一種解釋。

在阿遠的紀錄片中，父親向他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36年前，春節剛過，村民們都忙著播種。犁完地，大家坐在田埂上吃飯，一個在鎮上當農村信用社社長的親戚忽然問父親，兒子阿勇快初中畢業了，讓他跟父親學修手表好還是去學修電視好？

父親早已忘了自己的回答，但他清楚地記得兩個月后，一則通知送到了鎮上的農村信用社，讓阿勇去縣城參加為期2個月的培訓，考核通過后，就可以子承父業，進入銀行系統工作。

“你勇叔也沒有多少文化的。”講到這里，父親深深地看了阿遠一眼，“他就是命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