蛻變的1.5萬中國公益機構

作者｜藍字

原創首發｜藍字計劃

劉懿丹一度是鳥販子眼中的“財神爺”。

每當她來到鳥市，鳥販子都會在她面前排起長長的隊，有人甚至專門等著她，最多的時候，她一天能買一萬多只。買鳥是為了放生，卻也是一種綁架，“我不買，他們就當著我的面摔死，我受不了。”

這是一個死循環。劉懿丹所在的天津，是候鳥遷徙的“中轉站”，鳥販子們一個接一個，捕鳥網一張接一張，劉懿丹買得越多，鳥販子捕得也越多，靠放生根本解決不了問題。

互聯網公益的出現，讓事情有了轉機。

2016年的99公益日，以保護野生鳥類為目的的基金“讓候鳥飛”發起的“候鳥家園保衛戰”項目，在7658名捐贈人的支持下，籌到超過64萬元的資金。在這筆資金的幫助下，“讓候鳥飛”得以聯動全國各地的護鳥志愿者隊伍，組建了“全國拆網協作中心”——這是一個遍布全國的志愿者網絡，他們的工作是拆除捕鳥網、解救候鳥、向公眾科普。一年內，僅微信群里的志愿者達到了三百多人，志愿者們不再單打獨斗。

劉懿丹是其中一員，她成為護鳥志愿者隊伍“懿丹野保特攻隊”的隊長。過去數年里，她跟隨著候鳥南北奔波，進到田野里拆網，潛入野味店、農貿市場，救下了數十萬的野生候鳥。

| 去年5月，劉懿丹和志愿者在吉林松原解救候鳥

2016年末，國家林業局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為期40天的“清網行動”；2017年1月實施的新版《野生動物保護法》，對違法出售野生動物和非法獵捕工具的交易作出限制，提出棲息地保護；2020年初，《關于禁止野生動物交易的公告》、《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連續出臺。

劉懿丹們的努力，得到了回應。

自2008年始，互聯網公益歷時15年。中國公益機構最難的募款問題出現了變革性的解決方案，更多愿意投身公益的參與者進入其中，支持、行動、改變的機制逐漸建立。

劉懿丹和護鳥志愿者們通過互聯網公益第一次合力，對抗偷獵者；2000萬罕見病患者通過互聯網公益手段，開始被看見；支教老師的境況，在互聯網公益的助力下，獲得共鳴，收到更多的“補貼”。

公益行業習以為常的規則，正一步步被改寫。

過萬公益機構觸網自我盤活

活下去，是許多公益機構面臨的第一難題。

王奕鷗大概對此深有同感。16歲以前經歷了6次骨折的王奕鷗，是一名成骨不全癥患者，這種病的患者因為骨質薄脆，輕易就會造成骨折。

2008年，她和一位病友一同組建了瓷娃娃罕見病關愛中心（下稱“瓷娃娃中心”）——當時國內少有的關注罕見病群體的公益機構。罕見病，是指發病率極低、患病人數占總人口0.65‰至1‰的疾病，成骨不全癥是其中一種中國的罕見病患者人數超過2000萬。

這也意味著他們得到的關注極少。最初的時候，王奕鷗和同事只能借用其他公益機構的一張桌子來辦公，運營資金基本依靠公眾捐款和明信片義賣和線下活動。

數據也能佐證王奕鷗們的困境。《2019中國慈善捐助報告》指出，2019年度捐贈統計共有1509億多元，其中流向政府部門或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會及紅會系統占 43.28% ，各類基金會占44.86% 。其余公益機構直接收到的捐贈占比僅有8.28%。這意味著，留給一些草根公益機構的比例更是微乎其微。

互聯網公益的出現，為艱難求生的公益機構提供了一條曲線救國的道路——不再依賴基金會的殘羹剩飯，互聯網甚至是更好的募款解決方案。

2014年8月，新浪微公益的一名負責人聯系到了王奕鷗，起因是他們正打算將當時風靡全球的“冰桶挑戰”引入中國，卻根本找不到經過注冊的救助ALS（肌萎縮側索硬化癥，一種罕見病）病人的公益組織。

| 比爾蓋茨也參加了冰桶挑戰

瞌睡來了遇著枕頭，王奕鷗很快就答應了下來。這一年的瓷娃娃中心很艱難，8月之前瓷娃娃中心只募集到100多萬捐款，王奕鷗還在發愁下半年怎么運營下去——去年全年瓷娃娃中心的籌款金額是600多萬。

幸運的是，互聯網企業家、明星、官媒紛紛參與之下，冰桶挑戰不出意外地在中國也成為了爆款傳播。不到半個月時間，項目獲得的捐贈已經超過800萬。

2017年，一個名為“小朋友畫廊”的公益項目刷遍了朋友圈。這個由WABC無障礙藝途發起的項目，使用了當時在移動端風靡的H5技術，打開H5頁面，看到的是36幅由自閉癥學員制作的畫作。只要捐贈1元錢，用戶即可買到一幅畫作，購買完成后，還可以在畫上留言，將記錄分享到朋友圈。

這個新奇又有公益性質的作品迅速引發了病毒式的傳播。僅僅上線一天之內，項目就吸引到了超過580萬人次的參與，完成了1500萬元的籌款目標。

| “小朋友畫廊”作品，《霧島》，作者：劉一

如果沒有H5，沒有朋友圈，沒有微信支付，公益機構無法實現這一切。放在十年以前，一個傳統公益機構發起一個“1元購畫”的活動，可能要用一年、三年甚至五年的長期行動，才可能得到1500萬人次的參與。

但工具只是基礎，越來越多公益機構選擇主動觸網，也讓這場籌款革命得以在公益行業遍地開花。如今，過萬家公益機構實現自我盤活，每年撬動的資金規模接近百億。

14年來，1.5萬家機構超過11萬個籌款項目，在騰訊公益平臺上得到推動；新浪微公益上，僅2020年，就有各家機構發起的1544個公益項目連結起1786萬微博網友超過1.41億元的善款；支付寶的“人人3小時”公益平臺上，2022財年活躍的公益機構就有4000多家。這意味著，至少有1.5萬家公益機構，通過互聯網實現了行動的革新。

互聯網籌款的能量，正在滲透整個公益行業。

行動者的效率革命

“我并不孤獨，堅持就是勝利”。

這是2004年的時候，驢友安豬在云南雨崩小學，一位支教老師留下的話。

學校很小，除了這位支教老師，就只有十幾位學生，老舊的房子被當作教室，缺食物、缺教具、缺書、缺藥。小學所在的雨崩村，位于梅里雪山背面，海拔3000米，沒有公路，只有一條人馬驛道與外界相通。

老師拜托安豬，他路上可能會遇到另外一所相似的學校，請他向那里的支教老師轉交這句話。

一件普通的小事，一句簡單的話，卻讓回家之后的安豬輾轉反側，他冒出了一個堅定的念頭：我要做點什么。

他先是在自己的博客上發起號召，讓到偏遠地區的驢友可以在出行時背上一些書籍或文具，帶給沿途的學校和孩子，之后再在互聯網上分享學校的信息以及和孩子交流的經歷。后來，安豬又建立了“多背一公斤”的網站，驢友們可以在網站上傳學校的信息、分享途中的見聞，學校的老師也可以上傳自己的需求。

| 安豬在鄉村學校

博客、網站，互聯網最早期的這些產品，成為了公益的助力。“一公斤很輕，但如果有成千上萬這樣的一公斤，它的價值就不可估量。”這一樸素的理念，也在互聯網的推波助瀾下，漸漸成為了潮水的方向。

有徒步者在來到雨崩之前，特意去超市買了兩盒水彩筆、一盒蠟筆、一盒彩色鉛筆。80后女孩劉一村，看到雨崩小學的境況，21歲大學畢業后來到這里，一待就是四年。

“多背一公斤”也開始在全國開花結果，不到一年時間，數個省份的學校和孩子，收到的捐助文具超過10000份，書籍超過3000本。

安豬的心血來潮，改變的是傳統公益數十年以來的思維定式——捐贈人只負責出錢，一線社工與志愿者只負責干活，機構只負責居中協調。但一個機構再大，又能有多少人可以參與到行動之中來？

互聯網公益時代，一個人，就可以撬動起成千上萬的行動者。

事實上，互聯網對于公益行業的改造，在國外要來得更早。1996年，俄羅斯一家名為社會生態聯盟（SEU）的公益組織，為了向媒體及時發布環境調研數據，就已經開設了自己的網站服務器。日本早在1999年就有公益機構推出了專門的公益網站“Hunger Site”，用戶每次點擊網站頁面上的廣告，贊助商都會捐出相應的金額。如今，數十萬家公益機構通過Facebook的生日祝福功能獲得籌款。

中國互聯網公益的特殊之處在于，移動互聯網的高滲透率，互聯網工具的豐富、便捷，都讓公益機構得以更快地連結起了更廣泛的人群。最新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中國已有10.51億網民，互聯網滲透率達到74.4%，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達99.6%。

我們的行動效率，甚至可能是獨一無二的。

曾經舉步維艱的王奕鷗們，在得到了互聯網公益的切實幫助后，開始主動通過互聯網探索為罕見病患者尋求更多幫助的可能。

在冰桶挑戰熱火朝天之時，瓷娃娃中心理事張泉靈也參與了其中一次挑戰，不過地點比較特殊——一位ALS病友家門口。一同來到現場的，是果殼網和科學松鼠會的科普作者們。現場照片很快成為了科普作者們在互聯網平臺上科普的素材，冰桶挑戰不再只是明星大V的秀場，更多ALS病友群體的真實生活狀態被千萬網友看見。

2015年的國際罕見病日，瓷娃娃中心發起了一場名為“eye show”的線上活動，參與者需在朋友圈或微博展示一只或一雙“特別”的眼睛，呼吁公眾看見罕見病患者。僅僅4天時間內，就收集到了300多張“eye show”圖。這些圖片，又會在互聯網的實時傳播中，觸達最廣泛的公眾。

| eye show 活動參與者

罕見病議題也在瓷娃娃中心與眾多公益機構的一步一耕耘中得以推動。截至去年年底，國內共有60余種罕見病用藥獲批上市，其中已有40余種被納入國家醫保藥品目錄，涉及25種疾病。

知乎上曾經有個討論：中國殘疾人這么多，為什么大街上很少看到？最后大家發現，原因是中國的市政建設實在太不利于殘疾人出行。廣大罕見病患者過去長期被陰影遮蓋，原因之一也許正是曾經公益救助機制的無力——傳統公益機構的人力、資源都是有限的，救助的群體注定有限、效率必然低下。

《2021公益數字化研究報告》指出，85%的公益組織已實現互聯網平臺籌款，88%已開通社交媒體賬號，7成公益機構有數字化轉型的需求。

從初次接觸互聯網，到將互聯網當作行動發聲的工具，行動者們實現了一次效率革命，創新籌款方式、傳播機制以及隨之而來的巨大影響力，正在推動著社會提速前行。

2021年春節之后，全職媽媽廖霞的生活開始不再枯燥。

十年前，她嫁到了四川雅安市石棉縣，過去多年，丈夫外出打工，她獨自帶著兩個孩子在縣城生活，每天就是做飯、監督孩子寫作業，生活單調重復。

直到去年，她開始在白天孩子上學的間隙，在坪陽黃果柑專業合作社包裝黃果柑，這些果品將通過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旗下的“善品公社”項目銷往全國各地。十幾年第一次領到屬于自己工資的時候，廖霞說，這種感覺簡直難以形容。

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是國內最早擁抱互聯網公益的基金會之一。早在2008年，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就嘗試模仿開心網、人人網打造互聯網公益社交平臺“歡樂人生網”。這次嘗試并不算成功，但扶貧基金會并沒有就此打住，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又開始新的嘗試。

“善品公社”是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在2015年推出的一個扶貧電商品牌。通過將貧困地區的農戶組建合作社，以提高生產的規模和效率，農產品最后會通過互聯網電商、新零售等渠道進行銷售。

| 雅安的農戶正在采摘黃果柑

最初的經驗來自蘆山地震災區的紅心獼猴桃，在短短幾天內就產生了30多萬的交易額。“善品公社”推出的第二年，來自雅安的石棉黃果柑走出大山，成為一時爆款，創造了151分鐘10萬斤石棉黃果柑的奇跡。截至2021年12月，善品公社已經在四川、云南、山西、廣西、貴州等19省109縣138個項目點落地，受益農戶達43753戶。

將互聯網公益應用到農村，將鄉村振興與互聯網產品相結合，這是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走出的一條新路。

這背后，是互聯網公益時代的中國特色。不同于美國龐大的公益體系之中，160萬社會組織各自為戰的情況，中國公益行動者們的主旋律，自始至終是5億農村人口，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2020年的99公益日上，騰訊公益平臺超過2萬個項目與脫貧攻堅及鄉村振興相關，這一年的九成公眾捐款被用于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

在這其中，互聯網為行動者們提供的支持，成為了脫貧攻堅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友成企業家鄉村發展基金會（下稱“友成基金會”）提供的方案，是通過教育解決貧困的代際傳遞。

2013年，友成基金會副理事長湯敏，找到了人大附中的校長劉彭芝，問能不能把老師的課拿到全國讓大家都聽。一而再再而三，劉彭芝才終于同意合作，“雙師教學”項目就此誕生。項目從數學開始，將人大附中的優質教學內容，通過視頻錄制的方式，傳遞到了師資不足、優質教學資源匱乏的鄉村之中。

項目的效果得到了驗證。根據中央財經大學團隊對這一項目三年的追蹤評估，初中進校時實驗班和控制對比班的考試成績幾乎完全一樣，三年后的中考成績試驗班比控制班平均整整高出了二十分。如今，這個項目已經覆蓋到了至少22個省份的數百所鄉村小學中。

更直接的案例發生在重慶南部綦江大山里的300多個村居里。村民們被問到一個奇怪問題：你的夢想是什么？收到的回答也五花八門：

“門口的路太爛了，到鎮上賣點小菜要走一個半小時”，這是58歲和77歲的老張兩兄弟。

“缺點錢，想多養點羊，再搭個羊舍”，這是養殖戶“豬羊官”張其友兩口子。

“敬老院沒有電梯，上落很不方便”，這是敬老院的老人們......

| 老張兩兄弟村口的新公路

300多個村居，300多個夢想，成為騰訊公益平臺上的“三想綦江一村一夢”項目，在互聯網上生根發芽。截至2022年7月，項目已獲得公眾籌款1793.76萬元，村民們的夢想也都正一一實現。

這樣的案例還有很多。唯愛工坊電商公益平臺將扶貧和非遺結合，大理的扎染手工折扇、土族阿媽的盤繡作品得以重現，實現了30種非遺技藝的活化傳承；貴州銅關村里的500位留守老人，參與了一場農村"互聯網+"實驗，他們開始學習使用智能手機，小小屏幕之上，黨員干部公開為群眾排憂解難，遠方的旅人得以知道家鄉的日常。

很少能看到一個國家會有這樣的一種共識。政府呼吁，公益機構行動，公眾用捐贈來投票，企業參與其中，最終都把鄉村放在第一位。互聯網是其中的一股推力，電商、視頻、平臺等種種互聯網工具，各自提供解決方案。公益機構們，則與互聯網合力，將其應用到了最廣大的鄉村中。

這是世界減貧史上的中國經驗，也是互聯網公益時代的中國樣本。

藍字計劃將連續推出關于互聯網“中國樣本”的系列專題觀察，敬請關注。也歡迎專業人士、廣大讀者給予我們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