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邦英：陜南軍區兼第十九軍第一政治委員，1950年5月任黨委常委，后任黨委副書記。1949年10月任陜西省委副書記、陜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陜南區黨委書記、陜南行署主任。

陜南地區所轄范圍，除了商洛、安康、漢中三個地區外，還有鄂西北的鄖陽地區，南有巴山，北靠秦嶺;漢水和丹江橫貫全區，其絕大部分為崇山峻嶺。因為地勢險要，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這個地區生產落后，土地貧瘠，長期受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剝削與壓榨，廣大農村被折磨得十室九空，人民群眾生活極端困難，迫切要求解放。

我黨我軍曾在這個地區領導人民群眾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過長期的武裝斗爭，多次創建革命根據地。1947年我人民解放軍大反攻時，陳賡同志指揮的晉南部隊，打過黃河到了豫西地區以后，按照中央軍委的戰略部署，即令第4縱隊第12旅、西北民主聯軍第38軍第17師和陜南獨立團共一萬余人，挺進陜南，牽制了向陜北和豫西進犯之敵，在敵人四面包圍之中，

創建了一塊根據地，有力地配合我第1野戰軍粉碎胡宗南軍對陜甘寧邊區的侵犯和支援中原戰場我軍作戰。這個地區還成為解放川北的跳板。當時，中央派往四川的干部工作隊(簡稱川干隊)，就曾留置在陜南地區工作待命了一年多。

1948年12月，中央決定調我到陜南區黨委工作時，習仲勛和賀龍分別同我談話，都非常明確地說明了陜南戰略地位的重要，特別是賀老總講得很具體，他指著地圖，從古到今講述史實和有關情況，并以他1931年率紅 3軍挺進鄂西北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親身經歷，懇切而又熟悉地說明了陜南地區戰略地位的重要性，這使我深受教育和鼓舞，感到去陜南的責任重大和工作任務的艱巨。

1949年春，我到了陜南地區黨政軍領導機關駐地——鄖陽。途經鄭州時，見到了孔從周同志，接著又見了陳賡同志和汪鋒同志，他們先后向我談了我軍進入陜南地區創建發展根據地的情況,到豫東商丘又參加了中原局擴大會議,聽取了中原局書記鄧小平等領導同志傳達黨中央和毛澤東有關當前形勢及重大戰略方針的指示。這是一次很重要的會議。

我們到陜南地區一些重大工作，就是根據這次會議精神而確定的。它的全部中心內容就是1949年新華社那篇《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元旦社論中明確指出的，人民解放戰爭將要奪取全國勝利，全黨必須進一步發動群眾，組織領導人民軍隊，把革命戰爭進行到底。使我們清楚地知道了全國的形勢與黨的方針任務，對盡快爭取全國勝利有了更充分的信心。

到鄖陽后，對經過向劉金軒、時逸之、陳先瑞、李耀等許多同志進一步了解情況，認為，在大反攻之后，陜南地區的部隊和干部英勇作戰，艱苦斗爭，共同努力,經受了嚴峻考驗，不僅牽制了敵人大量的兵力，而且在四面被敵封鎖包圍的鄂陜邊區創建了一塊根據地和商洛山地游擊區，壯大了自己，共新組建十幾個縣政權。

主力部隊還參加了襄樊、淮海戰役，出色地完成了作戰任務。同時，也了解到，除根據地中心地區幾個縣區政權比較鞏固外，很多地區還有國民黨反動武裝(包括土匪、夜壺隊、棒子隊，白帶子會、紅帶子會等經常進行襲擾破壞活動，山陽、鎮安、商南等縣城多次發生拉鋸戰，得而復失，失而又得，敵軍兵力在數量上大我幾倍。一些群眾存在的怕我軍再次撤出(過去曾有八進九出)、怕“變天”的思想還沒有完全消除。

特別是邊緣區、游擊區的群眾顧慮更多，深怕國民黨反動派報復殺害。根據這些情況和解放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區黨委確定，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清剿土匪，鞏固已解放的地區，積極發展擴大解放區，配合西北野戰軍作戰，力爭早日解放全陜南。

區黨委著重抓的幾項主要工作：第一、發動群眾剿匪反霸，鞏固社會秩序，安定人心。當時12旅率四個團參加淮海戰役。我們將留在根據地的兩個主力團和五個獨立團，相對集中兵力，剿滅根據地周圍的國民黨土匪特務武裝。

3 月，12旅參加灘海戰役返回后，經過短期休整。同兩鄖、商洛分區部隊共同剿滅了一萬多反動武裝。這樣不僅使我陜南已解放地區 得到鞏固，為進軍解放全陜南消除了后顧之憂，也有利于我南下大軍順利打過長江的后方安全。在剿匪中，我們把軍事進剿與政治瓦解緊密結合起來，對首惡者嚴懲，脅從的不問，投誠歸順的一律從寬處理，對罪惡滔天、頑固不化的匪首堅決鎮壓，做到寬嚴有別，處理得當。

同時很強調發動和組織群眾配合軍隊進行剿匪，針對匪徒的危害和群眾的思想顧慮，召開各種不同類型人物座談會，用多種方法進行宣傳工作，因而促使廣大群眾都主動地向我軍報告匪情，爭當向導，積極參加剿匪斗爭。這是我們迅速取得剿匪斗爭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二、抓緊培訓干部，積極進行解放全陜南的接管、建政等項準備工作。當時全國形勢發展很快，廣大新解放區急儒大批干部，中原局給陜南先后派了300多名干部，但遠不能適應全區的需要。為了不減弱部隊的戰斗力，不再從主力部隊中抽調大批干部到地方工作，決定加強陜南公學和開辦各種類型的短訓班，軍區也成立了陜南軍政干校和各團的隨營學校，大量吸收在斗爭中涌現的積極分子和進步知識分子入校培養。基本上做到了每解放一個縣城，都有配備好的縣、區級干部架子，隨軍進入城鎮，及時進行接管工作。

第三、大力動員群眾，做好解放全陜南的支前工作。1949年5月初我陜南軍區12旅、17師等部隊奉劉鄧命令， 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9軍，下轄55、57兩個師。又以各縣縣大隊、獨立營為基礎，組編了四個獨立團，我軍區人民武裝有了進一步擴大與發展。并且很快出動，配合西北野戰軍作戰，殲滅據守在秦嶺巴山地區的胡宗南軍及保安團隊，為了保證部隊順利西進，區黨委決定，各級黨委、政府要把支前作為中心任務，盡一切力量支持部隊作戰，一切工作都要為支前讓路和服務。

為了加強前方作戰指揮和后方支授聯系，區黨委還決定，成立前敵委員會，以及支前勤務司令部，抽調陜南行署、安康地委、專署等負責人參加支前工作，并派陳先瑞、祁果二同志去西安，向西北局和西北軍區匯報陜南地區的情況。

記得部隊西進通過鄖陽城關時，居民和職工傾城出動，夾道迎送，熱情慰問，大批青年踴躍參軍，成千上萬的群眾積極投入支前行列，四萬多名民工隨作戰部隊抬傷員、運送彈藥糧食等軍用物資，保證了部隊作戰的勝利進行。對烈軍屬、支前民工家庭生產和生活中的困難，當地干部和群眾都想方設法幫助解決，鼓舞了戰士作戰的情緒，消除了支前人員的后顧之憂。

第四、組織農村工作隊，進行反霸、 減租、減息和建立人民政權。區黨委工作隊首先在鄖陽縣長嶺村一帶搞發動群眾的試點，經過將近半年時間，從訪貧問苦，組織農民協會，開展反惡霸斗爭，減租減息，建立民主政權，到實行統一累進稅率(即合理負擔)等系列的艱苦工作， 將這里的農民群眾組織發動起來。

并將運動中涌現出的積極分子吸收入黨，建立了黨支部。工作隊完成試點任務后，召開了茶店區全區農民代表會議，長嶺村農民代表在大會上系統地介紹了他們組織起來翻身鬧革命的經驗。大會經過訴苦、挖窮根、交流經驗，代表們的階級覺悟普遍有了明顯的提高，熱烈地討論了回去如何組織發動本村群眾起來進行斗爭的問題。大會之后，波瀾壯闊的農民運動在茶店全區開展起來，經過幾個月斗爭，基本上完成了在長嶺村一帶進行的群眾斗爭和工作任務。

這樣，由點到面，由早解放區到新解放區，逐步地波浪式地先后開展了農民運動。直到1951年春，陜南區黨委撤銷時，才基本上完成了全區的減租反霸和民主建政的任務。

1949年下半年， 我陜南軍區主力部隊經過英勇頑強斗爭，首先解放了安康地區各縣，緊接著配合人民解放軍第18兵團迅速西進，于1949年12月 8日解放了陜南主要城市漢中南鄭市，這個地區所屬12個縣也相繼解放。商洛分區部隊，積極主動出擊，窮追猛打境內保安團隊，也于同年內先后解放了全區七縣和寧陜縣。

逃竄在陜南到川北巴山一帶的敵軍兩萬余人，經過我軍遠距離奔襲包剿，將其全部殲滅，敵“川鄂豫陜綏靖公署主任”王凌云和其他軍、師以上軍官約有30多人被活捉，解放了川北通江、萬源、南江等縣城。

此外，我陜南軍區部隊還西到甘肅的成縣、康縣，南到四川廣元、劍閣，北到周至、眉縣等地區。配合當地群眾和地方武裝，廣泛開展剿匪斗爭，這使陜南地區的社會秩序得以穩定，保護了人民群眾生命財產的安全和生產的順利進行。

我軍在勝利完成這些戰斗任務中，發揚了不怕艱苦困難，不怕流血犧性和連續作戰的優良傳統，涌現了大批戰斗英雄模范，近萬名指戰員為奪取戰斗勝利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那種為革命而獻身的崇高精神，可歌可泣,永遠值得我們懷念和頌揚。

陜南地區的部隊和地方干部來自四面八方，特別是地方干部，有太岳、太行、晉察冀、陜甘寧、華東、晉綏、中原等地區干部，還有“川干隊”及新參加工作的當地地下黨等方面干部，真是五湖四海。

他們都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和經驗，在這種情況下，陜南區黨委很重視做好團結工作，經常強調團結對敵，強調向前看，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前提下，總結經驗教訓，做好工作，調動干部的積極性，大膽開展工作。事實證明，由于加強了團結，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的團結，對于加強領導和推動各項工作的不斷發展，對于奪取解放全陜南的勝利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陜南地區的解放，是在黨中央、中原局、 西北局的正確領導和廣大人民支持下，經過同志們的艱苦斗爭和無數先烈的流血犧牲而取得的。

下期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