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第三屆長三角產業發展合作論壇上的發言（2023.10.20）。

尊敬的周漢民主席，張皓會長，尊敬的各位到會的嘉賓，各位企業界的朋友，大家好！很榮幸有這個交流的機會，我借今天這樣一個論壇來談一下自己以研究者定位怎么認識擴內需背景之下的民營企業市場機會和使命擔當，這也是張會長跟我聯系的時候希望我來聚焦的一個主題。

首先，我要向各位勾畫一下我對擴內需這個中央特別強調的經濟工作方針相關背景的認識。從一個經濟體自己和自己比、自己和別人比不能不用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度增速曲線圖上，我們可以看得比較清楚，在過了千年之交后，中國在2003年成功抵御了當時的SARS非典的疫情沖擊，當年就站上了兩位數高速增長這樣一個高位，然后出現了黃金發展期特征的一路向上，2007年曾經高達年度增速14.2%，而沒有特別明顯的物價上漲。但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之下，速度迅速下調，我們不得不應對必須使市場信心提振起來、“信心比黃金更重要”這樣的現實局面，來實施四萬億一攬子政府投資計劃，那時候就是在擴大內需。

在2010年，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機之后，我們的增速又站在了兩位數上，當年報出的是10.6%，但也就在接近這一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決策層給出的是一個帶有哲理意味的“穩中求進”的指導方針，從此之后“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就年年講，季季講，時時講，一直說到現在。今年兩會上新任總理李強同志又特別強調了，先是講三個穩，第一就是穩增長，GDP增速指標所代表的經濟景氣水平、增長速度的狀態，實際上隱含著的就是我們實現新的“兩步走”這樣的現代化戰略目標——當然這是關系整個中華民族所有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中心工作任務，必須有一個保證速度。追求高質量發展，需告別高速增長，以中高速為合理區間來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那么在量值上，其實必然還要有一個所謂“合理區間”的速度保證支持。這個中高速在去年我們沒有實現——去年全年只有3%。李總理又特別強調，跟著的還要有就業優先必須考慮的穩就業，這是關系到整個社會和諧穩定非常重要的一個支持因素。當然，還有老百姓過日子非常敏感的物價要穩住。除了這“三穩”之外，其他還要的穩外資、穩外貿、穩投資、穩預期等等，其實一個都不能少。

在這個“穩”字當頭的運行過程中，有四種影響因素決定著速度在下行。第一個是在2010年的時候中央就認識到經濟起飛的高速特征伴隨的是粗放發展，這帶來的“矛盾累積、隱患疊加”必須消解。所以，要犧牲一些速度。按照一般的發展經驗，我們要轉入一個更多注重高質量發展的中高速狀態，這個階段轉換是必然要到來的。第二個影響因素，是我們本來在處理這個“L型轉換”的階段性問題，已經見到了有可能在2015年以后一直到2018年長達12個季度6.7-6.9%的中高速平臺上，繼續往后“由新入常”的時候，中美關系的巨大變化來了，中美關系交惡的所謂貿易戰迅速表現為還有科技戰、外交戰、金融戰，還有大家擔心的擦槍走火的軍事熱戰風險等，使經濟增速擊穿了原來那個6.7%的底線，2019年只有6.1%了，2019年的第四季度落在整數關口6.0上。以后第三個不利因素又來了——2020年有三年大疫的開始，這個新冠疫情沖擊下，我們2020年是幾十年來最低速度的2.3%，第二年由于基數相當低，那年上半年的復工復產也比較好，全年是報出同比的8.1%，但是在2021年的下半年就已經表現出來又有明顯問題，第四季度同比只有4%的增長，滑出了中高速。所以，中央在2021年年底的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我們面對的是“三重壓力”：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這是最接近當下的挑戰性問題，其中有須糾偏的“雙重謬誤”，可列為第四個影響因素。

我們已看到，去年11月以后防疫抗疫的技術路線和政策做了重大調整以后，我國總體來說扛過了三年大疫高壓力區，現在雖然還要防止疫情的反復，但是有比較大的把握不再使疫情給我們的經濟社會生活造成前那幾年如此之大的制約和損害了，但是經濟的下行直觀看，還未完結。如果把這幾年做一個復合平均增長增速的平滑處理，那么可以知道，2020和2021年兩年的平均增長速度是5.2%，去年的3%和今年我們看起來可以實現的5%以上，合在一起，速度仍在繼續下行，哪怕今年是實現一般人已認為達不到的全年6%的話，兩年復合平均增長速度，也只有4.5%。所以，直觀地看，宏觀經濟在2010年以后的一路下行，哪怕今年同比站在了中高速的下沿5%以上，仍然沒有改變整個這條下行曲線的基本模樣。但同時，已帶來的一個契機是什么？如果我們今年同比站在5%以上，明后年不出現新低是不是可能？我覺得可能性非常大。那么2023年，就是一個從一路下行改為尋求“L型轉換”的契機之年，對這個拐點的意義千萬不要小看。在中央擴大內需的方針貫徹落實過程中間，我們要調動一切潛力和積極因素，爭取今年不僅完成在同比中高速合理區間的增長，而且明年、后年——“十四五”的后面兩年，我們繼續在中高速區間增長，以后這個L型轉換為平臺狀的中高速高質量發展的狀態，拉的時間越長越好。關鍵就是要在穩中求進的同時，實現把擴大內需和供給側改革相結合的高質量發展。

擴大內需，顯然對應的是沖抵經濟下行壓力問題，它是一個反周期概念——經濟低迷的時候必須擴大內需，這是個非常清楚的邏輯。同時，還有一個它與中央強調的更長時間段、跨周期的以供給側改革為主線推進現代化 “ 新的兩步走 ” 戰略實施這樣一個重要概念的結合。我們現在就是要以擴大內需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兩個概念在反周期和跨周期、短中期和長期結合的意義上領會中央的精神，把這兩個基本方針在現實工作中間統籌結合好。要以這樣的中央方針的貫徹，很好地去爭取中央關于 “ 十四五 ” 和2035遠景目標規劃所明確勾畫的2035年基本建成現代化這個戰略目標的如愿實現。這個實現的過程如果從研究者角度來看，實際上我們要追求的保證速度，可以比較粗線條地量化為15年年均增長4.9%左右。如果 “ 十四五 ” 期間后面的兩年，我們繼續把潛力發掘出來， “ 十四五 ” 的五年年均增長速度應該是高于5%，最好能夠在后面兩年有更好的表現。五年平均如果能達到接近5.5%左右，那么我們也還要有思想準備，一般的發展規律是基數抬高以后，速度的重心必然會往下調整，如果 “ 十五五 ” 我們的速度重心往下調整，五年平均增長速度往下落，我們希望最好不要擊穿5%； “ 十六五 ” 繼續往下落，我們希望不要擊穿4.5%。這樣一來15年算總賬，我們的增長速度能夠接近5%，那么就可以如愿實現總書記關于中央的《建議》作說明確提到的，我們在2035年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之年，中國的經濟總量或折為人均的GDP，比2020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這樣一個量化的概念，顯然不僅有經濟意義，還有整個社會發展中決定全局的現代化戰略實施的政治意義。

在這個背景之下擴大內需，又必須非常注重中央在三令五申反復強調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在今年的兩會上，領導人再次強調了民營企業、民營經濟“是自己人”的這個定位，領導同志也幾次說，對社會上關于“兩個不動搖”的錯誤議論要亮明態度、毫不含糊地予以批駁。在兩會答記者問的招待會上，新任總理李強同志他就帶了個頭兒，非常明確地說，去年一段時間社會上就有這種錯誤議論，使我們的民營經濟人士心生憂慮。顯然中央關注著我們民營企業在現實生活中間碰到的困擾，關注著怎么樣改變民營企業信心不足、預期不好這個現實問題。后面又有最高等級的中央、國務院聯名發出的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壯大的31條這種重磅文件——我知道在大標題上講發展過去就有，把民營企業的“壯大”直接寫上去表述出來，這是第一次，不僅要發展，而且要壯大。然后我們又看到國家發改委專門新設了民營經濟發展局，在后面“每日經濟新聞”報道出來，這個發展局工作伊始就宣布有700多項民營經濟的發展項目已經列入支持工作范圍，那么就對應了中央所說到的要推出一批“綠燈”項目。這都是非常值得我們看重的中央指導信息。也就在這個過程中，新任總理親自主持座談會，明確地說“完成整改”，指的是新經濟帶頭的頭部平臺公司他們“完成整改”這樣一個足以影響全局的支持民營企業提振信心、改善預期、更好發展的這一個概念的貫徹。

所以，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需要順應中央的指導精神，更清晰地看到在整個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早已經不止“五六七八九”份量的民營企業應該更好調動潛力活力。我知道咱們的企業聯合會、企業協會在實際生活中，大量的代表就是民營企業人士。中央指導精神之下，我們也可以領會，領導人說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中國14億人的民心，按照民營經濟來說，一定涉及是一半以上的國民——現在全國市場主體是1.7億個以上，這里面除了需要吊銷、實際上已經不再活動的一部分之外，至少有1.5-1.6億以上是在運行的企業和市場主體，而這主體里的98%都是民營企業，其中包括幾千萬個中小微企業，幾千萬個個體工商戶。那么我們就說所有這些主體里面每個主體平均的從業人數是三個人的話，馬上這就是接近6億人，再加上他們的家庭成員，那么可想而知，至少全中國14億人里面和民營企業有直接聯系的是一大半以上。我們共處一個社會再生產過程，還有很多混合所有制企業，還有上下游業務的緊密連接。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要都得到可持續的發展，“兩個毫不動搖”對接的，就是我們要在觀念上更清晰地來認識，共產黨由歷史決定的執政黨地位的執政基礎，當然既要包括國有企業，也要包括民營企業。在幾年以前討論中，當時還在位的國研中心的馬建堂主任就專門提出這個問題。試想，民營經濟已經有了這么大規模“自己人”的現實存在，怎么可能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

上面這些認識如果進一步明確起來之后，我們就要接著談一下民營企業現在面對著我認為值得看重的新一波市場機會。 前面強調了2023年是一個契機之年的特點，經濟波動狀的復蘇中間，有可望亦應可及的L型轉換。 今年一季度的增長速度大體上合乎預期，同比4.5%，二季度雖然同比是6.3%，但明顯弱于預期，四五六月間有一系列令人們感覺不愉快和不安的情況，在投資、消費、外貿等方面的發展，都弱于我們向好的預期。 7月份大體延續了四五六月間的這種情況，但8月份指標開始出現向好苗頭，9月份繼續。 所以，最新的第三季度的數據出來以后，我們已經有充分的信心，經濟的向好在經過波動之后，現在更清楚了： 全年如果第四季度有4.4%的同比增長，就一定能夠達到年初兩會上所說的5%左右的年度引導性增長目標。 關鍵是我們經過調動潛力，更好努力，是不是今年可以完成得更好一些？ 國外一些預測機構已經把中國今年的增長速度預期值調高了，如果能夠完成得好一些，我覺得是可以去努力接近5.5%的，至少我們可以在5.3%左右去做一個粗線條的展望。

在這樣一個復蘇過程中間，如果我們爭取走得更好一點兒，民營企業起非常大作用的互聯網+ 創新里“數實融合”領域的創新發展，是非常值得看重的一個視角。我們主要的、有全局影響力的數字經濟平臺企業，幾乎清一色是民營企業奮斗中沖過非常痛苦的“燒錢”瓶頸期階段，而終于取得成功地位的。這種頭部企業為數不多，現在如果數下來也就那么十幾個，有的還出現了問題，比如說蘇寧曾經被排在最前位置，現在出現了明顯的倒退。但是總體的趨勢，這十幾個、不到二十個的頭部企業，他們不是像過去所說的為數不多企業占據了比較大量的市場份額以后形成寡頭壟斷而壓抑其他中小微企業的創新發展，它是帶來上游、下游更大量的以億萬計的市場主體可以一起發展，形成產業集群產業互動的正面效應。這樣一個特定的數字經濟發展世界潮流中，我們中國的平臺公司完成整改，那么對于抓住新的發展機遇的意義，就進一步凸顯了。我們要認識到數字平臺頭部企業完成整改帶來的，將是相關的產業集群、整個的供應鏈應該出現新的局面。那么在這個方面，民營企業和其他的國有企業、外資企業進一步的互動，共同的努力，應該成為一個現在非常值得看重而現實中有廣闊合作前景的創新發展概念。

在所有的企業都致力于數字經濟產業化、產業經濟數字化的數實融合過程中間，我們已經看到，在中國的新能源、新能源汽車這兩個戰略性新興產業里分別列出的概念上，今年上半年亮點就已經非常明顯：新能源汽車現在于全世界中國的出口量位居第一；新能源里風電、光電的發展，中國在前幾年增速已經是世界第一，現在裝機容量也確切無疑為世界第一。對這樣的發展態勢和我們現在擴大內需要提升經濟景氣，產業鏈、產業集群一個潮涌效應的可能出現，我覺得大家應該高度重視。這種潮涌現象似乎現在已露端倪，新一波市場機會里仍是“機遇偏愛有準備的人”，所以我們的民營企業應該更看重在這里面，無論自己是什么樣的一種規模，在什么樣的具體賽道上努力尋求發展。我們一定要認識到數實融合大潮中，更多的機會會展開。我們在各個細分的領域，各個具體的賽道上要認識到還必然有競爭，競爭還必然有優勝劣汰，但是數字經濟可以更多地把這種競爭中過去所理解的那個零和博弈，改為或多或少的受益，而不是簡單把誰排斥出局。越來越多有了共享經濟特征的發展里面，我們當然要力爭走在前列，成為專精特新。民營主體一億多個，能夠成為頭部企業的微乎其微，但是大量的中小微民營企業可以先爭取使自己進入專精特新的行列。這有國際經驗，也有我們自己已經可以初步總結的國內經驗——有關管理部門現在不斷推出專精特新的名錄，就是承認在各個細分領域、各個賽道上，現在已經可以從指標來認定這些專精特新企業、小巨人、隱形冠軍，他們可以更多地、明確無疑地得到政府政策的傾斜支持。

在傳統行業里，如果還對不上高科技，也對不上專精特新，企業的升級發展是不是也有機遇呢？我認為同樣存在。非常簡單地說，比如餐飲行業將永遠存在，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民以食為天。過去說傳統的餐飲行業，只要有招來回頭客這樣的一個實力，那你就站住了，而且有可能得到一定的發展，當然干的是個辛苦活兒；你如果能有辦法在交通樞紐，高鐵站，航空港盤一個店面，哪怕你招不來多少回頭客，你也可以過日子了，那個地方有足夠的客源維持運行。但是當今的機遇還在哪兒？我也跟有的朋友探討過，雖然我是一介書生，但我觀察，全中國已經涌現出來千計萬計的新區，你看這些新區，叫什么開發區、保稅區、物流中心，等等，里面入住的千百家的企業機構，還有幾家愿意辦自己的職工食堂？他們員工的餐飲后勤供應靠什么？以越來越規范的市場招投標，找到這方面的供應商。你如果做餐飲，有這個實力，有一個團隊去參加招投標，取得中標的地位，這就是你抓住的機遇，憑借你的實力就打開了一片新天地，就可以明顯擴展你的市場份額。養老行業有多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色彩？應該說沒有；有多少高科技的色彩？不敢說沒有吧，也不突出；但是它確有適應社會需要的非常明顯、我們應加以重視的地位——在這方面比較早進入養老產業賽道的，我們可以提一下泰康：它早就在全國布局二十幾個養老園區，在咱們上海叫申園，在北京叫燕園，在武漢叫楚園，在南京叫蘇園，諸如此類，已經實際運營了十幾個，總體情況都是一床難求。它把保險產品對接到老年人養生養老，一直到最后的臨終關懷，全套形成有效供給覆蓋的這樣一個養老供應鏈，在這一個領域里它做得風生水起，適應社會需要，又在企業自己的發展壯大方面不斷體現出來實現企業家和企業員工的人生價值。這方面他們自己的總結、就是在種種紛擾中間堅信長期主義行為模式是合理選擇。所以，泰康在養老產業的經驗總結方面出了一本書，封面上四個大字幾乎占滿，就是“長期主義”這四個字。

至于說中國的文旅，這個概念之下這些年的發展，各位也一定不要小看。在8月間我去一趟貴州，出乎意料，過去說的那樣一個欠發達的區域，首先是前些年在國家規劃和政策支持之下率先實現了“地無三尺平”的欠發達山區縣縣通高速，現在已經走到了組組通硬路面（每一個自然村都有硬路面聯通），它的文旅產業發展是風生水起，在實際的場景中間是人潮如涌，爆棚式的熱鬧，體現著在沒有疫情壓力之下又加上了暑期因素，家長們帶著孩子蜂擁到貴州去享受生活。那里還別出心裁地推出了它的村BA，村超，也是在網上可知非常有影響的這樣一個新潮涌現象。

諸如此類，我舉的例子，都是想向各位朋友講我作為一個研究者，是非常看重中國的成長性潛力的。 我不否定民營企業人士還面臨著很多的不愉快和困擾，中央重視之下，真正解決把民營企業當作自己人來對待的問題，還會有一個逐步化解具體矛盾問題的過程，但是大的趨勢大家要看到。 所以在結束之前，我要專門再說一下我理解的民營企業面對現代化愿景的使命擔當。

我國的工業化、城鎮化，我認為還有相當可觀的發展縱深和潛力空間，領導人和有關部門說的“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被顛覆、沒有改變，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宣傳用語。面對著種種的困擾、挑戰、不愉快和不確定性，我們還要認清的，是確定性和長期主義行為模式的現實意義。因為對中國，我非常明確地認為應堅信我們的工業化還只是走在半途，已經是制造業全球規模第一的世界工廠但是大而不強，中央說我們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這個國際地位沒有變，這就意味著我們要實事求是地一方面認識到我們的不足、我們的短板，另外一方面還要看清中國完成工業化、追趕工業革命以后發達經濟體的發達水平，后面中國的潛力空間還非常巨大——我們發掘這個潛力空間，就是客觀地支持以成長性繼續使中國在中高速（和發達經濟體相比的高速）的狀態，實現超常規發展。我們如果能在5%以上的中高速區間繼續運行下去，將是美國最滿意的速度的兩倍，是歐洲、日本最滿意的速度的三倍。我們要在這個成長性潛力空間方面認識到，中國的工業化還有非常值得我們看重的打開潛力的發展過程，而看其伴隨著的城鎮化（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世界所有的經濟體的發展經驗都證明，工業化基本完成之后，城鎮化才能走完它的高速發展階段，我們現在不要迷惑于中國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65%以上，而要特別清晰地看到，我們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現在才47%，即14億人中，一大半中國人還沒有取得市民身份，已經進城的三億多人里絕大多數就是苦苦拿不到城市戶籍，那么真實城鎮化水平可以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里面已經形成的、值得肯定的城鎮化因素予以適當量化，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可加上“加碼”的幾個點，現在也就是50%-55%區間內而已，以后每年真實城鎮化水平上升不會有一個點（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是去年只上升0.5個點），就算一年上一個點，我們還至少要有15年，才能走到國際經驗所說的70%左右城鎮化水平，結束城鎮化高速發展階段，轉為比較低平速度發展的那個狀態。既然如此，我們就可以清晰地知道，我們市場人士、企業從業人員，如果要實現自己人生價值選擇最廣闊的舞臺，應該講還是首選在“巨國模型”下才能描述的中國這960萬平方公里14億人口現代化進程這個舞臺。我們如果認清這樣一個客觀的成長性，再加上我們主觀上不犯低級錯誤，堅定不移貫徹改革開放基本國策，堅定不移按經濟建設為中心黨的基本路線，按二十大要求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制度型高水平對外開放，實現內循環為主體、內外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成功構建以后的高質量發展，我們的現代化之路是有希望沖過歷史三峽，最后達到戰略目標的。

那么這樣從長期來看，從整個歷史發展長河來看，對我們的確定性，是在種種不愉快的不確定性、種種令人迷惑的現象旁邊，我們應該進一步認識的。認識它，會更多地使我們有戰略耐心，更多使我們的民營企業看到長遠的發展可能性。隨著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的打造——這在上海首先提出了一系列原則，我認為是非常寶貴的：所謂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的建設，就是企業應該面對法無禁止即可為的負面清單，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在產權得到保護，競爭環境是公平的情況之下，企業大膽地在競爭中去試錯，去創新；而反過來，政府必須自我革命，以正面清單加責任清單約束自己的行為。這樣的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它就是呼應配合著我們現在必須進一步促進的這個人民群眾廣泛參加的現代化偉業，能夠合乎意愿地乘風破浪向前走。中國在創新發展作為第一動力這個概念之下，我們顯然要抓住深化改革這個啃硬骨頭的制度創新龍頭，發揮龍頭效應以后，進一步打開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的空間，同時還必須十分看重思想觀念的創新。總書記新近在江西的視察考察中又再次強調思想解放。我作為研究者非常愿意強調，一定要以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和思想觀念創新結合之下的這樣一個系統工程，來支持我們克服重重困難，迎接挑戰，抓住機遇，去實現新的“兩步走”。

那么在企業的發展方面，我們的使命擔當，其實是面對一個基本邏輯、就是我前面已提到的民營企業的前景如何——這時候我愿意把它具體化為中國經濟社會成長中，股份制框架之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帶出的民營企業以“自己人”的使命擔當，和國有企業共存共榮共同發展。最后不是“誰退誰進”的問題，是在現代企業制度標準形式——股份制的框架之下，越來越多以混合所有制的發展“混起來”的問題。這個歷史過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過程中，它是長期的，我們沒有必要在這方面因一些極端化的錯誤議論動搖自己的信念。而且我作為研究者也特別強調了思想觀念的創新——這個視角下，必須認清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指導之下，股份制帶來的資本社會化，股份制框架之下所有持股的、不持股的人（包括越來越多的企業員工會有自己的股權，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產權證），無論有沒有股權，有沒有生產資料占有權，這些社會人士他們的勞動，同樣創造價值。換一句話說，企業家，企業的高管，企業的員工，無論持股還是不持股，所有的人只要參與了社會化大生產的勞動，那么就都是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創造者。這樣的思想觀念創新，可以使我們更多排除一些極端化的非理性的說法，來使我們所有的民營企業人士，在認識自己使命擔當的情況之下，一起參與整個經濟社會進步的過程，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想和我們每個人自己的人生價值。

這些看法，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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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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