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格特約作者 胖馮

導讀

明治維新后，日本迅速走上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并最終吞下戰敗苦果，但其企業改革經驗，依然值得我們重視。19世紀70年代，啟動改革不久的日本政府，很快意識到發展國有企業的弊端，轉而支持民營企業，并培育出一批世界級的公司。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主要來自于內部，通過體制改革釋放新的增長紅利，是回應增長挑戰的利器，這一點應成為當前共識。

1876年1月25日上午，河北保定。一個日本人和一個中國人來了一番很有意思的對話。

一邊是29歲的日本駐華公使森有禮，一邊是54歲的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兩代人的對話。

這時候，中日兩國都處在一段難得的安定時期，各自在國內開展經濟建設。日本在搞明治維新，中國在搞洋務運動，都在建工廠、造槍炮。

但實際上區別很大。

傳統服飾之爭

整個對話，森有禮說的都是英語。而李鴻章旁邊是一名翻譯。

兩個人的穿著打扮更是大相徑庭。李鴻章穿的是清朝傳統的官袍朝靴，留著辮子。森有禮穿的是歐美式的西裝和皮鞋，頭發也是西洋式的中分短發，而不是日本那種把前面一半頭發全部剃光，后面留著發髻的傳統男性發型。

森有禮被稱為“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1875年任日本駐中國公使

兩人對話的一大沖突，就發生在穿著這個話題上。

簡單翻譯，大意如下：

李鴻章：“近來對貴國所作所為很是贊賞，然獨有一事不明，貴國為何模仿歐洲，舍棄傳統服裝而穿著西裝？”

森有禮：“這個道理很簡單。我國舊有服裝（和服）穿著寬闊爽快，但只適合與世無爭安逸度日的人。對勤勞干事的人來說不適合，所以改了。我國從中受惠良多。”

李鴻章：“衣服制度，乃是人們追憶祖先遺意之所在，在子孫者，宜當引為貴重，萬世保存。”

森有禮：“如果我國的祖先活到今天，在這件事上的做法跟我們一定沒有兩樣。一千年前，我國祖先發現貴國的服裝比我國的更好，就采用了。無論什么事情，只學好的，是我國的一大優點。”

李鴻章：“貴國祖先采用我國服飾，堪稱最賢之事。我國服飾乃是織品，甚為便利，貴國國內原料也足以制造。現在模仿歐洲服飾，真是莫大浪費。”

森有禮：“雖是如此，但在我們看來，貴國衣服，論精良與便利還不到歐洲服飾一半。如頭發長垂，鞋大且粗，最終不能為我國人民適應。貴國諸般之事，思之皆不能行之于我。”

“至于改穿歐洲服飾，如果讓一個不懂經濟原理的人來看，的確浪費。但您也知道，勤勞乃富榮之基，怠慢乃貧窮之原。我國舊服飾寬敞松快，適合怠慢而不適合勤勞之人。我國想用勤勞致富替代怠慢致貧，因而舍舊就新。現在投入一點，將來可以期望無限回報。”

中日改革競賽

近代以來，日本跟中國其實是一對難兄難弟。

兩國都是被西方的大炮轟開國門的，日本的命一點兒也不比中國更幸運。美國軍艦直接開到東京灣，炮口頂著日本人的腦門下令：如不開放國門，立即交戰。日本只得忍氣吞聲。

出讓租界、商品傾銷、片面的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不平等條約……一個都不能少。在日本著名維新思想家福澤諭吉筆下，當時的日本是：

“試看今日都下之情景，騎馬乘車、趾高氣揚、令人回避者，多是洋外之人。偶有巡邏、行人抑或馭者車夫，與之發生口角，洋人則旁若無人手打腳踢，而我國侍懦卑屈之人民竟無還手之力……其狀恰如弱小之新婦在老悍之姑婆身邊一樣。”

為什么日本人不敢還手，看一眼都知道。兩百多年來日本閉關鎖國，足足吃了兩百多年素食。由于常年缺少蛋白質，男子平均身高還不到1米5。要跟牛高馬大的西方人動手，從個頭上就先矮了三分。

見識到差距以后，日本人迅速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全盤西化運動。

1871年，日本派出50多名政府少壯派官員組成的考察團，先后考察歐美12個國家；

1872年，政府下令，廢除傳統服飾，正式禮服一律改為西服；仿造美國軍隊樣式，為日本軍隊統一制訂西式制服；

1873年，明治天皇身著西服、采用西式中分發型的照片被下發到全國各地懸掛，令官民朝拜、效仿。日本二百多年來的素食制度被廢除，政府號召，國民應吃牛肉、喝牛奶，以改善體質……

吃和穿只是生活層面的改革。日本人的思想還有更大的改變。

在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大英帝國，日本考察團足足考察了25個城市。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工廠是國家強盛的基礎。只有發展工業，才能富國強兵。

這個代表團里有個大久保利通，被稱為“日本維新三杰”之一。他回國后，很快寫了一份報告，叫《有關殖產興業的建議》。其中有幾句話，今天看來仍不過時。

“大凡國家之強弱，系于人民之貧富。人民之貧富，系于物產之多寡。而物產之多寡，在于是否勉勵人民之工業。”

很快，日本政府發行大筆公債，用來引進西方的工廠、機器、技術，雇傭西方的經理人和工程師。很快建起一系列的工廠。

1865年，晚清最大的軍工廠——江南制造總局成立。圖為炮廠車間

而中國這一邊，干的事情也差不多。李鴻章帶頭搞起洋務運動，口號是“自強”“求富”。

他的思路，我們今天已經知道了。那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官袍、辮子，乃神圣不可侵犯之物，萬萬不能動搖。

日本國企折戟

一開始，日本跟中國一樣，搞的都是國企。由政府直接出面，買地皮、買設備、雇員工，從事生產。

這也是無奈之舉。剛剛改革開放的日本，民間既無資金，也無技術和管理人才，商人也多在觀望，沒有投資的能力。就這樣，日本的鐵路、礦山、水泥、玻璃、造船等一批國營企業，有模有樣地建立起來。

政府的口號是“勸業”，想靠這些企業給民間做示范。但是沒多久就發現不對了。有一些企業的確盈利了，但大部分都處于虧損狀態。

國企算的是政治賬。因為知道自己的“勸業”性質，它們并不把盈利放在首位，沒有興趣進行精細的成本核算，只要造出東西來就可以交差。賣不出去就堆在倉庫里。

它們也不去研究市場，打開銷路。就這么一家企業，還是國企，老百姓不買它的又能買誰的呢？如果賣不出去，企業虧損，那就向政府要補貼。不然企業關閉，國家損失可就更大了。

大藏卿（財政部長）不得不檢討：

“政府直接管理的許多事業完全無利可圖，不但不能成為國庫的財源，而且有成為庫款的漏卮之勢。”

而且，政府的初衷也完全沒有達到。創辦國企不但不能“勸業”，反而讓民間更不敢興辦類似的企業。道理也很簡單：你怎么敢跟政府爭利？

報紙《自由新聞》的社論主筆田口卯吉批評說：

“何謂勸業？是謂政府從事制造乎？此乃實際阻礙民間同種行業之興起，絕不能達成勸業之目的。”

讓日本政府對國企徹底失望的導火索，是1874年的“征臺戰爭”。日本出兵侵略中國臺灣，當務之急就是運兵。

當時，實力強大的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占據了日本海運的幾條主要航線。日本人想雇它，但美國不愿趟這趟渾水，拒絕了。于是，政府又把目光投向國有控股的“郵政汽船公司”，它有24艘蒸汽船。

郵政汽船公司的船都是“老破小”，它也怕自己擔不起這樣重大的任務，推三阻四不接活兒。理由是：船只性能不行，需要進口。而且即使進口了足夠的船，我們也沒有足夠的人。實在抱歉！

日本政府氣得夠嗆，又無可奈何。這時，有個在日本政府當顧問的美國人建議說：有一家叫“九十九商會”的民間航運公司，雖然規模不大，只有6艘蒸汽船，但它善于經營，效益很好。不如讓它試試。

“九十九商會”的創始人叫巖崎彌太郎。這個人是個下海經商的小公務員，蠻有企業家精神，經過仔細核算，他跟政府簽了協議。日本政府花錢進口13艘蒸汽船，借給他的公司。一邊學習駕船，一邊摸索航線，一邊開始運輸。

這場戰爭最終沒有打起來，中日兩國簽署了合約。但巖崎彌太郎證明了自己。

到當年年底，他的公司共完成24次運輸任務，沒有出現任何問題。由于精打細算，不但收費很低，企業還有所盈利。日本政府非常滿意。

第二年，那家郵政汽船公司最終維持不下去，破產了。日本政府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它的資產連同那13艘蒸汽船全部無償交給巖崎彌太郎，扶持他與美國人競爭。

巖崎彌太郎也很爭氣。僅僅兩年時間，他就發展到擁有國內蒸汽船總噸位的73%，手下員工三千多人天天996，不但迫使美國、英國的郵船公司退出日本市場，還開辟了日本有史以來第一條海外航線——大阪到上海。

1874年，三菱成為當時日本第一的海運公司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只講一個故事。

公司有個高管叫近藤廉平，后來當上了公司的總經理。就是這位未來的總經理，有一天寫家信的時候，無意中抓了一張公司的信紙，被巖崎彌太郎發現了。

他當即宣布：為了這張一分錢都不值的信紙，近藤當月的70元月薪將被扣除15元。

巖崎彌太郎的公司最終又把業務發展到金融、煉鐵、信托、采油……最終成為日本國內最大的企業集團之一。它的名字也改了幾次，最終就是我們今天知道的：

三菱。

從三菱開始，日本政府痛定思痛，徹底改變了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要來真格的了。

民營經濟崛起

在三菱事件之后6年的1881年，日本政府成立了一個新的部委，就叫：

農商務省。

這個部門的職能，有點類似于農業部+商業部+工業與信息化部+發改委。它的第一號任務，就是加快速度，把大批國企賣給民間。

換句話說就是“國退民進”。

日本人意識到：這條路走錯了。要真正把日本變成工業國家，政府必須退后一步，鼓勵市場競爭。

一開始，政府只想賣掉那些虧損的企業，而保留少數能賺錢的企業。價格定的不低，還必須一次性付款。根本沒人買。

直到政府一位叫大隈重信的大佬發話：

“沒有收益的官辦事業改稱民業，或許也能有所收益；有收益的官辦事業若依然官辦，則將誘發政府專辦之勢，違背當初勸業目的之宗旨。”

日本政府想明白了。迅速指令農商務省降低國企的價格，而且允許民間企業分期付款。

比如：

日本第一家玻璃工廠——“品川玻璃制作所”，政府投資19萬日元，只以8萬日元就賣給了商人西村勝三，而且可以分55年償還；

這家公司，就是如今執日本耐火材料之牛耳的品川耐火材料株式會社，產品行銷50余個國家。

日本第一袋水泥的生產者，“深川工作分局”價值17萬日元，以7萬日元賣給了商人淺野總一郎，分25年償還；

有了這家公司，淺野總一郎從一個賣糖水的路邊小販最終成為日本的水泥大王，跟三菱一起位列日本“十大財閥”之一；

跟政府關系良好，在關鍵時刻靠得住的三菱自然更是獲益良多。政府投資62萬日元的長崎造船廠，作價54萬日元賣給它，分25年支付；但它最終只付了9萬。

日本政府這次拋售國企的決心和力度，在世界歷史上也屬罕見。它不僅讓政府丟下了沉重的財政包袱，救活了一批奄奄一息的虧損企業，而且引發了民間的投資興業熱潮。

從此，日本的紡織、機械、鐵路等事業轟轟烈烈地發展起來。僅經過一代人的時間里，日本就從蕞爾小國迅速“彎道超車”，實現了初步的工業化。有了實力做后盾，日本把西方列強加給它的那些不平等條約也都陸續作廢了。

到甲午戰爭前夕，日本的土地稅在國家財政比重中已經只占三分之一多，鐵路總長度已達3000公里左右，是中國的十倍；

日本政府的財政收入在20年間增加了三倍，以中國1/30的國土面積和1/10的人口，在財力方面做到了跟中國并駕齊驅；

同時，日本政府還可以把國家力量集中到軍事工業上。在步槍、火炮、鐵甲戰艦等兵器方面，日本已經開始自行研發和制造。而中國卻一切都要依賴進口。

這些年間，中國卻始終在堅持洋務運動，在“官督商辦”的死胡同里轉圈。

日本人能走出這樣一條截然不同的路，跟他們的思想是分不開的。

一個國家的原有文化背景越深厚，在接受外來文明時就越多地排他。

福澤諭吉在他的書里把世界上的國家歸為三類。中國和日本同屬一類，“半開化”國家。他說：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日本是比中國容易的。

早在1862年，另一位維新領袖高杉晉作到上海考察，特意去逛書店，想盡可能多地尋求信息。

他偶然間問了一句：魏源著的《海國圖志》有嗎？

這本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詳細記錄世界各地歷史政治、風土人情，號召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書，在日本先后出過20多個版本，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超級暢銷書、現象級產品。

然而，在它的故鄉中國，這本書竟然已經絕版。

中國的書店里擺賣最多的，是如何應對科舉考試的書。

獨立精神之辯

李鴻章和森有禮那番對話二十年后，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中國慘敗，老大帝國敗給了蕞爾小國。李鴻章耗費半生心血建立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

李鴻章親自前去日本談判議和，最終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賠款2億3仟兩白銀。他引以為椎心之痛，終身不肯踏上日本國土半步。

1895年4月，李鴻章在日本馬關（今日本下關市）春帆樓同日本代表伊藤博文簽訂了《中日講和條約》

這次談判的情景，被很多美術品和照片記錄下來。今天，我們仍然能看得到。

坐在談判桌前的雙方，依然一方是官袍朝靴，留著辮子；一方是西裝革履，中分短發。

不知此時的李鴻章，是否想起了二十年前那番關于衣冠服飾的對話？

時至今日，他又會是什么心情？

在那番對話的最后，他有些聽不下去了，問：

“貴國全部放棄舊式服飾，效仿歐洲穿著，貴國的獨立精神多少被歐洲人支配，閣下不以為恥乎？”

森有禮回答：

“毫無可恥。相反，我等以此變革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