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住證，顧名思義，就是暫時居住的證件，就像準生證一樣，準許你生育兒女的證件，后來可能是因為“準生”兩個字似乎太霸道了點，改為了“計劃生育證”，這一改果然文明多了。暫住證也一樣，似乎也不夠和諧，大多數地方終于也取消了，改為了居住證。

暫住證是深圳的首創，是深圳這座城市的移民標志，它甚至成為了中國打工藝術博物館的一件展品。然而，它卻是中國千千萬萬外來打工者永遠的痛。也是很多打工人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一句調侃的話來講：說起來全是眼淚！
我是1994年第一次聽到暫住證這個名稱的。在這之前，我在我所居住的小城市不要說暫住證，就是身份證我也不需要帶。我從來不用擔心派出所的警察叔叔會把我抓起來。
1994年大年初七，春節后的年味尚未消褪，我跟隨二哥來到了深圳石巖鎮打工。在火車上，二哥就把深圳關于一些被查暫住證的血淚史詳細地告訴了我，然而慎重地告訴我，千萬不能被查到了，如果查到了會送樟木頭打三個月石頭。有一個老鄉就是被查暫住證的人抓了，被送到樟木頭打了幾個月石頭，被折磨得不成人樣，一回到家，抱住自己的母親痛哭一場。他母親也一邊抹淚一邊說：“崽呀！咱們天生就是農民耙田耕作的命，不要出去了，娘養你！”此人從此再也沒有出去務工了，老老實實在家做了一輩子農民。

樟木頭，從那個時候起，這個名字仿佛清王朝流放犯人的寧古塔，那樣的讓我生畏，以至后來在深圳打工的這十幾年，我決不踏進樟木頭這個地方。
現在的幸福的打工人根本無法體驗我們當時找工作的艱難，所幸的是我由二哥帶出來，他當時在石巖上屋村的一家港資首飾廠做業務跟單，但由于工廠剛開工也不招人。晚上，二哥借了一個同事的廠牌讓我戴上，混進廠里在他的宿舍住下來，由于怕保安看到，我足足在他的宿舍躲了一個星期，一日三餐都是他從食堂打好端回宿舍給他吃。一個星期后，二哥告訴你，工廠暫時還是不招人，但工廠要統一查宿舍，清查非本廠人員，我只能由二哥帶著去了隔壁龍華鎮的上橫朗村:有一伙我們村周邊的老鄉在那里的一個建筑工地上。

紹文、日本、黑子、胡英，都是我們老家村上和周邊村的人，合伙在這里承包了一棟四層私宅的基建，但由于房主的后續施工款項未到位，所以還沒有開工，那時候的治安條件極其惡劣，又沒有暫住證，不敢到處亂跑，于是一伙人天天在村里東游西蕩，記得那時候最樂此不疲就是打臺球，二塊錢一局，贏了錢的買菜加餐，下雨天就縮在工棚里打撲克牌。

紹文是我們一個村，比我大幾歲，也算是從小一起玩到大的玩伴，他早出來二年，所以他特別照顧我。
窮并快樂著，一群年輕人白天倒也好過，只是晚上睡不安穩，離工棚區不到一公里就是石巖到龍華的公路，晚上常常有警車拉著刺耳的警笛呼嘯而過，生性膽小的我，只能躲在被窩瑟瑟發抖。

查暫住證的人很鬼，常常晚上出動,老鄉們很機警，一聽到風吹草動就招呼我們往附近的山上鉆。這情形和電視劇中鬼子進村都有得一比。

一天晚上，吃過晚飯的一幫人打牌的打牌，洗澡的洗澡。忽然一個老鄉火燒火燎的跑進來:“快，快，趕緊跑，查暫住證的來了，到村口了。”

瞬間，整個工棚內炸鍋了，個個胡亂收拾一下，奪門狂奔，剛跑出不到一百米，身后幾道手電強光柱射過來“站住，不準，查暫住證”，我驚恐的跟在紹文后面，沒命的往后面的山上跑，只聽到自己耳邊風聲和身后的嘈雜聲，直至聲音漸遠，紹文拉著我停下來，我才發現在周圍全是墳墓，原來是本地人的墓地，一起跑過來的有五、六個人，幾個驚魂未定的躺在草地上，那天晚上滿天的繁星，但在我的眼里，一點都沒有家鄉的星空漂亮。

過一會兒，聽到山下面工棚區逐漸安靜下來，我們才畏畏縮縮的走下山來，已有一些附近的人圍在一起議論紛紛，某某被抓了，某某跑掉了。這些同病相憐的陌生人互相打起了招呼，咀咒這個世道。

老家隔壁三官塘村的一個老鄉不幸被抓了，第二天紹文去找到他在龍華油松一個玩具廠上班的姐夫，他姐夫去到龍華派出所交了350元才把他領回來。
幾天后的一天，二哥從石巖過來接我，說廠里招工了，他把我介紹進廠了，失臘房一個普工，我欣喜若狂。

上班后，工廠給我辦理了暫住證，每年220塊，是那個時候的我近乎一個月的工資，但我異常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