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格特約作者 張豐
摘要
人們用“上岸”這樣的詞來形容考公成功,這說明其他工作都是“水深火熱”。
“國企”,在過去往往強調它“企”的一面,而在最近幾年,人們更看重它“國”的一面。
在國企工作有著自己的優勢,收入高,工作穩定,更重要的是有著極高的身份認同感,而最后一點或許是最關鍵的。
即便你在最優秀的民企上班,做很好的職位,你依然是“打工的”,依然是“在為資本家賣命”,在“受剝削”。
老家有一位朋友的孩子,已經大學畢業。朋友條件很好,即便孩子一生不去上班,按照當地生活水平,也會生活無憂。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應該可以毫無心理負擔地去追求自己喜歡的東西了,比如藝術,或者像我這樣讀書、寫作,而且完全不用寫那種自己不愿意寫的文章,不再為五斗米折腰。
但是,朋友兒子的選擇,是全身心投入,去考公務員。
這樣的故事其實相當普遍。前段時間有幸和一些大學生朋友交流“大學畢業生找工作是否應該脫掉孔乙己式的長衫”的問題,他們有各種各樣的困惑,有一些正在找工作和準備考研,有的在送外賣,而我注意到沒有誰已經考上了公務員。
那些已經考中的孩子一定沒有任何困惑的地方,他們會是周圍人羨慕的對象。
這和二十多年前相比,有了根本性的變化。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甚至未看到任何像樣的機會。唯一和“漢語言文學”接近的工作,是青島監獄招聘“編輯”,我估計是為監獄辦黑板報。
我選擇留校考研,檔案不久后打回原籍。一個985高校的畢業生檔案回到河南周口,并不常見。我爸給我打電話,告訴我有兩個單位聯系他,都是“體制內”。我反問他:“你覺得我會去嗎?”我爸說,知道你不去,就是告訴你一下。
這就是世紀初的風尚。盡管我學的專業是真正的就業難,周圍同學選擇去考公務員的少之又少。
現在談這些會被視為是一種顯擺。實際上,我們那時討生活并不容易。外賣行業出現后,有一次夏天在街上走路,看到幾個外賣小哥在太陽下聊天,我突然感到很羨慕:我高中的時候,如果有送外賣這樣的工作,就不用那么吃苦準備高考了。
在當下,一個高中畢業的年輕人,要想在城市里“活下來”并不難。他可以選擇外賣、快遞員,也可以到餐館打工。社會經濟已經豐富到了一定程度,如果一個人肯吃苦,就不會挨餓,而挨餓則是我那時最擔心也最容易遇到的窘況。
另一方面,中國大部分家庭的財富,都比二十前增長很多。如今,即便是一對農民工夫婦,在家留守讀書的孩子也不會吃不起飯,也可以穿不錯的衣服。從90后開始,即便是農村出來的少年,也不會有那種生物性的“生存危機”。
70后、80后中往往會有一種不擇手段的成功觀,“先活下來”,是其中最重要的“正義”,這種匱乏時代的體驗,會遺留很多社會問題,所以他們成為“中年油膩”的概率也更大。
到了90后、00后這里,即便真的躺在那里不動,父母也不會讓自己餓死。這是個人的幸運,也是社會的進步。他們有著更高的起點,也理所當然地有著更高的追求。
相對于上一代人,對當代年輕人來說更重要的一個維度,可能不是“掙錢”,而是一種價值或者認同問題:我應該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什么樣的工作才是有價值、有尊嚴的?
那個“脫掉孔乙己長衫”的爭論,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媒體仍然要求年輕人像上一代人那樣,放下面子,從最苦最累的工作開始做起,他們不知道,對年輕人來說,最重要的就是“面子問題”:尊嚴和價值,開始成為生命的必需品。
但是,恰恰是在這個層面,我們的社會出現了問題:最有尊嚴和價值的工作是什么?你問一下山東或者河南人,80%以上的人可能會告訴你,是考公務員或者進入體制。人們用“上岸”這樣的詞來形容考公成功,這說明其它工作都是“水深火熱”。
90年代末,一位在體制內工作的叔叔告訴我,朋友家的孩子上海財大研究生畢業去深圳工作每個月收入2萬塊,我至今還記得叔叔臉上的表情,仿佛他的世界已經坍塌了,在體制內安穩工作,永遠掙不了那么多。
這樣的場景,在今天已經反轉了。有朋友家的孩子清華畢業去了大廠,不得不把收入吹噓高幾倍,才能應對大家的詰問:“清華畢業,到底是個什么級別?”如果他是去當公務員,人們就不會再問他的收入。
所以,才會有這個相當普遍的困惑:為什么同樣是程序員,在互聯網公司寫代碼,就是“為資本家打工”,而在央國企或者體制內寫代碼(很有可能只是維護系統或者修電腦),就是“為國爭光”,因為他就是“國家的人”。
“國企”,在過去往往強調它“企”的一面,它仍然是一種市場化力量,要遵照效益原則進行改革,而在最近幾年,人們更看重它“國”的一面。在國企內部,也開始重視行政級別。“國企”成為體制內的延伸,開始獲得相對于民企的“身份優勢”。
前段時間,中國電科成都公司員工因為加班怒懟領導的傳聞(后被證實為偽造聊天記錄的謠言),讓人們知道,原來在國企當程序員也需要加班。后來,警方調查證明,只是嫌疑人因為到中國電科應聘失敗懷恨在心,炮制虛假聊天記錄進行報復。
這個事情的反轉,其實證明了另一個讓人感到苦澀的真相:國企還真的是難進啊,以至于應聘失敗就懷恨在心——國企身份,本身就是讓人羨慕的。在國企工作有著自己的優勢,收入高,工作穩定,更重要的是有著極高的身份認同感,而最后一點或許是最關鍵的。
這種認同感的差異,值得我們深思。在民營企業工作,即便擁有股權或者收入頗高,現在似乎也不是讓人羨慕的事了。記得在2016年“全民創業”的時候,“股權”可真是一個閃閃發光的詞匯,仿佛所有的企業將來都能上市似的,這應該是“民營企業”認同感的最高峰。
從那之后,民營、國營兩種“身份認同”的發展曲線,開始出現明顯的分化。受到社會中不良輿論對民營企業的責難,一些年輕人開始把教科書中的簡單概念用在生活中,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用“資本家”來替代“企業家”,這樣,即便你在最優秀的民企上班,做很好的職位,你依然是“打工的”,依然是“在為資本家賣命”,在“受剝削”。
深層的變化是,“身份”(政治)的重要性,壓過了收入(經濟),這就是社會心理的變化。在年輕人最看重“身份認同”(尊嚴和價值)的時候,他們迎面撞上的,是一個“認同”日益窄化、價值觀也開始從“多元”收縮的社會,你不能說他們被誰蒙蔽了雙眼,他們可供選擇的本來就不多。
賽格大道的第101篇文章
排版 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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