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連》，一部與《西線無戰事》《永別了，武器》齊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反戰小說”，看到這本書的封面介紹我吃了一驚。《西線無戰事》、《永別了，武器》（點擊藍字可跳轉）我都看過了，但《K連》好像名氣不大呀？

作者威廉·愛德華·坎貝爾（William Edward Campbell），筆名威廉·馬奇（William March，March有“行軍打仗”之意），1893年生于美國南部。

1917年美國對德宣戰，他自愿參軍，服役于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二師第四旅第五團第三營K連，作為美國遠征軍的一員赴法國作戰，因作戰英勇榮獲“法國英勇十字勛章”、“美國杰出軍人十字勛章”和“海軍英勇十字勛章”。《K連》是他的處女作，根據親身經歷創作而成，具有濃郁的自傳色彩。

作為一部半虛構、半傳記的戰爭小說，《K連》以113名K連官兵的自述口吻，寫了113個活靈活現的小故事。他絕口不提戰爭的“光輝事跡”，反而“自揭傷疤”，寫出了戰場上的真實經歷和心路歷程，凸顯了“一戰”的“不義之戰”。所謂的勝利都是建立在血腥殺戮之上，所謂的英雄都是僥幸存活、把黑暗往事埋藏心底。

海明威對《K連》贊譽有加，但《K連》并未造就威廉·馬奇的文學盛名。

《K連》由一個個小故事組成，“K連花名冊”就是本書目錄，一個個名字背后是一條條不幸殞命或僥幸存活的年輕生命，“輕松的文字”背后是沉重的感覺。

▲ 《K連》（又譯《戰火風云》）電影海報（2004年）。

“一戰”期間，每個參戰政府都為戰爭制造美麗光環，但在上場的官兵眼里是怎樣呢？

在二等兵約瑟夫·德蘭尼眼里，戰場毫無人道，連上帝也厭惡。

我永遠記得那個令無數生靈涂炭的昔日戰場。來年春天，草兒長得比周圍的田野更加蔥郁茂盛，罌粟花愈發紅艷，藍色的矢車菊更加湛藍。它們漫山遍野地長滿整個戰場，一片片地沿著彈坑的邊緣和廢棄的壕溝生長，順著風吹過的方向形成一波波漣漪。它抹去了這片苦難之地的瘡痍，使之恢復了甜美平和的表面。望著眼前的小樹林或小山溝，你絕對想象不到一年前這里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妻子，但她認為這很好理解：犧牲并葬身于此的陣亡戰士們的尸身血肉，滋養了這片土地上的草木，使其得以茂盛地生長。她說，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然而，我無法贊同這個過于簡單的解釋：對我而言，上帝似乎對人類心存厭惡，厭惡他們永無止境地惡意相向，于是上帝盡快地掩埋了人類曾經彼此屠戮過的地方。

在中士西奧多·多諾霍眼里，戰爭就像一份工作，你不能一邊認為這個行業很糟糕，一邊巴望自己得到晉升或獎章。

我跟你講，戰爭和其他事兒一樣，也不過是一個行當。無論你在哪里入行，你都必須調整自己，適應它的特點，按照游戲規則出牌。

▲ 一戰期間的美軍。

在二等兵卡特·阿特拉斯眼里，戰爭的伙食太糟糕了。

這時，外出的人返回了戰壕，把我們的晚飯用飯桶裝著帶了回來。又是米飯，黏糊糊的涼米飯。當多諾霍中士把我的口糧分給我時，我已是饑腸轆轆，順手接了過來，但轉身就將它倒進泥濘中。然后，我回到了防空壕里，躺在床鋪上，像個嗷嗷待哺的嬰兒一般啼哭起來。如果他們時不時地給我吃一頓好的，我是不會對這場戰爭如此耿耿于懷的！

▲ 德軍在戰壕中捉到的老鼠。

在狙擊手中士威爾伯·蒂欽眼里，被他消滅的敵人像個木頭人。

你看，那些人離我很遠，狙擊他們不太像殺人，真的。事實上，我從沒把他們當人看，而是當成玩具娃娃。東西太小，人們就不太容易相信它懂得疼痛和哀傷。如果人類當中有一支種族，塊頭比我們的大拇指還小，即便世界上最好心的人也會一腳踩死他們中的某個人，且毫無愧疚。

在二等兵安德魯·勒頓眼里，戰爭沒啥高大上的。

他以前做過庭審書記員，部隊把他調到團部做軍事法庭的記錄。他記得最搞笑是有個士兵被下令加入工兵隊修路，被控違抗軍令、辱罵長官。雙方各找來三十多個證人，反復折騰了一個白天加半個晚上。

總之，我希望那些大談戰爭中的同舟共濟和高尚可貴之人，能夠去軍事法庭旁聽一下，他們很快就會改變主意，因為戰爭中盡是些庸俗齷齪、雞毛蒜皮之事，絕非他們想象中的那般高大上。

戰爭滅絕人性。

有士兵以為中尉整他，殺了中尉。

有士兵通過自殘逃避上戰場。

有士兵自欺欺人，不想聽到任何關于戰爭的爭論。

他們說，參戰者不過是為別人賣命的蠢貨，是可被隨手拋棄的棋子而已。有一陣子，聽到他倆這么說，我還與之針鋒相對，極力辯駁。后來，我不愿再去思考這個問題。即使他們說的事情都是真的，那我寧可不知道，因為一旦我想到那些事情是真的，我很可能會發瘋，甚至開槍自殺。

上尉命令把22名德國俘虜趕進山谷、殺掉他們。有士兵下不了手，覺得這樣殺死手無寸鐵的人太卑鄙齷齪了，也有士兵覺得“戰士就應該堅決執行命令。”

我站在那兒，按照命令繼續掃射著子彈……心里想著：我曾經學到的仁慈、正義和美德都是一個謊言……不過，世界上最大的謊言就是“神就是愛”這句話，這真是有史以來人類編造出的最可怕的謊言。

二等兵西爾維斯特·溫德爾要搜集每個陣亡士兵的具體事例，給親屬寫吊唁信。

我給每位陣亡者炮制了一段光榮浪漫的戰死沙場的經歷以及適當的臨終遺言，但當我寫完十三封回信時，我開始被自己炮制的謊言惡心得作嘔。

二等兵曼紐爾·伯特一直記得1918年10月2日那天，他在樹林意外遇到一名年輕德軍，兩人緊張萬分地打起來。

近身肉搏時，他的刺刀捅到了對方的下巴，直插下顎，深深地刺進了腦袋。他想抽出刺刀，可就是抽不出來，最后只能將刺刀從槍管上卸了下來。

之后，他幾乎忘了這個德國小伙子。直到戰爭復員后，他又開始想起那人了，面容十分清晰，連睡著都會夢見那人。那人叫他把刺刀拔出來，又問他為什么非要你死我活，本來“我們之間有很多事情可以聊。”

我們大家都知道，生命是如此美好，但轉瞬即逝。為什么人們要彼此嫉妒呢？為什么人們要彼此仇恨呢？為什么我們不能在這個美麗、廣闊的世界上和平共處呢？

二等兵科林·厄克特說參與戰爭的都是罪人，“將敵人屠戮殆盡，又大肆贊美本國軍人的野蠻行徑”。

作為一名職業軍人，我在部隊服役的三十年里也算見多識廣。我曾目睹過許多人在痛苦、饑餓和死亡面前的反應，但我從中懂得的全部道理只有一個：沒有任何兩個人對這些事情的反應是一模一樣的，也沒有任何一個人經歷過這些事情而無所改變。我一直驚詫于所謂“人性”的時善時惡，驚詫于 “人性”在善與惡之間形成的一種愚昧而盲目的平衡。

戰爭充滿血腥、殺戮，但也有不可思議的溫情時刻。

歷史記載了“一戰”期間的“圣誕停火事件”：1914年的圣誕夜，整個西線德軍和英軍雙方沒有下過停火命令，雙方卻自動停火了，還成為“短暫的朋友”。

▲ 西線戰場上1914年圣誕節，英德士兵從戰壕走出來一起踢足球。

二等兵普萊斯·揚西說了他的遭遇。

當時他們接防法軍，河對岸是德軍。法軍告訴他們規矩：德國人上午來河里游泳、洗衣服、摘岸邊的樹上果子吃，下午換成他們。美軍接防后也依照這條規矩，一切井然有序，平安無事。

一天上午，德國人留下一封致歉信通知他們，當晚10點必須躲進掩體，德軍將炮擊他們的營地，持續20分鐘。果然，那晚炮擊如期而至，他們部隊退后了一千碼，無人傷亡。于是，他們度過了愉快的十二天，可惜很快又調防了。

我們都懂得了一件事：如果交戰雙方的普通士兵們能夠沿著河畔聚在一起，彼此冷靜交談，任何仗都打不過一個星期。

據統計，“一戰”歷時4年，傷亡人員約3000萬。

K連，1917年12月12日晚上10:15于法國凡爾登投入戰斗，1918年11月11日上午在布爾蒙地區附近結束戰斗。

戰爭結束了，但生活仍在繼續。

二等兵亞瑟·克倫肖退伍返鄉，鎮上舉行 “克倫肖節” 慶祝，一家銀行的董事長擔任主持人，回顧他的戰時事跡。慶祝活動結束后，市長還親自駕車送他回父親的農場。

他因為傷痛不能再干繁重的農活了，開始考慮以后何以為生。他想辦個養雞場，第二天就去銀行找董事長申請貸款。昨天董事長還說全鎮人都對他心存感激，無以為報，你猜會借錢嗎？開玩笑啦。

《K連》記載一戰期間美軍官兵的經歷和感受，這些故事以小見大，折射了戰爭的“罪與罰”，人性的“光與暗”。

作者身為獲得勛章的“戰爭英雄”，卻毫不留情地揭露戰爭的丑惡、血腥、殺戮真相，戳穿政府鼓吹的“正義之戰”光環，表達了強烈的反戰情緒。

在書中，二等兵約瑟夫·德蘭尼的妻子認為槍殺手無寸鐵的俘虜太殘忍了，也太不公平了。他問：難道空襲就更人道了嗎？

“可那終歸沒有槍殺戰俘令人厭惡。”我妻子固執己見，她接著說，“你知道，飛行員根本看不到炸彈在哪兒開花，也不清楚他做了什么，因而他不必對此真正負責。可是，你書里描寫的那些人卻讓戰俘活生生地站在面前……這根本不是一碼事。”

作者的創作動機借書中人物之口說了出來。

我心想：我寫這本書，原本是為了記錄我所在的K連的故事，但現在我改變主意了，希望這本書所記錄的是每一支軍隊的每一個連的故事。如果這本書里里外外全是關于美軍士兵的，那是因為我只知道美軍士兵的情況．換上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場景，我所描寫的對象也可能是法軍士兵、德軍士兵、英軍士兵或者俄軍士兵。
接著我又想：我希望有一種辦法可以把這些故事串起來，一個個地釘在巨輪的楔子上，轉一整圈。然后我會越來越快地轉起這個輪子，直到我所描寫的人和事變得鮮活起來，成為整個故事的一部分。它們逐漸靠近彼此，走進彼此，相互交疊，最終融合成一個有機整體，一個永不停息的苦難之輪——這就是戰爭的畫卷。輪子轉動的聲音，人們或哭或笑，或祈禱或咒罵所發出的聲音，與戰爭中墻壁倒塌、子彈飛過、炮彈開花所發出聲音交相呼應……

（本文圖片來源于網絡，大多是一戰期間的歷史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