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薩德必須走”

阿拉伯聯盟重新接納敘利亞。曾經有無數政治人物高喊：阿薩德必須走（Assad must go），但是事實上，阿薩德不但沒走，不僅被阿拉伯聯盟恭恭敬敬的請回來了，而且那些曾說過阿薩德必須走的人都沒熬過他。

想想這些年中東的事件一個接著一個讓人眼花繚亂，多少梟雄、狗熊塵歸塵土歸土，按今天算，薩達姆（2006）都該上大學了，卡扎菲（2011）也該上初中了。所以阿薩德能挺下來真是不容易。

正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雖說這些人有些不能稱之為英雄。為什么阿薩德最終掙脫了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也門的薩利赫、利比亞的卡扎菲等的命運？為什么諸雄均滅，唯阿薩德獨存？

從敘利亞內部的角度講，阿薩德所屬的阿拉維派基本把持了敘利亞的軍政大權，軍官基本是阿拉維派，士兵也多是，所以阿薩德的統治基礎強于那種一人執政的軍事強人。因為信仰問題導致阿拉維派無路可退，所以其部隊也相對具備更強的戰斗力。

不過中東作為世界棋盤，棋子是難以掌握自己的命運的。阿薩德最終能夠活下來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敘利亞搭上了五常之一的俄羅斯和地區強權伊朗。

想當年卡扎菲面對叛軍的時候也是一度彈壓回去了，正是法國的介入打癱了卡扎菲所有的武裝反對派才能撿著桃子；敘利亞也一樣，沒有俄羅斯和伊朗的直接出兵，阿薩德估計也難逃卡扎菲等后塵。

在這場中東北非大變革當中，基本上親美派都沒有挺下來。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也門的薩利赫、利比亞的卡扎菲（在伊拉克戰爭后卡扎菲從反美斗士變為了親美的急先鋒），這些被搞掉的軍政強人都是屬于親美派的政治陣營。他們每個人都執政了從十幾年到幾十年不等， 屬于是美國用來管理中東地方的“全球化時代的土司”。但是他們基本上全都失敗了。唯一挺過來的反而是素來與西方陣營對立的敘利亞阿薩德政權。

為什么會是這個結果呢？這就要從美國的全球化體系說起了。

二、“這美國挺能藏啊”

為什么美國在全球治理的過程中總偏好軍政強人？

這其實是一個深刻的全球化秩序結構問題。

首先：貿易文明的世界帝國推行的世界秩序是不可能讓第三世界國家或原材料產地人民滿意的。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幾十年以來我們聽過很多洗腦的宣傳：

比如說歐洲的高福利是因為歐洲人的高效率，機制鼓勵高創新，工作有水平所以工資高；人家資本家全球連打帶搶，但特別尊重國內法律，勞資關系緩和，老百姓福利也高。(智能時代的“星辰大海”與“黑客帝國”)

。。。。。。

資本主義自帶的命門就是兩極分化，馬克思曾說，資本家只傾向于給你養活自己+養活后代能夠保證持續的資本剝削的工資，其他的一切都會拿走，指望資本家發善心還不如指望。。。。。。

可為什么很多西方國家能夠建立傳說中的“橄欖型”社會呢？

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貿易帝國將大量的“金字塔底座”給放到國外的第三世界國家去了，而只把上面的部分留在國內。

由于在國內要受到諸多的限制，所以國際資本就選擇在海外來執行一些所謂的“臟活累活”。所以美國國內的民主制度與其扶持的第三世界的軍政強人實際上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他們同屬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朝代”，這二者互為支撐，實際上是相互依存的。

這種給落后地區的“豪強”賦能，以此來壓制其底層民眾并且收割其國家資源的模式，其實是昂撒貿易文明的“傳家寶”。當年大英帝國就是靠著這一手將龐大的印度收入囊中的。

美國和西方世界的國家有多文明，這些第三世界國家就要有多混亂，這二者實際上構成了一個矛盾的共同體。簡單來說，“工頭”越狠，自然是資本的效益就越好，這些依賴美國的軍政強人們其實就是起到的“工頭”的作用。

整個昂撒貿易文明，包括原來的大英帝國和現在的全球化美元帝國，其實都是走得“貴族”路線。他們用物質資源來收買和扶持各地的“實力派”，讓他們掌握政權或者控制社會的輿論、金融部門，以此組成一個全球的貿易壟斷集團，壟斷原材料、控制產能、封鎖技術并且鉗制輿論。所以他們的“致命克星”就是走“群眾路線”的政治勢力和走“掌握核心科技”的民族企業。因為前者能整合社會的力量來對抗國際壟斷資本的收買，后者會動搖其對生產活動的絕對控制。(盎撒文明讓英倫三島蒙上分裂的陰云)

所以為了避免這兩種情況的發生，貿易文明就往往會建立一個世界范圍內的“等級制度”：在東南亞地區，華人都可以掌握一國的經濟命脈，富商巨賈累世相承；但是在歐美社會，華人就連印度人都競爭不過，形成了印度的管理層壓制華人的技術人員的特殊情況。（“中國氣球”與“美式義和團”的興起）

這其實與印度教很類似，就是找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來麻痹底層民眾或者低階群體，比如對第三世界當地的貧困、苦難再踏上一腳，PUA說是因為當地人民愚蠢、懶惰、無能才導致的貧困。或者說華人都是應試教育所以不能擔任領導。這些理由其實都是安慰性的解釋，而不怎樣奮發圖強的科學指導。

在這一點上，馬克思說得就很明白：“搬運夫和哲學家之間的原始差別要比家犬和獵犬之間的差別小得多。他們之間的鴻溝是分工造成的”。

而很不幸的就是，這些第三世界的軍政強人們管理的國家，正是在這個世界秩序中“不入流”的存在，他們實際上就是美式全球化體系中的“干電池”——用自己的苦難來給發達國家的幸福生活來“供電”。

其次：資本的逐利和求穩會要求和當地“強力人物”合作

資本主義每到亞非拉國家一地，就一定會給當地帶來小部分人的繁榮和大多數人的貧困。這是因為資本對利潤負責，而利潤最大化的方式就是讓社會兩極分化以此來壟斷財源。但是任何人類群體越分化，那么其內部蘊含的不穩定性因素也就越大。（智能時代的“星辰大海”與“黑客帝國”）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直接派兵鎮壓，成本太高，包括實際部署成本也包括信仰成本。

貿易帝國（美國）只對自然資源+運輸通道感興趣，并愿意派兵占領，其他的反抗都只能交給當地的強力人物來彈壓。（新中國新時期：世界的諾亞方舟）

如果一切都自己管，那就賺不到錢了呀。

只要資源能源源不斷攫取出來，其他的事情都是小事情。

貿易帝國建立統治，他所追求的就是貿易資源的最大化和征收成本的最小化。

事關貿易資源的基礎設施，如開采石油的鉆井，從開采地到港口的道路，以及港口的吞吐貨運設施，貿易帝國是非常愿意承擔的。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非洲國家，他們首府有直飛巴黎、倫敦的航班，卻未必有貫通全國的鐵路。

中國要是一直在民國的統治下，誰會給云貴川通高鐵？誰會在新疆、西藏修鐵路？

而且美國人比任何人都知道他們扶持的是什么貨色。美國對這些人有專門的名詞叫做“our dog son”（“我們的狗崽子”），這類人的核心特點就是干的事都挺“擬人”的。

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也恰好是這些“類人群星閃耀時”。

比如多美尼加的特魯希略、智利皮諾切克、剛果蒙博托，哪個不是獨夫民賊，哪個不是美國扶起來的。

貿易帝國需要這些幫他們鎮壓本地民眾，反對民族主義，干臟活的“強人”

對于高端點的國家，就通過金融風暴收割；對于原材料國家，就用軍政強人來壓制左翼力量和民族主義。

這就導致這些人統治基礎是相對薄弱的，不能說一踹就倒，但是基本上都是坐在火藥桶上。

三、軍事強人和貿易帝國都被“互聯網大眾化運動”打懵了

這種“軸心國”+“外圍國”的模式，在一段時間內是非常堅挺的。國際上，大國攝于條約不能直接出兵；國內里，受盡盤剝的百姓也沒有足夠的見識、組織和實力來反抗，所以那些軍政強人一執政就是幾十年，看似堅不可摧，但他們有一個重要的命門——大眾化運動。

一旦社會的大眾團結組織起來，那么這種由資本力量主導起來的分化型社會就會陷入到混亂之中。

互聯網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格局，因為互聯網極大地提高了大眾化運動的組織效率。

互聯網卓越的傳播組織能力成為了中東軍政強人的催命符。

如同我們前文論述過（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進入互聯網信息時代后對貿易帝國的打擊是非常明顯的，互聯網作為去中介化的工具，在美國改變了資本主義通過分化民眾進而控制國家的模式；在亞非拉國家他直接導致了社會運動和軍政強人的走人。

黑莓手機和Facebook在阿拉伯之春中大發神威。

曾經一直被壓抑的主權需求和對分化型社會的憤怒在互聯網的新工具下被爆發出來，直接導致中東軍政強人垮臺。

對于同屬于分化形態的美國社會來說，互聯網也起到了舊體系“終結者”的作用。

懂王能夠戰勝希拉里，也正是搭上了新媒體的春風，只知道用傳統媒體造勢的希拉里敗給了Twitter治國的懂王。

懂王火爆、直率、無腦的發言也非常符合相當的美國人的認知水平。

懂王有多愛Twitter？曾創下一天發兩百條的壯舉。

像特朗普這樣的美國反建制派政治“頭領”，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是很難當選總統掌握大權的。因為美國看似是一人一票的民主普選制，但其實也是間接民主。因為總統候選人的推舉是黨派決定的，而美國就兩個主要黨派，所以只要控制了讓兩黨的總統候選人都是建制派的，那么就可以超越黨派穩穩把住社會的支配權。

而美國的傳統媒體原本就是用來“過濾”建制派候選人的。因為對于幾年一次的選舉來說，輿論媒體是最直接能夠影響其結果的社會工具。原本只要控制了紙媒，就可以給選民們定向釋放信息。這樣美國的建制派就可以讓民主黨、共和黨“互峙于下”，深層政府與財閥“垂拱而治”。這種情況下美國的政黨輪換與總統的選舉都是在美國既得利益者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里面“精挑細選換”，所以其能夠穩定地運行。（拜登“期中考試”背后的深層邏輯）

但是特朗普利用互聯網新媒體整合了美國的大眾民意之后，這個局勢就完全變了。這時候選舉不再是建制派之間的能力之爭，而變成了窮人與富人之間的階層之爭，這對于美國來說就“超綱”了。

但是這種模式對于第三世界的普選制國家來說卻很熟悉，比如泰國就是這樣，富人與窮人常年利用選舉搞階層斗爭，紅杉軍與黃衫軍打的天崩地裂，最后的結果就是國家的發展一年不如一年，軍政府與民選政府來回切換。

所以對于貿易文明的分化型社會來說，民主體制的盡頭不是軍政府就是分裂內戰，當年的羅馬是這樣，后來的英國是這樣，海地、利比里亞這些憲法與美國幾乎一模一樣的“民主樣板”也是這樣。（特朗普被捕將大大增加美國“皇國化”的概率）

四、回看美式全球化王朝衰亡的起點

十年前掀起中東北非大亂的“阿拉伯之春”，實際上正是美式全球化王朝衰亡的起點。因為自此時起，由互聯網這項新技術帶來的生產力革新，開啟了對昂撒貿易文明分化型社會的瓦解進程。

08年的次貸危機看似用海量的超發美元遮蓋了過去，但是這只是把經濟的問題轉移到了政治的領域上，因為用來平賬而超發的美元帶來的“滯脹”狀態，實際上使得金融壟斷部門畸形發展，最終極大地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

當年中東北非的大亂局，其經濟誘因就是08年次貸危機帶來的第三世界底層大眾生存環境的惡化。而“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在美股連漲十多年的“放水牛市”中，美國的社會矛盾其實在不斷積累，最終衍生出以特朗普為首的反建制派勢力。同樣是在互聯網的作用下，美國的建制派也體驗到了失去政權的滋味。特朗普執政的期間，是美國全球化王朝快速衰亡的“加速期”。（美夢已死，懂王當立）

雖然拜登代表建制派能夠在新冠危機中卷土重來，但是中東卻回不來了（中東的真空終將為中國所填補）。從當年的“阿薩德必須走”，到敘利亞因為反美而成為“阿拉伯之春”中唯一存活的一根獨苗。親美勢力在世界范圍內已經是“我的青春小鳥一樣不回來”了，因為美國勢力抓不住的地方，中國都扎下了根：中國在中東一手促成了沙特與伊朗的和解，又將“合成旅”嵌入到沙特的國防體系。

當年在“阿拉伯之春”中被互聯網絆倒的軍政強人們，他們看似是美國白左的對立面，但是實際上他們陰陽一體，都是美式全球化體系中的“同僚”。只不過角色的安排一個是白臉，一個是紅臉罷了。分化型社會的形態可以千變萬化，但是其本質都是一樣的，那就是讓少部分人去壓迫大多數人。這種發展是有代價的，那就是社會的穩定性會隨著社會的分化發展而越來越差。（智能時代的“星辰大海”與“黑客帝國”）

饒是美國實力雄厚，也經不住愈演愈烈的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危機，最終特朗普的橫空出世給了美國建制派沉重的一擊。正所謂“反常者必不久”，逆客觀規律而動必然會有代價。互聯網作為一種先進生產力生成的新事物，恰好成為了在美式全球化王朝積累了幾十年的風險之后引爆整個舊體系的“核彈”。（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

孤陰不生，孤陽不長，中東的軍政強人與美國的建制派前后腳走向了衰亡。這說明了分化型社會的發展趨勢要發生逆轉，一個屬于華夏生產文明的同化發展的模式才是未來時代的主趨勢。（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