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蓮教是我國自東漢以來一直延續到清中期嘉慶年間的民間團體。縱觀其千余年的歷史，很難簡單地界定它是正義或邪惡的。當朝政腐敗，生靈涂炭之時，它以宗教教義團結勞苦大眾，反抗封建暴政；但改朝換代后，社會趨于安定時，少數首領也會為個人的利益蠱惑大眾倡亂，導致政府鎮壓，破壞社會的安寧。
白蓮教的“老底”
白蓮教是一種秘密流傳的民間宗教，雜拜各種鬼神，它是由摩尼教、彌勒教、道教和佛教等各種宗教混合演變而成的。一般說法都認為白蓮教起源于唐代一度盛行的摩尼教，南宋紹興初年，吳郡（蘇州）延禪寺的和尚茅子元仿天臺宗教義并吸取摩尼教的教義與儀式創立。以佛教中的彌勒佛代替了明教會的摩尼佛。到元代末年就逐漸形成了以崇拜彌勒佛為主的“白蓮教”。
白蓮教還是明清時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無生老母”與“彌勒佛”，宣揚彌勒佛未來會“改造世界”的傳說，并以“教中所獲資財，悉以均分”， “有患相救，有難相死，不持一錢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從者日眾。 以“真空家鄉、無生老母”為八字真訣，使人們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對于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力圖擺脫困窘的流民來說，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從者日眾。
這也正如流行于長江流域的青紅幫，以分布地域廣，能互助互濟號召天下，形成強大的社會力量。
因此，歷代政府對白蓮教都是采取取締、鎮壓的態度。白蓮教從始創到清朝中葉的千多年中，始終不被政府視為正統宗教而受崇拜保護，而是作為異教被排斥。元明兩代，農民群眾曾多次利用白蓮教的形式來動員、組織起義隊伍，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元末韓山童在江淮的起義；明初永樂年間山東的唐賽兒起義；嘉靖年間四川的蔡伯貫起義；天啟年間山東的徐鴻儒起義；清朝乾隆中期山東的王倫起義等。
鄖陽是白蓮教的搖籃
鄖陽地處鄂、渝、川、陜四省交界處，三千里漢江穿境而過（鄖縣漢江航道147公里），切分秦巴。漢江上達陜西漢中、下達湖北荊襄及武昌以至江蘇南京，可謂“六省通衢”之地。
鄖陽可以說富庶：地域遼闊，山林密布，漢水流域的淤積小平原差不多都是千畝連片的良田沃土；山林之出木材、竹子、藥材、飛禽走獸豐富多樣；而漢水及其支流的魚蝦更是千百萬年鄖陽人的重要食材，鄖陽所發現的秦磚（黏土紅磚）及大量漢磚，其飾紋大都是肥碩的魚，偶或配飾有白鶴及漁網……以此良好的生存環境，鄖陽不但養育了我們無數的先祖先民，更在明中葉接納了全國幾百萬流民于此生存繁衍，也因此有了鄖陽府及湖廣行都司之設，使鄖陽達于烈火烹油之盛！
陜西的張小華先生在他的巨著《寧陜的前世今生》中，這樣形容當時的鄖陽：“鄖陽城本來是一個非常非普通的小縣城，一朝成了知府衙門、巡撫衙門和行都司駐地，城池大規模擴建，修葺屋宇，修浚水道，拓寬街道，城市面貌煥然一新，鄖陽小城一躍成了“雄藩巨鎮”。在當時，鄖陽城成為漢江上最大的商埠，到處是商鋪、會館，酒肆、學宮、校場。”
但也應當說鄖陽是貧窮的。那是因為戰爭與流民過度開發所致。
鄖陽的交通便利與富庶，也使之成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而災難倍重。一場戰爭的兵燹烈火，刀兵過處，戶無完缶，數十年所建設的家園毀于一旦，其后數十上百年都難恢復元氣。例如鄖陽東八鄉本是林木茂密的富庶之地，明清有許多外省移民都安居于此，但嘉慶元年（1796）的白蓮教起義與同治元年（1852）太平軍掃蕩鄖陽，一場大戰山林幾乎悉數燒盡，其后百余年童山濯濯，巖石裸露，連人畜飲水都十分困難。
康熙初年，地處川、楚、陜交界的鄖陽山區因明亡清興之戰及李自成、張獻忠余部的抗清斗爭而極度荒蕪，地廣人稀，災難深重的鄖陽山區漢水兩岸“關市盡空，村舍無煙，水旱頻仍，戶口凋敝，十不過二三。”官雖設而無民可治，地已荒卻無人耕耘。康熙以“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增加賦稅”號召天下之民來此墾種。鄖陽先民就有了“扎草為界”的遷徙傳說。
從康熙后期起，在不過百余年的時間里，外省人口的移入，迅速改變了鄖陽地區地廣人稀的狀況，鄖縣人口由康熙十九年（1680）的1368丁（《鄖陽府志》），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發展到75010人，人口的迅速增長帶動了經濟的復蘇和迅速發展上升。康乾盛世，為鄖陽地區的發展與繁榮創造了一次重要契機。
但世事總是利弊相生，鄖陽山區在康乾盛世人口數量急劇增加，對自然的過度開發，也使鄖陽再度陷入困境。
乾隆后期，土地高度集中，大批流民陸續聚集于川、楚、陜交界的鄖陽地區及周邊謀生，眾以數百萬計 。由于人口增長迅速，土地兼并嚴重，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現饑民。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1772年—1773年），川、楚兩省饑民來到兩省交界山區的謀生者就達數十萬人。加上來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大約有一百萬人前來謀求生路。但川楚邊境地區土壤瘠薄，氣候惡劣，人們多依賴山地自然資源謀生。，但山地的自然資源是有限的，某些甚至是不可再生的，隨著過度開發，資源的不斷消耗，經濟發展的空間也逐漸減小。當山地盡已開墾，林木砍伐殆盡之時，維持原有的生活就變得極為困難了。
所以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還受雇于木材廠、鐵廠、紙廠，獲取微薄工錢，方能生存。他們受地主、廠主的剝削，還要受官差的勒索，生活極為艱難。加以封建統治階級生活奢侈、貪官污吏橫行、人們不滿和反抗情緒日增，白蓮教的宣傳也隨之增加了反抗現實的內容。絕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蓮教傳播的對象。以流民為主體的鄖陽山區百姓在艱窘的求生中，對白蓮教“有患相救，有難相死，不持一錢可周行天下”的教義宣傳深信不疑，便或公開或秘密地加入了白蓮教，使地處三邊交匯之地的鄖陽成為白蓮教的搖籃。
嘉慶元年川楚白蓮教起事
清高宗乾隆皇帝登基之后，滿清政權也達到了鼎盛時期。他志得意滿，自以為是雄視世界的天朝上國大帝，既鄙視西方的機械制造與電氣化，斥之為“奇技淫巧”；又對國內潛滋暗長的白蓮教勢力無比憤怒，下決心要在他手里徹底鏟除這“邪教”。便依憑強盛的國力采用高壓手段瘋狂鎮壓白蓮教。乾隆四十年（1775年），河南白蓮教支派混元教首領劉松起義失敗，弟子劉之協、宋之清等繼續于川、楚、陜等地傳教。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劉之協于河南被捕后脫走，清廷通令大索州縣，激起民怨。
乾隆六十年（1795），湖北各地白蓮教首，秘商在次年“辰年辰月辰日”（嘉慶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嘉慶元年為丙辰龍年。民間相傳“龍年天下大亂”。 ），讓教徒制備刀把火藥。白蓮教的迅速發展和其反清內容，引起了清政府的嚴重不安，清廷遂下令大規模搜捕白蓮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則以查拿邪教為名，行敲詐勒索之實。“不論習教不習教，但論給錢不給錢”，“不遂所欲，即誣以邪教治罪”。
一時之間，白蓮教在全國偃旗息鼓。但高壓政策并不能解決盛世之下的階級矛盾，所以，在他登基六十年后的1795年，為了不超越他爺爺康熙大帝在位六十年的祖制，不得不把皇權交給他的兒子嘉慶皇帝。就在新老皇帝交接班的時節，白蓮教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為口號，號召教徒奮起反抗。得到廣大農民的支持，教眾迅速發展 ，壓抑既久的白蓮教大起義爆發了！
白蓮教起義（1796—1804），又稱為“川楚教亂”或“川楚白蓮教起事”。指中國清朝嘉慶年間爆發于四川達州、東鄉（今宣漢）、陜西、河南和湖北邊境地區的白蓮教徒武裝反抗清政府的事件。從嘉慶元年（1796）到嘉慶九年（1804），歷時九載，是清代中期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戰爭。
嘉慶元年（1796）正月，湖北枝江、宜都白蓮教率先發動起義，湖北長樂、長陽及四川各地的白蓮教徒也紛紛響應。。三月，襄陽姚之富等奉王聰兒為總教師，在襄陽起義。清廷急令湖廣總督、四川將軍、湖北巡撫、西安將軍等率兵鎮壓，擊潰多支義軍。
面對清軍圍剿，唯有王聰兒、姚之富領導的義軍避開平原，專走山區，采取流動作戰的策略，力量迅速壯大，成為湖北起義軍的主力。這支義軍于次年（1797）初由豫經陜入川東，與四川義軍會合。嘉慶三年（1798）春，王聰兒、姚之富部被清軍圍追堵截到鄖西，寧跳崖而死，守義不降！余部與四川的義軍聯合。
嘉慶四年（1799），清廷以勒保為經略大臣，節制川、陜、楚、豫、甘五省官軍進擊，并曉諭州縣辦團練，堅壁清野，攻撫并施。使義軍處境艱難，張漢潮等人相繼犧牲。
嘉慶五年（1800），清廷任勒保為四川總督，集主力于川西阻截起義軍。經數次激戰，剩余起義軍退入南山和巴山老林。至嘉慶九年（1804）九月，起義軍殘部被清軍陸續擊破，起義被平定。
清中期這最大的白蓮教教民起義“川楚教亂”，因鄖陽處川、楚、豫、陜毗連地域且流民最眾，故成為這次戰事的中心。因此修撰于同治五年（1866）的《鄖縣志·邊防事跡》中詳盡記載了這次戰事：
“乾隆六十年冬，奸民倡白蓮教，謀叛自荊（州）、宜（昌）起，以白布纏頭，白旗為號，勾連襄（陽）、鄖（陽）賊目分頭舉事……
嘉慶元年二月二十日，白蓮賊黨圍房縣，陷保康；二十二日陷竹山，郡城（鄖陽城）戒嚴……郡城人心惶惶，奸人乘隙為難……” 其中記載了斬殺的白蓮教人員，也記載了參與堵截剿殺白蓮教義軍的鄉紳鄉勇。特別是鄖縣大堰吳錫章，率團防鄉勇于火車嶺堵截白蓮教義軍，幾乎戰死。且在《鄖縣志·人物志·德行》中詳盡記載其行狀，并說明在白蓮教之戰后，被陜西總督、宜昌湖北巡撫評定為六品軍功， 并“以‘義勇可嘉’表其廬”。這塊大匾從嘉慶年到建國后兩百余年間，一直懸掛在大堰響耳河吳家老屋作為吳氏家族的榮耀。該家族也成為鄖陽望族之一，代代人才輩出。可惜改革開放后，有人在此開油坊，把這大匾劈柴燒了。但鄖城北郊吳家河吳氏墓園里，吳錫章的豪華大墓至今猶存（民國二年復修）。
在嘉慶初年的白蓮教起義中，鄖陽百姓被官府斬殺多少人，官修的府志、縣志自然沒有記載；但官軍、鄉勇、士紳死于戰事者，卻在同治版《鄖縣志》的《忠杰》、《死難》篇中詳盡記載，一一錄出姓名。例如在金家坪、顧家崗、茅坪三次戰斗中官方就有260人戰死。
應該說，當時圍剿義軍的官軍十倍于義軍，是強勢群體，義軍及從教的百姓是弱勢群體；官軍死260余人，那弱勢一方的死亡人數則十倍不止。據張培玉先生《十堰戰事·白蓮教起義》記載，僅鄖縣五峰泥河口、孤山一戰，就殺死義軍兩千多名。至于義軍陷保康、房縣、鄖西、兩竹的拉鋸戰，死亡人數當在數萬人。
清廷對白蓮教政策的變化
嘉慶初年白蓮教起事時，乾隆帝作為太上皇節制嘉慶，他對于白蓮教在他交班時大起事，是對皇權的蔑視，是對他歷年鎮壓白蓮教的挑戰！震怒之余，挾制嘉慶堅持剿殺鎮壓政策。鎮壓愈狠，反抗愈烈，白蓮教起義從川楚豫陜四下蔓延，迅速成燎原之勢。
嘉慶四年（1799）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駕崩。嘉慶帝徹底解除了父親的節制，立即改變了對白蓮教的策略。他清楚，乾隆末年，崇奢之風對敗壞的吏治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其寵臣和珅的擅權結黨更使腐敗進一步加深，庫銀連年銳減，吏治每況愈下，百姓生計日益艱難，天下何能不反？前朝之弊與當朝之患逼迫嘉慶帝改變策略，整飭吏治。嘉慶帝立即誅殺和珅，緩和了階級矛盾，安定了民心。
嘉慶帝親政掌握朝政大權后，認為鎮壓川楚教亂一味剿殺卻久戰無功，就改變對付白蓮教亂的策略為剿撫并用。一是實行“堅壁清野”之策，斷絕義軍與百姓的聯系使義軍處境艱難；二是曉諭州縣辦團練，依山隘寨堡，扼守要路，攻撫并施；三是嘉慶五年（1800），嘉慶提出“不論教不教，但論匪不匪”的觀點，制定出“隨剿隨撫，但治從逆，不治從教，剿撫并施”的策略，將參與謀反之“亂民”與習教之“教民”區分開來處置，收效甚好。
同時清廷又出臺招撫措施，“其綏靖之法有三，或清查叛產，或量給流亡絕產，或于南山老林墾荒”，在墾荒地區，嘉慶帝還增設提督、總兵加強軍事統治。
為加快平定白蓮教亂的進程，清廷用分而治之的辦法瓦解了起義軍。嘉慶六年（1801），清廷頒布《御制邪教說》，強調將參與造反的“首逆”與受“愚弄脅迫”的“附眾”區別對待，一些教徒或臨陣投降，或因朝廷招撫策略的推行而歸順，這些措施加快了平定川楚教亂的進程。
起義軍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戰斗。但清廷推行堅壁清野戰術，筑起大量寨堡，將村落百姓強行移居其中，又訓練團練進行防守，從而切斷白蓮教起義軍隊的糧草與兵源。至嘉慶九年（1804），白蓮教起義終告失敗。
更重要的是，嘉慶在戰后處置義軍及教眾政策，徹底摒棄了乾隆一律“誅九族”的殘酷辦法；對于參與起義的首領類，改為“誅三族”（父母親、兄弟及配偶、妻族）。其余一般教眾，也就是“首惡必辦、脅從不問。”
一個典型的實例是，茶店長嶺趙灣村有一趙姓人家，明成化年間隨流民自陜西遷此務農。到清代乾隆年間這家有了弟兄四人趙謙、趙肅、趙書、趙啟。老三趙書參加白蓮教，并于嘉慶初年參與白蓮教起義，戰亂平息后被清查問斬！幸好那時家貧，弟兄四人都沒成家，父母也早已過世，就沒禍及別人。但老四趙啟受到驚嚇，便回到陜西老家謀生。
后來趙謙、趙肅的后人因茶店自然條件差，便到府城大東門外富庶的胡家洲打工。其中有趙氏兄弟二人在胡家洲閆老爺家當長工，后老大離去，老二留下。
閆老爺有位獨生女，人稱 “麻子大腳”，29歲尚未出閣。閆老爺看這趙老二憨厚而機敏，便招贅為婿，趙老二自然在閆老爺身后繼承了全部家產。這“麻子大腳”后來居然連生九子，定居于此的趙姓遂成為胡家洲第二大姓，耕讀傳家。趙氏由此大興，后輩兒孫出了許多專家、學者與業務骨干。
關于長嶺趙灣趙書因參加白蓮教被殺事，趙氏后人口口相傳，但不能記入家譜——白蓮教被清政府界定為“邪教”，嘉慶“川楚教亂”是反叛。直到2018年胡家洲趙氏編撰《鄖陽趙灣 胡家洲趙氏家譜》才將這段家族史實記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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