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格特約作者 江東瑜

2023年一季度，印度GDP同比增長6.1%，位居全球十大經濟體的第一名，就連去年增速高達8%的越南在今年一季度GDP增速也大幅放緩至3.3%。“印度經濟崛起”再次成為舉世矚目的話題。很多人都關心，印度會不會在本輪全球制造業遷徙中勝出，接棒“世界大工廠”？

可以肯定地說，印度的制造業潛力是被嚴重高估的，“世界大工廠”沒戲。印度經濟崛起的真正看點是IT產業，印度今天已經是軟件制造的“世界大工廠”，從IT產業大國到IT產業強國只有一步之遙。

被高估的“印度制造”

早在2010年，印度政府就正式提出過“印度制造”。但是真正啟動，是在2014年莫迪政府執政后。莫迪上臺伊始，就推動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要數廢除了存在65年之久的計劃委員會，以 “全國改革印度協會”取而代之，形式上終結了長期效仿蘇聯模式的“半計劃經濟”。不難看出這個大動作的靈感是來自中國的改革開放。

2016年11月，印度政府突然宣布回收當時面值最大的兩種紙幣：1000盧比和500盧比。 不少民眾涌入金店購買金飾，導致印度金價一夜之間暴漲超過40%

其實，莫迪雖然高調標榜“民族主義”、時不時秀一把“對華強硬”，卻對中國的發展經驗極為推崇。他希望“印度制造”能夠像“中國制造”一樣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引擎。莫迪相繼提出的“三年行動計劃”、“七年戰略規劃”、“十五年遠景文件”都把推進制造業發展放在了首位。其中也有很多我們熟悉的“中國模式”，諸如以優厚的招商政策吸引外資，大規?；ǖ膱@區建設等等。

與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一樣，莫迪把吸引外資作為啟動制造業的抓手，因為“印度制造”面臨早年中國制造業起步階段類似的困境——長期封閉且缺乏市場機制的環境下，本國制造業基礎薄弱。

總的來說，印度本土制造業就是一套極端低配的工業體系，什么都能造，但是都只能將就用。

國之重器的軍工部門能造飛機坦克，但是也就是個勉強能用的水平，軍機是“寡婦制造器”、潛艇有“自動下沉功能”和易燃易爆屬性，印度人自己看了直點頭（印度習俗是“搖頭yes、點頭no”）。

民用制造業的水平，也好不到哪兒去。2005年，印度第一大集團企業塔塔公司承諾要“制造一款人人買得起的轎車”，印度政府也表示大力支持，要地給地、要錢給錢，全方位扶持。項目進展異常迅速，僅僅花了三年時間，450萬平米的巨大車間拔地而起。誰說印度企業都是“龜速”？花別人錢的時候，印度速度同樣可以“多快好省”。

2009年，印度政企合作、獨立研發的神車nano正式亮相，卻成了“閉門造車”的經典笑話。

nano基礎款售價僅相當于8000元人民幣，這是塔塔公司當初承諾的價格。便宜是真便宜，簡陋也是真簡陋。動力超弱的雙缸引擎，避震就靠一根平衡桿，連后視鏡也沒有。駕駛性能不行也就罷了，更要命的是安全性。得升級到“豪華版”才能配個價格不到100元人民幣的安全氣囊——還可以享受到后視鏡的奢侈配置。在習慣了本土低劣產品的印度人看來，這些可能都是小問題，頻頻發生自燃事故才是大問題。在印度炎熱的氣候條件下，動不動“火冒三丈”的小汽車和定時炸彈無異。

2010年，塔塔董事長拉丹·塔塔與莫迪在新車發布現場

“人人買得起”的價格門檻很低，舍生忘死的勇氣門檻卻是很高。僅僅兩年后，nano就成了少人問津的車型。事實證明印度人民對“國貨之光”的熱愛并沒有想象的那么熱烈。塔塔集團又花了大力氣搶救了好幾年，甚至“獨立研發”的遮羞布也不要了，請了豐田等外援做技術支持。結果，后期版本的性能上去了，但是價格大幅上漲，性價比還是不行。最終塔塔集團不得不于2019年宣布全面停產nano。

據說，nano最初也想進入中國市場，但是因為安全不達標第一時間就被拒絕。其實真進入中國市場也不會好賣，性能差不多的中國“老頭樂”只賣三四千，不比“極簡神車”香嗎？

印度高度封閉、保護主義大行其道的環境，嚴重耽誤了印度的本土制造業。不是對本土企業的“保護”，就不會有“印度神車”的誕生，也就不會把并不寬裕的資源浪費在空頭承諾上。

本土制造業基礎羸弱，“印度制造”的起飛就得靠“外來的和尚好念經”。2014年，莫迪上臺后大力吸引外資，意圖和日本制造、中國制造一樣，以開放促改革，從代工開始起步。但是，改革不徹底，開放也艱難。糟糕的營商環境留不住“外來的和尚”。

印度社會對外企有豐富的“養羊殺羊”經驗。錯綜復雜的監管體系、“任性”的立法、隨意發揮的稅務機構，都是外企殺手，導致印度此前幾次開放嘗試都以失敗告終。莫迪政府雖然是印度歷史上少數的強勢政府，但是依然無法改變糟糕的營商環境。辛苦引進的外企待不了幾年就紛紛撤退。

2006年8月，印度一非政府組織稱，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在印度生產和銷售的部分軟飲料中含有3到5種殺蟲劑成分

印度政府的數據顯示，在過去七八年，超過2000家跨國公司暫停其在印度的業務。各種花式擠兌，讓人目不暇接。Vivo、小米等中國企業被查稅，是印度擠兌外企的基本操作，可口可樂、福特、沃達豐、三星都踩過這些坑。7月10日，富士康宣布停止印度造芯項目，則是被監管遲緩拖死了。各種審批手續遲遲沒下文，連莫迪承諾“負擔成本一半”的政府補貼都批不下來。這也不是什么新鮮事，當年韓國浦項鋼鐵就吃過這樣的虧——承諾的補貼沒下來，自己先投了大把的錢，雞飛蛋打、黯然退出。富士康算是汲取了教訓，補貼不兌現，直接走人。

因此，莫迪搗鼓制造業近十年，依然沒有“印度制造”的曙光。印度制造業占GDP的比重非但沒上去，反而一路下滑，從2015年的15%滑落到2022年的13%。“印度制造”永遠有故事，但也只有故事而已。

全球外包服務界的優等生

印度制造業故事是永遠不變的“三件套”——人口眾多、勞動力廉價、市場潛力巨大?！叭住钡暮诵氖莿趧恿Τ杀镜停欢《戎圃鞓I的營商環境成本太高了，對外封閉的管制成本，對內“保護”的資源錯配成本，區區勞動力成本優勢是無法補償的。

因此，印度的經濟結構相當“超前”。印度是人均GDP區區2000多美元的發展中國家，第三產業服務業在GDP的占比高達55%以上，接近發達國家水平。而且，印度的“服務業發達”并不是近年來的“經濟轉型”，而是長期現象。

神奇的印度服務業是怎么撐起經濟的半邊天的呢？既有歷史文化傳統的因素，也有現實的陰差陽錯。

早在絲綢之路的“上古全球化”體系中，印度就扮演了重要的中間商角色。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時期，東亞的中國是產品輸出的起點，歐洲和近東是產品輸入的終點，印度就是這條全球經濟大動脈的中間節點，集貿易驛站、中間商的角色于一身。印度人經營的港口、貨棧乃至金融服務，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在印度的種姓制度中也留下了濃厚的印跡，印度四大種姓的“吠舍”，主體就是工商人士。吠舍的地位雖然低于婆羅門（祭司）和剎帝利（武士貴族），但是同屬于高種姓集團，并未受到嚴重的歧視壓迫。很多吠舍商人的富裕程度甚至超過了婆羅門和剎帝利，這一傳統甚至沿襲至今——不僅印度首富、信實集團掌門人穆克什就是吠舍種姓出身，大量印度中產也屬于“吠舍”。

收藏于倫敦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的畫作描繪了穿梭于絲綢之路的阿富汗馬隊，他們將馬匹帶到旁遮普的牲畜集市，再帶著印度布料回程

因此，英國殖民統治時期，英國商業-金融服務業體系比較順利地融入印度社會，本土的商業人士在后來的獨立運動中也成為了中堅力量。印度建國后雖然引入了蘇聯模式，商業、金融等第三產業并沒有受到打擊，這也構成了印度經濟“半蘇式”的重要特征。

20世紀80年代，印度服務業更是借助“外力”，進入快速增長期。最初的動力多少有點無厘頭——遠程售后服務成了印度服務業外包的第一桶金。由于勞動力成本激增，歐美發達國家的企業為了節省人工成本，紛紛把遠程售后服務轉向海外。但是，這個業務倒也不是哪里都能接的。首要條件當然是充足且廉價的勞動力，其次還要有基本的英語會話能力，能夠有耐心細致的服務意識當然就更好了。印度就成了不二之選。

印度的勞動力量足價低自不待言，人口數量最大的英語國家也是毋庸置疑的。雖然印度人的英語口音太重，被譏笑為“咖喱味”，但是基本對話還是可以的。甚至印度人磨磨唧唧的悠哉性格，也成了服務業轉移的加分項。最絕的是印度和美國日夜顛倒的時差，居然也成了受到青睞的優勢，企業也省下不菲的夜班費，美國顧客解決了夜間遠程服務的難題。

數據顯示，印度在全球離岸BPO市場中占有65%的份額

因此，七八十年代全球產業鏈轉移，是花開兩枝。制造業代工洪流轟轟烈烈地奔赴東亞，服務業外包則是悄然轉向了印度。其實，早在中國成為制造業中心“世界大工廠”十年之前，印度就已經打出了“世界辦公室”的大旗。雖然只是處理投訴之類的基礎外包服務，但是規模確實可觀。上世紀九十年代，美國人打出去十個售后電話，有六七個都是通向印度的。

送上門來的服務業當然不是奉行計劃經濟的印度政府計劃出來的，算是意外之喜。雖然服務業的GDP產值計算比制造業要“吃虧”，賬面上的經濟貢獻有限，但是服務業外包也有自身的發展優勢——基礎設施投入要求很低?！笆澜甾k公室”不需要多少電廠公路，多拉電話線就成。電話鈴一響，就業崗位蹭蹭增長。另外，這種遠程的服務業外包不會觸動計劃體制利益集團的蛋糕，沒有多大阻力。因此，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印度社會很快就接受了自家大好青年被大洋彼岸的客戶罵罵咧咧賺錢的好營生。

純屬意外之喜的服務業外包，很快給印度帶來了更大的驚喜——軟件外包業務也轉移過來了。

軟件產業發展——英雄不問出處

上世紀九十年代，軟件產業蓬勃發展，急需擴大產能。印度又成了軟件外包代工的首選之地。勞動力量大價低的優勢外，還多了一個通信基建優勢——為越洋投訴搭設的電話線不就是天然的網線嗎？九十年代印度軟件代工產業的迅速崛起，并非奇跡，而是外包服務業的老樹新枝。

印度的短板是教育。即便按照能寫自己名字就算是識字的印度官方標準，印度人口的識字率也只是勉強過半。不識字不妨礙接電話，卻妨礙當程序員。好在印度人口數量如此龐大，僅僅一半認字的也夠培養出一支碼農大軍了。

至于所謂印度高等教育優勢吸引了軟件外包業務，是因果倒置的誤解。早年的印度高等教育資源高度稀缺，90年代印度高等學歷的人口比例不足5%，完全談不上“高等教育發達”。印度以極端精英主義方式培育的科技人才，大量出走海外，留在本土的主要從事政府主導的“面子工程”。所以，印度搗鼓火箭衛星還算有模有樣，但是經濟部門的科技人才嚴重匱乏。并不是印度的高等教育發達吸引了軟件外包，而是低端的軟件代工的技術門檻并不高，印度也能干。

印度高等教育普及度的提高，是大量服務業轉移后經濟改善的結果。更寬裕的財力、高學歷就業崗位的增長，印度政府這才有心、有力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高等教育事業中。饒是如此，印度也沒有所謂的高等教育優勢。

圖為印度頂尖高校印度理工學院。數據顯示，每年報考該大學的印度人有40多萬，但是錄取人數不足1萬人，錄取率僅在2%左右

2020年至今，印度高等學歷人口不足1億，占總人口比例不到8%，仍然大幅低于中國的15%。（印度高等教育沒有?？坪捅究频膶W歷劃分，所謂“印度本科以上人口比例9%，高于中國的6%”，實屬誤解統計口徑的烏龍）。

總之，九十年代印度軟件代工業務的崛起，是在八十年代服務業轉移的基礎上順勢發展起來的。遠程售后服務的卑微起點，卻為印度培養了一批熟悉國際商務的經營人才，和較為完善的電信基礎設施。再加上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印度得以無縫對接方興未艾的IT行業。

后發國家的經濟啟動并沒有什么神奇之處，只要少遏制、少干預，給點陽光就會燦爛。僅僅用了十年時間，本世紀初的印度軟件代工業就穩穩地坐在了世界第二的位置上，軟件出口的全球市場份額僅次于美國。

印度政府在軟件產業崛起過程中發揮的關鍵作用，就是沒添亂。同屬服務業的軟件代工業務在印度的處境和遠程售后服務一樣。這個經濟部門的基建投入要求低，與既得利益集團沒有沖突。所以，印度政府監管部門沒興趣動刀子。而且，軟件代工業務賺的是辛苦錢，規模雖大，利潤率并不高，印度稅務部門也無意特別關照。因此，在印度軟件業崛起的黃金十年，熱衷監管立法的印度政府在這一領域的立法紀錄為零，這是對軟件產業發展的最大支持。

時至今日，印度的軟件產能占全球的50%左右，全球互聯網產業離開印度就得停擺，并非虛言。但是，印度只是軟件產能大國，始終沒有成為互聯網時代的數字經濟強國。

外強中干的印度數字經濟

印度的數字經濟產業呈現出冰火兩重天的奇特景象。

印度的軟件代工業務如火如荼，每年為印度創匯兩千多億美元，是印度的創匯支柱產業。但是，國際市場風光無限的印度IT產業，在國內卻是發展緩慢。

2022年“印度互聯網普及率超50%”的消息上了各國新聞，評論者紛紛點贊“印度互聯網產業大有可為”?？墒?，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同年，非洲人口大國尼日利亞的互聯網普及率已經達到了65%。5億人口的尼日利亞，人均GDP剛剛過2000美元，比印度還低了一截。

印度達到50%的互聯網普及率和自己比，當然是進步巨大。在全球范圍內比較，卻是差距巨大。和尼日利亞是15%的差距，和東南亞六國是25%以上的差距。印度的數字化水平，至多算是勉強跨過了及格線，和印度“全球軟件大車間”的地位完全不相稱。

印度數字經濟產業正處于一種“外強中干”的尷尬局面——外向型業務很發達，但是國內產業落后?；ヂ摼W基礎設施薄弱，是最大的短板，根子還是保護主義和高度管制的老問題。

印度電信業是保護主義、管制的重災區。國營和國有參股的少數寡頭企業高度壟斷，但是自身技術水平和資金實力都存在嚴重短板，效率更是典型的“印度時間”。因此，拉電話線的傳統業務還算差強人意，面對移動互聯網革命卻是應對乏力。搞了那么多年算是“普及”了3G。4G占比三、四成，集中在經濟相對發達的西南五邦中心城市。至于5G，還停留在紙面上。印度電信企業是業務低能，能耐全用在坑外企上了。英國跨國電信巨頭沃達豐在印度的魔幻經歷，已經成了印度坑外企的“標桿”。最終沃達豐只能把印度業務的大部分股份“上繳國家”，由國營的印度電信接盤，黯然退出。

2007年，英國電信巨頭沃達豐因一筆收購業務被印度政府要求支付22億美元的資本利得稅。印度議會對1961年所得稅法進行修訂，強迫沃達豐繳納稅款

保護主義的強力排外同樣限制了印度IT產業的對外開放。谷歌、亞馬遜等美國互聯網巨頭都收到過印度政府的巨額罰款賬單。今年3月份，印度的一家上訴法院維持了該國反壟斷監管機構對谷歌公司的1.6億美元罰款，谷歌將為安卓系統的“壟斷地位”埋單。

相對其它跨國巨頭動輒數億、十數億美元的天價罰單，美國大廠的待遇相對好一些。畢竟這些印度軟件外包業務的七成來自美國，印度人對這些大甲方多少還有些忌憚。但是，這些跨國巨頭所受到的“優待”也僅限于此，業務發展處處受限，印度市場好看不好吃。

2020年，蘋果供應鏈企業緯創在印度的工廠，遭遇工人的打砸搶，造成約4700萬元人民幣的損失

限制跨國互聯網巨頭開拓印度市場，并不能起到促進本土IT企業發展的作用。軟件制作企業要“出口轉內銷”，就要面對印度糟糕的營商環境。行政監管、立法的合規性迷宮、復雜多變的稅務迷宮，豈是區區初創企業能克服的？

基建硬件和經營環境軟件都不行，印度的軟件產能停留在了外包代工的階段。印度沒有中美那樣的互聯網大廠，只有互聯網“大車間”——印度十大IT企業都是軟件外包業務為主的“替他人做嫁衣”。

互聯網產業最有價值的產品并不是一行行代碼，而是品牌及品牌背后的平臺生態。印度只有代碼，沒有品牌，是公認的產能大國，卻遠遠談不上數字經濟強國。

從做大到做強，印度的數字經濟需要硅谷的海外援軍。

只有改革開放一條路

真正的印度頂尖IT精英并不在國內的十大軟件外包企業里，而是在硅谷擔任高管。

選擇印度裔CEO的美國科技企業名單很長，微軟、谷歌、IBM、Adobe、美光科技、Twitter、Palo Alto Networks、VMWare、Vimeo、WeWork等等，有萬億市值巨頭，也有各細分領域的頭部。而且，這個名單還在代際傳承中不斷擴大。2021年推特聯合創始人、掌門人、印度裔的多西交班印度裔后輩阿格拉瓦爾，極具“印度裔統治硅谷”的象征意義。

圖為IBM現任CEO Arvind Krishna。他1962年出生于印度安得拉邦，1985年本科畢業于印度理工學院，與谷歌CEO皮查伊、哈曼國際CEO Dinesh Paliwal是大學校友

這些印度裔CEO都是第一代移民，人生軌跡很相似，印度讀大學，赴美深造，學成后在硅谷打工創業，成為硅谷管理層的中高層精英。作為第一代移民，這些印度裔硅谷精英和母國還有很緊密的聯系，他們源源不斷匯回老家的僑匯是印度出口業以外最重要的外匯來源。比僑匯更重要的是，他們執掌的美國科技企業，給印度軟件代工企業發去了大量訂單。

然而，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這些跨洋成功的印度科技精英激勵了無數印度年輕人投身互聯網產業，為印度儲備了一支強大的海外技術力量。只要印度的營商環境得到改善，這些海外游子就會帶著硅谷技術和納斯達克資本點燃印度數字經濟的熊熊火焰。正如本世紀初前后，中國的硅谷精英紛紛選擇歸國，點燃了中國互聯網產業的爆發式增長。

但是，吸引硅谷的印度精英歸國，印度政府還要做許多。更準確地說，是要少做許多。目前看來并不樂觀。近年來，印度政府追隨歐洲，大搞互聯網立法，個人數據保護、反壟斷、電商等等，體現了“立法大國”、“監管強國”的魄力。這當然是印度政府對國內互聯網產業發展高度重視的體現。

這可以視為一個不祥之兆。根據歷史經驗，凡是印度政府高度重視，推動立法、頻繁出臺政策、強化監管的產業部門，無一例外地都被搞砸了。政府的“重視”滋生了大量的利益集團，導致被“重視”的產業要么成為這些利益集團的盤中餐，要么成了他們的禁臠。早年的軍工重工，后來的汽車工業、典型產業，以及最近備受重視的“印度制造”，都在印度政府高度重視的“慈愛目光”中灼燒成了殘廢。被印度政府忽視的外包服務業，反而長勢喜人。如果印度政府真的能從一系列高度重視的失敗中吸取教訓，那么他們唯一應該做的，就是大力改善營商環境，而不是自信滿滿地扮演“產業慈父”。

莫迪政府的政策悖論

其實觀察印度經濟并不需要很復雜的理論分析，只需要觀察硅谷“印度軍團”的選擇，沒有人比他們更懂印度，也沒有人比他們更懂全球科技產業。當他們大舉歸國創業，意味著印度互聯網產業，乃至整個印度經濟真正開始發力。

這在莫迪任內多半不會發生。這位熱衷推動經濟發展的“仙人”總理同時還是一位不遺余力推廣“喝牛尿有利健康”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狂熱信仰者。他似乎沒有意識到，他的民族主義政治目標和發展印度制造的經濟目標，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有限的改革、半推半就的開放，“印度制造”、“印度代碼”的天花板都不會高。

2014年3月，莫迪和他的好友——印度家喻戶曉的瑜伽大師拉姆德夫在新德里參加瑜伽節。后者創辦了Patanjali品牌，主打包含牛尿的藥品、食品、護理品

閉門造車的世界大工廠是不可能的，規模龐大的軟件業只會止步于替他人做嫁衣的代工大車間。印度“人口眾多、勞動力價低量足、市場潛力巨大”的神話還可以再講一百年，但是改革乏力、開放受限的印度還是那個印度。

班加羅爾的科技之光，只是風中燭火的裝飾品，照不亮這片棕黑色的混沌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