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雙體實驗室給大家分享的是錢乘旦教授關于現代化進程中的文明多樣性關系演變的主題論述。錢教授認為，文明從一開始就是多種多樣的，每一種文明都有它特定的時空背景。而軸心時代之所以偉大，是它產生了人類多種文明的精神載體，后來各種文明的發展，多少都表現為軸心時代精神產物的繼承與變異。
在18世紀之前的一千多年時間里，東方“先進”、西方“落后”的態勢長期不變。但在1500年前后，西方建立起現代民族國家，成了世界的牽引機，“普世”之說也由此而來。普世主義的真正含義是將西方等同于世界，由此一來，文明的多樣性就不復存在了。
人類文明自古以來多種并存的局面似乎走到了盡頭，一種“文明優越論”悄然而生，它將西方文明視為“先進”，將其他文明都斥為“落后”，并且預言：西方文明將一統地球。殖民擴張開始了，在這個過程中，文明間的平等關系被打破了，眾多文明面臨著生死抉擇。
冷戰結束后，福山說：歷史終結了，人類走到了歷史的盡頭。亨廷頓不認為歷史會因為冷戰的結束而終結，相反，他認為古老的文明正在復蘇，因而提出了“文明沖突”論。但是，文明的多樣性是不是意味著必定沖突、而沖突又意味著你死我活?
在錢教授看來，經過一百多年的現代化努力，曾經被西方霸權扭曲的文明之間的不平等關系，現在重新被扭轉。亨廷頓說：這是“文明的沖突”；錢教授認為：這是“文明的回歸”。“回歸”意味著文明的多樣性再次呈現，文明間的關系重新平等。

文明的多樣性與現代化的未來

文 / 錢乘旦

文明是怎樣發生的？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人類進入文明的時間，只占人類全部歷史的千分之一多一點。文明之所以形成如此晚，是因為它需要諸多條件，其中最重要條件之一，是原始狀態中人群之間的交流，迫使他們改變原有生存狀態，形成地域性的社會組織。最古老的文明出現在大河流域，河流是遠古人類最便捷、最容易利用的交往通道，住在水邊最容易與其他人群進行交往。文明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水給人類帶來文明，把散布在各處的早期文明幼芽連接在一起，形成了文明成長的中心。

歐洲最早文明也出現在水邊，只不過那片水是海而不是河。古希臘文明以“城邦”為最顯著特點，幾百個城邦組成“希臘世界”，相互間有永遠打不完的仗。在世界其他地方，最終都發展出許多地區性的強大國家。但古希臘沒有，結果很快就湮沒了。古希臘情況很特別，可是近代以后卻有人把這種獨特現象說成是“普世”的。

古希臘的另一項遺產是城邦民主制，它也被說成是“普世”的價值。在“希臘世界”的數百個城邦中，伯里克利時期的雅典民主是一個特例；在其他希臘城邦，則存在著不同的政治制度，比如在斯巴達。值得注意的是：古羅馬，作為古希臘文明的繼承者，在諸多方面都體現古希臘傳統，但在政治領域卻有明顯的背離。羅馬修正了希臘的實踐，它的發展更符合古代世界的共同走向，因此，羅馬比希臘更“普世”。

指出這些事實，只是想說明：文明從一開始就是多種多樣的，每一種文明都有它特定的時空背景。兩河流域是人類最早的文明發源地，不過戰亂不斷，直至伊斯蘭教興起。埃及恰恰相反。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就完成了統一，實行神權加王權統治。但后來卻被羅馬摧毀了；有趣的是，愷撒征服埃及后，羅馬共和國也變成了羅馬帝國，這讓現代普世主義者有點難堪，因為按照普世主義的說法，應該是帝國在前、共和國在后。印度又和埃及不同。雅利安人到來后，消滅了原有的古老文明，帶來了種姓制。在種姓制的嚴格控制下，印度社會卻出奇的穩定。

波斯是又一個古代文明地，巴列維國王曾自豪地說：古代伊朗是第一個學會建立并管理一個帝國的國家，它的經驗為后來的帝國所借鑒。不過波斯卻在希波戰爭中被打敗，后來希臘又被馬其頓打敗了。讓人難以置信的是：希臘人跟著亞歷山大東征，在東至印度邊界、西至突尼斯的廣闊土地上實行被希臘人嗤之以鼻的“東方專制主義”。這一段歷史十分吊詭，再一次證明了文明并不由一種固定的價值指導。

在西方人眼里，最神秘、最難以理解的是古代中國。大約在5000多年前，從黃土高原到東海之濱的廣闊土地上，已經形成眾多“酋邦”；這些“酋邦”漸漸融合，最終向統一國家方向發展。當歐洲尚處在荷馬時代，周天子已經用分封制規范了土地分配形式和社會等級秩序，而類似的制度，要到西羅馬帝國崩潰后，才在歐洲法蘭克王國逐步形成。西周分封制造成社會嚴重解體，持久的動亂延續了數百年——正如同在西羅馬解體、封建制形成后，西歐也經歷了數百年動亂。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紀統一中國，保證了中華文明的延綿不斷。

除了政治統一這個因素，還有一種強大的思想黏合劑，那就是孔子的學說。孔子生于軸心時代，他希望結束動蕩，回歸秩序，因而設計了一套關于秩序的學說。這套學說承前啟后，幾千年來，它—直是中華文明的精神載體。

文明有兩個載體，一是政治的載體即國家，二是精神的載體即意識形態。軸心時代之所以偉大，是它產生了人類多種文明的精神載體，后來各種文明的發展，多少都表現為軸心時代精神產物的繼承與變異。孔子的學說與帝國的結構高度結合，形成了思想與國家的完美對接。

相比之下，西歐的情況不是這樣，思想與國家未能理想對接，對后來的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公元７世紀，唐帝國在東方崛起，歐洲卻進入“封建時代”，國家政權與意識形態分離。這以后，東、西方文明拉開距離。東方“先進”、西方“落后”的態勢長期不變。西歐的封建制度使社會高度碎片化，缺少凝聚力。因此，西方想擺脫落后，就需要重新建立統一的國家；這一次，他們創造出現代民族國家。這種國家以民族共同體作為政治支撐點，以民族認同感作為思想支撐點，在這種國家的扶持下，西方開始了它在近代的崛起。歐洲早期的民族國家從專制制度起步，西方崛起正是從這里開始。盡管現在有些人很不愿意說：專制統治也曾在西方“普世”過。人類文明從來就有多樣性，它以時空的規定性為轉移。

這樣，在1500年前后，人類進入一個新時代，它以西方崛起為標志，翻轉了東方“先進”、西方“落后”的布局。從那個時候起，西方就成了世界的牽引機，“西方中心論”從那個時候開始，“普世”之說也由此而來。普世主義的真正含義是將西方等同于世界，由此一來，文明的多樣性就不復存在。

從大航海時代起，西方開始了搶奪殖民地的過程。到19世紀末，西方的霸權終成定局。人類文明自古以來多種并存的局面似乎走到了盡頭。事實上，一直到殖民擴張開始時，世界上各種文明基本上處于相互平等的狀態。但是當資本主義的觸角伸向整個世界時，西方的優勢越來越明顯。文明間的平等關系被打破，眾多文明面臨著生死抉擇。

湯因比曾說：挑戰與應戰是文明生存的機制，決定著文明的消失與延續。且不論這種理論正確與否，我們看到的事實是：恰恰在西方霸權登峰造極、眾多文明存亡危殆時，一個全球性的運動形成了，這個運動叫“現代化”。今天，西方已經普遍完成了現代化，但文明的多樣性卻沒有消失，即使在“西方”國家范圍內，情況也是這樣。

首先，現代化道路不同，英國和平漸進，法國用革命暴力；德國走了另一條路，美國需要先獨立。其次，各國制度不同，“三權分立”，真正遵循的只有美國，因此，把美國的制度說成為“普世”，就如同把伯里克利的雅典說成“普世”一樣。經濟和社會制度更不同，歐洲國家喜歡福利制度；美國卻把福利看作是懶惰的溫床，由此我們發現：凱恩斯是由英國制造的，弗里德曼則由美國生產。最后，西方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變換道路與制度，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內，也會有不同的社會形態，文明的多樣性是一種常態。

西方國家尚且如此，那么當現代化浪潮沖向非西方地區時，現代化的多樣性就更加明顯了。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現代化模式，所有成功又都是不可復制的，我們很難想象甘地的策略在阿爾及利亞可以奏效，也很難想象曼德拉的辦法能夠拯救土耳其。美國革命不可能衍生出拿破侖，正如同印度國大黨無法在埃及立足。多樣性是成功的保證，每一個國家根據自己的國情尋找自身發展的道路，恰恰是現代文明的特征。

可是，普世主義只承認單一性，不承認文明發展的多樣性，福山說：歷史終結了，人類走到了歷史的盡頭。這個邏輯在黑格爾那里就有了，不同的是：在黑格爾那里，盡頭是普魯士；在福山這里，盡頭是美國。可是連美國自己都還沒有走到歷史的盡頭，人類又如何走到了盡頭？

在20世紀現代化進程中成就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幾乎都是人類古老文明的核心區。亨廷頓認為歷史會因冷戰的結束而終結，古老的文明正在復蘇，因而提出了“文明沖突”論。但是，文明的多樣性是不是意味著必定沖突、而沖突又意味著你死我活？經過一百多年的現代化努力，古老文明獲得了新生，恢復了信心，找到了自我；曾經被西方霸權扭曲的文明之間的不平等關系，現在重新被扭轉。亨廷頓說：這是“文明的沖突”；我說：這是“文明的回歸”。“回歸”意味著文明的多樣性再次呈現，文明間的關系重新平等。

現代化把人類帶進一個新的軸心時代。當文明的多樣性再次呈現、文明之間恢復平等時，“現代化”作為一個歷史階段就結束了，人類將面臨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時代中，文明將共存，人類將共榮，那不僅是理想，也是我們共同的責任，只有共榮才能共存。人類的文明從來就是百花齊放的，尊重別人，就是尊重自己。

作者錢乘旦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文來源于《歷史與社會文摘》2017年第2期，摘自《北京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封面圖源于網絡，如有侵權還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