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層面的看法，是地方融資平臺作用的實質是什么？我想提煉這么樣一個概念——就是它成為地方政策性金融的運行載體。國家在80年代后期就已經意識到了，我們整個金融體系的發展，不能光有商業性金融，實施現代化戰略必須匹配上另外一軌的政策性金融。國家開發銀行的成立，就是推出中國政策性銀行的旗艦，首先在中央層級上成立起來，以后農業發展銀行、進出口銀行，還有其他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在國家級又出現了好幾個。當然也有探索中后來并不成功的中國經濟技術投資擔保公司——它開始定位就是比較模糊的，朱镕基同志還破例在內部給他們題了詞，鼓勵作出探索，但是幾年以后，他們發現自己的政策性信用擔保之路越走外窄，最后是轉為商業化軌道上的一般性投融資業務了。

總體來說，國家決策機關意識到必須有政策性金融，而我作為研究者的說法，這個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的匹配，不應單純看它們二者誰的份額高一些、低一些，它們的意義同樣都是在戰略層面。中國必須堅持實施追趕趕-超戰略才能夠完成現代化目標，因為我們是在工業革命以后，被人家甩下不知道多少條街，嚴重落伍了，現在實現常規的發展、比較優勢可以支持的發展，不足以解決中國怎么樣現代化的問題，因為人家也在繼續發展，只有中國的發展帶有超常規特征，才可能完成追趕，最后跟美國有可能在2050年前后，達到綜合國力和創新能力基本在一個平臺上那個狀態。這個過程中，我們國家層面的政策性金融的體系，它的戰略意義就是要守正創新、守正出奇，既充分認識市場決定論，又特別注重政府作用論（即）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把政府和市場的結合提升到一個“有效市場+有為、有限政府”的更高的境界上。

國開行的一些以特定投融資主體定位的投融資創新追求，也非常可圈可點，時間關系不在這里展開說。開辦以后，國開行的業務由于種種考慮，在陳元同志那里是愿意把“政策性金融”改變一個表述，叫作“開發性金融”，這自有其苦衷，和在業務活動中規避風險頂住客戶方一些過分要求的好處，但從理論認識框架上講，我個人的看法比較直率：我認為在實際生活中像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這樣的所謂開發性金融，雖然自己不稱為政策性金融，但有非常濃厚的政策色彩，我們用開發性金融的表述，同樣不能避免非常濃厚的政策色彩。世行、亞行的背景是什么？都是主權國家作為成員國，都是國家意志，合在一起，要實施扶貧、基礎設施建設等側重于欠發達經濟體業務而行使它們開發性金融的銀行功能。中國更是這樣，不論把它表述為開發性金融還是政策性金融，做的實際是基于一個首先考慮國家意志、而不是考慮本銀行盈利的非常明確的戰略定位，以及與此相關的一簇目標（不可能是簡單的一個盈利目標）。在商業性銀行那里，考核原則非常簡潔，它要通過“錦上添花”式的資源配置機制實現資金運用的安全性投資和盡可能高的業績回報，這是商業性金融必須掌握的錦上添花這種資源配置的基本原則，而我們組建的國開行和其他的政策性金融機構，更多要強調的是“雪中送炭”——這種雪中送炭的功能就是政策性的功能。那么和這個特點相類似的地方融資平臺，它做的是什么？沒有一個是真正以盈利為單一目的的，地方政府注資成立平臺公司，都是要貫徹實施自己政策性的意圖，追求政策色彩非常濃重的整個戰略目標的實現。所以，地方融資平臺是地方政府必須要考慮的這種政策性融資的運行載體。

地方在這方面，也有其他一些探索，比如曾經有全國高達幾千家的信用擔保機構，是按照政策性信用擔保定位的，以后在發展中間大都陷入兩難局面，真正成功延續著發揮政策性功能的，現在國內已不太多了——這是探索中我們必須承認的所遇到的一些困惑。融資平臺和政策性信用擔保機構相比，它的作用一般要更明顯、運作的資金量要大得多。在全國高峰期可能有上萬家、現在仍然延續著有幾千家在運行的過程中，地方層面的這些融資平臺作為地方國有企業，它們的創新追求，我認為跟國開行、與國開行類似的國家級的政策性開發型金融機構，是有內在契合的，是在不同層面上，但可形成一個對于超常規發展的支撐體系。這樣一種政策性、開發性金融機構，中央也好，地方層面也好，都在貫徹國家意志和政府戰略。學理上相關其必要性的說法，就是當年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在陳元同志總負責情況下，研究“緊運行”為主題的國家社科重大項目的時候明確所說的，中國現代化的發展不能等待漫長的、我們等不起也行不通的華盛頓共識認識框架之下利潤平均化的成長過程和結構優化過程。按照華盛頓共識，充分讓市場在完全競爭假設之下競爭起來，早晚會有平均利潤率引導出來的結構優化，而有這個結構優化似乎就可以進入現代化過程了。但在中國，一個是看起來這個過程即使運行起來，也是非常漫長的，我們等不起，因為我們實際上被人家遠遠地甩在后面，曾經非常落后，要大踏步跟上時代，現實中面對的種種與發展中需要追趕相關的壓力，是等不起這種漫長過程的。再一個，是國際競爭中，走在前邊的發達經濟體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到了一定的時候人家就不允許你按照常規追求中國的和平崛起了，美國要全面遏制中國，便是由此而來。所以前面已強調過中國必須有比較優勢戰略之上的追趕-趕超戰略。

這樣，就必須跨越以平均利潤率機制配置資源的眼界，要有中國特色地、鮮明地在資源配置的一些重要領域，比如基礎設施建設、關鍵性增長極打造、尖端科技領域突破“卡脖子”局面、整體開發格局加快速成等方面，守正出奇。為推進地方的發展態勢，進一步引導市場預期，已有超乎常規發展的一些特定的守正出奇作為。這方面陳元同志曾有一些總結，我也有過反復的理解。他有些話帶著學術色彩，比如說，他強調“政府入口，市場出口”。什么意思？我理解是指在很多地方，特別是中部、西部，要想在市場找一個入口找不著，因為這個市場還幾乎完全沒有發育，我們得要首先利用政府可能形成的在信用領域里的那種可靠性，以政府入口，來給這個區域做增信，讓它可以得到融資支持發展起來。商業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合在一起，還是首先要講風險控制的——商業性金融錦上添花，政策性金融雪中送炭，合在一起也必須首先有風險控制，政府入口是在掌握總體上風險可控的同時，要培育市場，建設市場，加快形成對應區域由整個市場作用的由低到高的發展進程，超常規地使中國一片一片的地方政府轄區，能夠更快去對接小平同志南巡以后所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

那時候我就認為，其實國開行非常值得稱道的一些戰略舉措的經驗總結，是有深意的。比如說，和地方政府形成戰略協議來授信（那時候我參加過具體的儀式，陳元同志也在，對遼寧省政府一下授信700億元，當時是很大的一個數），把地方政府認為有必要的一群項目打包——當然也就要有國開行方面的專業知識在這里跟他們對接，形成一個總體的授信覆蓋的項目群。這里面實際是把高高低低的一些項目，眾多的單個項目——包括就個案而言根本通不過風險控制關口的項目，都拉在這個包里了——高高低低的項目打成包，使總體的風險度可控，而實際上加快了地方超常規發展戰略的貫徹實施。地方融資平臺發揮功能作用，是不是應該借鑒類似的一些經驗？我認為應是這樣的。

政策性信用擔保的機理，是把一群單個的項目打包，以財政貼息式支出對應其“代償損失”部分，也正是和這個經驗類似。包括現在的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地方政府特別急于想解決的一些項目建設，如單個的看做不成，比如說一個地方政府轄區必須精準扶貧，山區精準扶貧一定是“要想富先修路”，但這個山區修建一條硬路面之后，配不上任何的現金流，沿途沒有什么建收費停車場的可能，沒有什么廣告位的價值，那怎么辦？做單個的PPP做不成，但如果打包，可能豁然開朗：可以在規劃連片開發時，把這個項目打在包里面，算總賬，參與進來的企業仍然是在商言商，有望取得整個投資的回報（這個回報率必然不是暴利的，但是可一下覆蓋很長時間段，一些企業決策者的偏好上，是其認可的“非暴利但可接受”地一下覆蓋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時間的回報模式，于是他愿意干）。這樣一個打包中，政府的增信和企業的積極性調動，就是體現前面所說螺旋式上升的政府和市場主體在一起開創新局，追求超常規發展。

地方融資平臺在這方面的作為，機制創新方向上跟開行一些值得總結的經驗，是內在契合的，邏輯上是高度一致的。這樣的一種經驗的總結，如果做個簡要評價，在中國還遠遠不夠。當然，地方同志、銀行工作的同志，無論是商業性銀行還是政策性銀行，各自角度不一樣，大家工作都非常繁忙，研究者由于種種原因，也往往并不能非常及時地跟蹤創新的發展。理論研究在這方面，應該有緊密結合實際的努力，應有更多的研究者來承擔責任。我們的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正是在這方面有這種意識——我們不為了創新而創新，就是適應中國的現實需要。中國的實踐，已經可以超越主流經濟學的基本認識框架，上升為理論。我們特別強調，不能只講總量調控的需求管理，一定要加上守正出奇、守正創新的供給管理。優化結構在中國，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巨國模型之下會有豐富的經驗、豐富的實踐養料的大文章，研究者應該在這方面更多做努力，提出條理化認識。中國已明確表述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可說是世界上越來越為人所注重的“結構性改革”一個重點的全球案例。在這方面，我們一些想法是于現實生活中受到啟發以后，在努力提煉。今天我匯報的這樣一個從商業性金融到政策性金融、到現在升級發展的PPP、地方政府產業引導基金，等等，內在邏輯還是要回到“守正創新”這個中央文件已經明確樹立的概念，在“有效市場+有為、有限政府”這個基本命題上，總結我們的經驗，從而提升我們的發展水平。

（未完待續）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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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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