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我成為了一名身著橄欖綠的警察，依然記得當時內心的激動和自豪，那一刻我暗自立下誓言，一定要做一名優秀的警察。但是真正工作了一段時間后才發現無論做什么都與錢有關，所做的事并沒有那么高尚，從事這份職業就是為了養家糊口。

記得一位級別不低的領導醉酒鬧事，打作服務員，我一定要處理他。上面領導的領導打來電話，我不為所動。我的一位公安大學出身的領導對我們說：“你們都是混口飯吃”而已，做事不要太執著，你這樣做會得罪所有的人。我沒辦法，只好調解了事，這與我當初理想嚴格執法是背道而馳的。

那年代警察的日子并不好過，當時供房、供車要錢；贍養父母要錢；家庭生活要開支，早上一睜開眼就是錢，而工資只要打到銀行卡，基本上不到月底就光掉了。

因為相對貧窮，所以得不到組織的提拔重用。為什么呢？我們所在的是“人民政府”，如果朝中沒“人”，那真是寸步難行。那個年代公務員不好當，靠“實干提拔”就是個笑話，老同志告訴你要“提錢進步”，沒錢就只能做著最苦的活，到年終領導看你確實辛苦了，就給個優秀或先進安撫一下你的情緒，甚至為了一個“優秀”的指標，男民警在權力面前要陪著諂媚的笑臉，女民警有可能被權力潛規則。

當年那些提拔重用的民警大都是家庭條件比較好，有錢送禮的民警；還有會喝酒的民警，喝醉之后與領導稱兄道弟；會拍馬屁的民警，把領導哄得舒舒服服。當然也有例外，有一個經濟條件一般的民警也提拔了，后來才知道他的同為民警的老婆和某局長有一“腿”，真是欲戴官帽，先戴綠帽。

那些陳年往事就不多提了，反正那時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時候。2008年到2010年我在禁毒大隊擔任偵查員，那段時間與一些窮兇極惡的毒販作斗爭，經常經歷生死考驗。我當時覺得死亡并不能讓我恐懼，我兒子已經4歲，如果我犧牲，會成為萬人景仰的烈士，組織上會照顧我的家庭，而且我的兒子也可以接班成為警察，有固定工作，我根本不怕死。真正讓我怕的是“糖衣炮彈”對人性的考驗，稍有放松，節操不保。

我當時只記得那是一個冬天的夜晚，我和同事們一起辦理一宗部級目標案件。我們中隊長帶著我們在一條高速公路的服務區截住臺灣籍毒販，毒品數量夠槍斃他好幾次了。毒販作著最后的掙扎和自救，他對我們說：“朋友們，我這輛豐田霸道，40萬，在尾箱還有120萬，放我一馬！我求各位了。”

說著他跪在我們面前，“真誠”的眼淚流了下來。我的惻隱之心大慟，差點與他共情起來。

中隊長冷冷地看著他，好像在說：你是怎么混的，死到臨頭還這么啰嗦。

中隊長不為所動，立即向上級匯報，增援的警力在副大隊的帶領下很快過來接手。我們的副大隊長對毒販說：“生與死，現在就看你的立功表現。”

毒販并沒放棄生的希望：“在我的家里還50萬毒資，我全部交出來，這應該算我立功吧？”

毒販把他的住址和鑰匙交給我們，我和中隊長一起去取贓款、毒資。我們很快到達毒販的住址，把出租屋打開，發現里面已經很久無人居住，散發著一股霉味，如同進入古墓之中。

在臥室里有一個軍綠色的保險柜特別顯眼，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大的保險柜，應該是用來裝文件的。我們打開保險柜，里面全是一捆一捆的百元大鈔，特別亮眼的粉紅色，撲鼻而來的是油墨的清香。這一清點足足20捆，200萬。

沉默、靜默、死一般的寂靜，整個房間頓時被一種詭異的氛圍所籠罩。我看了一眼中隊長，他面色凝重，猶豫了片刻，毅然打電話向指揮部匯報：我們搜出了200萬元毒資，請求支援。

塵埃落定，支援警力很快就會過來，別去打這筆巨款的主意了。

2008年的200萬是一筆巨款，我們兩個人經歷了一場人性的考驗，我相信中隊長猶豫的片刻內心深處一定經歷了一場戰爭，理智戰勝了欲望。人人都有貪欲，一旦破防，后果難以意料。即使暫時得逞，也會在精神上背上沉重的枷鎖，一生不安。而我也慶幸中隊長抉擇，我承認，內心在那一刻左右搖擺，險些失去理智，那是錢，也是房子、車子、位子，在即將萬劫不復的關頭，我們兩個緝毒刑警作出了正確的抉擇，至今我不曾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