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明朝前期曾在邊疆實行過一個“開中法”的制度，即由商人往邊鎮輸送軍需物資，領取鹽引，然后到各鹽場支取所值引鹽，運往指定區域銷售。

一些商人為獲取更高的鹽引利潤，免去運輸之苦，主動招募勞力前往邊鎮拓邊墾殖，建筑商屯，就近納糧上倉。

但到成化年間，運司納銀制度確立，商人只須在揚州納銀，便可領到鹽引。“開中法”遭到破壞，北方商屯撤走。于是，大批山、陜富民及徽州商賈，紛紛遷居淮揚。

嘉靖年間，這些富商中徽商勢力最為龐大。他們外出謀生，通常是全鄉經商，集體遷徙。因此，十六世紀以后的揚州，幾乎完全成了徽商的“殖民地”，大批鹽商的遷居，對于揚州社會風尚，文化習俗都有著深刻影響。

鹽是中國封建經濟中壟斷性的商品，自晚唐以來，隨著賦稅重心的南移，兩淮鹽業興起，逐漸在全國鹽政中占據首要地位。因此，淮揚鹽商獲利之巨，為其他鹽區和其他行業的商人所無法比擬。

萬歷四十五年，兩淮鹽政疏理道袁世振創行“綱法”，把食鹽專賣權托付給特許的商人，政府則坐收鹽課，清初沿襲此制未改。尤其是雍正以后，少數鹽商憑執“根窩”，世襲引岸專利，獲利更巨。殷實富商，挾資以千萬計。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里，淮揚一帶鹽商的總資本急劇增加。

萬歷前期，在廣陵的鹽商資本己超過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這九百萬兩中，除了以百萬輸帑以外，還花費三百萬兩打點公私各處及施舍僧、道、丐、傭和構建橋梁、廟宇等，尚有余五百萬，供各商肥家潤身，使之不盡，用之不竭。這些用于奢侈性消費的資金，及至乾嘉鹽務全盛時期，更加揮霍無度。據估計，在1750-1800年間，鹽商平均每年可獲利潤為五百萬兩。半個世紀中，統共獲利就達二億五千萬兩。

要知道乾隆初年，戶部銀庫存款僅有三千三百萬兩，到高宗三十七年，清王朝處于極盛時期，戶部所存庫銀也不過七千八百余萬。兩相對比，就不難理解貴為至尊的乾隆帝，為什么會發出“鹽商之財力偉哉”的感慨了。作為淮鹽總匯之區，“揚州繁華以鹽盛”，豐厚的鹽商資本基礎上，揚州在明萬歷和清代前期的兩度畸形繁榮，為之服務的“艷區”也就應運而生，并由此逐漸形成具有揚州特色的青樓文化。

02.

“養瘦馬”一詞出自香山詩，“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后事在目前，不信君看取馬肥快行走，妓長能歌舞，三年五載間，已聞換一主。借問新舊主，誰樂誰辛苦”，但“養瘦馬”風俗的形成，與大批鹽商，尤其是徽商聚集揚州有密切關系。

根據徽州俗例，人到十六歲就要出門做生意。因此，男子年滿十二、三歲，就得完婚，然后外出經商，有時需要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才能返鄉省親。

績溪人胡適曾回憶說，徽州當地有“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俗諺，說的便是這種情形。為了滿足長期獨身生活的生理需要，徽商在娶妾、宿妓方面，往往揮金如土。有錢人享受生活，無非是美食和美女，許多鹽賈暴發橫財以后，便沉湎于美色。

明代小說《石點頭》中，有個鹽商叫謝啟，“祖、父世代揚州中鹽，家私巨萬，…年紀才三十有余，好飲喜色，四方尋訪佳麗。后房上等姬妾三、四十人，美脾六、七十人，其他中等之脾百有余人。”

吳敬梓筆下的鹽商宋為富，甚至夸口說“我們總商人家，每年至少也娶七、八個妾”。明清小說筆記中類似的事例，不勝枚舉。隨著徽商財富的急劇膨脹，追芳逐艷的故習，愈益變本加厲。

鹽商在揚州的青樓行業看來就是“狗大戶”，有需求，就會有市場。

揚州倡家為了應對新的市場形勢，開始訓練雛姬，

“瘦馬”從小受到特殊的嚴格“教育”，家教好，懂得禮法，嚴守閨門婦道。于是，揚州姬妾成了納寵者競相聘娶的理想人選。

“要娶小，揚州討”，在大江南北盡人皆知。到萬歷前期，更是蔚然成風，成為舉國上下競相趨逐的時髦風尚。例如，在福州，應試及第的詩書舉子，分到江蘇做官，首先想到的就是穿湖綢，娶揚妾。甚至連皇帝也沒能例外，崇禎的寵妃田氏，便是來自揚州的漂亮女子。清初，也曾有朝廷使者奉旨到揚州買女子的傳聞。

據《陶庵夢憶》的作者張岱講述，明代后期，揚州城內每天靠介紹“瘦馬”生意謀生的，就有數十、百人。這些牙婆中介，每天搭橋牽線，忙得不亦樂乎。揚州娼家四處買些女童，教以書、算、琴、棋諸藝，待價而沽。買的時候不過十幾貫，一旦嫁出去，則多達數百貫。

很多百姓見到有利可圖，紛紛加入其中。“養瘦馬”之風，在揚州愈煽愈熾，“以致四方商賈密游者，買妾皆稱揚州”。萬歷時人沈德符曾親眼目擊，當時，每天由廣陵鈔關而出的鼓吹花輿（娶小妾），幾乎是日夜不絕。對此，清初官員曾加嚴禁，痛打、懲革官戶，并勒石于小東門甕城，昭示百姓，但收效卻甚微。

“瘦馬”根據個人的天賦品貌，共分三個等級，分別滿足不同層次的需求。明末清初的李漁曾以清客身份四處幫閑，后來寫了一本《閑情偶寄》對“瘦馬”進行點評。

他認為，“買姬妾如治園圃”，主要是為了“娛情”。因此，應當以才色為重。

揚州“風俗重鹽商”，故而第一等“瘦馬”必須是“聰明清秀,人物風流”,學會“彈琴吹簫、吟詩寫字、畫畫圍棋、打雙陸、抹骨牌”等百般技藝，舉止言談，超塵脫俗。

這些芳菲麗質，經過一番刻意雕琢，個個“俱養成畫生牙人一樣”，獨特的風致，使得無論是北地胭脂，還是南朝金粉，全都瞠乎其后，此是第一等。

鹽商家資千萬，賬房會計的需求也隨之水漲船高。于是，稍具算學頭腦的四方游民趨之若鶩，紛紛跑到揚州。后來，不少人貪圖俸金，讓兒女學習書、算。很多商家賬房會計都是由親眷負責，本地人便延師教讀，尋找機會嫁給豪商做妾，以索取優厚的聘金。

適應這種需要而培養的“瘦馬”，“人才中樣，上不得細功夫，叫他多少識點字，學兩套琵琶弦子，打算子、記帳目、管家事、做生意，多有客人使銀子娶去掌柜的。”此為二等。

至于末等“瘦馬”，主要是為了滿足服務性階層的需要。“不叫他識字絲弦，只教他習些女工，或是挑絨灑線，大裁小剪，也掙出錢來;也有上灶烹調，油炸蒸酥，做爐食，擺果品的，各有手藝，也嫁得出本錢來”(《續金瓶梅》第53回)。

這是因為自從鹽商云集揚州以來,相關服務行業的手工藝人,也從四面八方接踵而至。萬歷年間，揚州城土著人口只占外來移民的二十分之一。其中以男性占絕大多數，而且又以徽州單身男子居多。

03

與“養瘦馬”風俗相輔而生的，便是揚州的“清堂”藝妓文化。

早在隋唐時期，廣陵（揚州）佳麗便令無數詩人為之傾倒。《唐闕史》記載：“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耀烈空中。”

杜牧就有“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的詩句，嘆述自己的花叢游歷。

在東水關一帶，有“東城吟墅”等畫舫，專供鹽商游玩選美，“歌弦絲管日橫陳，千古鶯花屬美人，一樣風光誰記得，秦淮風月廣陵春”，揚州青樓文化與秦淮風月呈相互影響之勢。

及至清代康熙朝以后，長江流域人口的急劇增加，淮鹽暢銷，鹽商獲利甚巨。揚州的青樓文化，也得到了空前的繁榮。原先新、舊二城間的市河，經過改造專供東城畫舫出入。

從此，自龍頭關至天寧門水關，兩岸秦樓楚館鱗次櫛比，各地名妓，本幫嬌娃，全都薈萃于此。其盛況堪與金陵河房相互媲美。到了康熙年間，這條河便有“小秦淮”的艷稱了。

乾隆時期，小秦淮兩岸成為揚州清客評話、戲法女班和丹青畫工等三教九流雜居之地。昆劇史上著名的女戲“雙清班”，就曾一度寓居于此;當時，揚州畫壇名流競逐，不少丹青高手，都與青樓結下了不解之緣;此外，小秦淮一帶，還有很多琴師、奕棋國工和烹調名廚。

在這種環境的熏陶下，揚州“清堂”藝妓文化也漸趨完美,琴棋書畫，清曲戲劇，均頗具特色。

身懷一技之長的曲中名姬，如琵琶、鼓板、昆曲、小調，無不齡習之;間或也有能詩、畫、琴、棋者，令人耳目一新。“流連竟日，傳播一時;才子佳人，芳聲共著。”

一些文人，如劇作家莊問樵，晚年居住在淮揚一帶，教群芳歌舞，手持檀板，儼然是一位梨園嚴師。

揚州恰巧處于南北沖要之地，很多曲中名姬與四方游士來往甚密。有些紈绔浪子，甚至專門評花選柳。

如《揚州畫舫錄》記載的某公子，攜資百萬，先至蘇州、江寧，繼居小秦準。

據說，所見大江南北佳麗極多，凡是曲巷幽閨之中，未經公子謀面者，都是“村妓”。故此，揚州青樓妓女趨之若鶩，一經品題，頓時身價百倍。

名妓蘇殷，又名蘇高三，號鳳卿，居住廣陵小秦淮，不僅知書達禮，而且豪爽有大丈夫氣概。自謂“愧他巾幗男司馬，餉我盤餐女孟嘗"，氣度不同凡俗。她與揚州的文化名人，來往頻繁。

林道源，便是其中之一。一次林道源與人在凈香園中射箭，蘇殷旁觀很久，挽起袖子請求射箭，三發而三中。

林道源因此作詩記錄，一時附和者百余人，其中包括當時著名學者阮元在內。沒過多久蘇殷身患絕癥，臨終前自畫蘭竹，揮毫題詩。

裊裊湘筠馥馥蘭，畫眉筆是返魂丹。

旁人慢疑圖花譜，自寫飄蓬與自看。

類似蘇殷這樣的廣陵名姬，在乾嘉年間尚有不少。揚州人梁桂林，擅長三弦及壓笛，還喜歡談詩，相傳作有《梁桂林未是草》詩集。乾隆年間的另一名妓顧霞娛，工于詞曲，嫻解詩文，被江南才子錢起封為女榜眼。

04.

古代儒家所推崇的“男女授受不親”原則，極大束縛了士族男女間的人性生活狀態。但作為卑賤階層的女妓群體則可以擺脫這種束縛，有相當大的女性自由空間，她們可以拒絕“授受不親”的倫理原則，而更加體現人性之欲望。

青樓女子，素來為良家婦女所鄙視;但往往卻是青樓女子開風氣之先，又為后者竊慕和效仿。青樓文化，逐漸為市民社會所接受，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

例如，天下上元燈燭，以閩中為盛。福州方言以“燈”為“丁”，每添設一燈，則俗謂之“添丁”。這種風氣始于明朝，據說原是青樓狎客藉以祝愿諸姬“添丁”之意，但由于這跟傳統農耕社會的市民心態相合拍，及至清代，良家皆然，風俗衍替，流傳至今。

在南京，明代后期，南曲衣裳妝束，崇尚淡雅樸素，不以鮮華綺麗為主。原先在畫舫青樓中流行的《繡荷包》新調，逐漸風靡于社會，以致坊市婦稚也瑯瑯上口，甚至連販夫走卒亦能哼上一、兩段。

此外，人們今天所用的衣食住行器具中，也有不少出自青樓。例如盛夏季節所用的折疊扇，原先只有青樓女妓才用，當時稱為“撒扇”。大概到明代中葉，良家婦女才開始人手一把，至今，折疊扇成為大眾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小家碧玉與曲中諸姬，互相傾慕、效仿，青樓文化的熏陶，也在潛移默化之中。以發飾為例，青樓女子的“雙飛燕”、“到枕松”成為揚州城婦女梳發的時髦。

青樓的梳頭媽，專為諸姬理妝，以致“揚州頭，蘇州腳，松江娘娘會裝著”也就成了盡人皆知的著名諺語。總之是“私門則多效良家妝，而良家愛諸姬新式，亦轉效之”。

與此相類似，揚州服飾也是多姿多彩，婦女衣服時時翻新花樣，款式稍舊，便束之高。

有些繡衣裳，上繡《西廂》或《紅樓》人物，一衣甚至價值數十金至數百金。

不知是誰說過，金陵城中，即使是賣菜傭也有六朝煙水氣而在揚州瘦西湖上，“漁家小脾能吟詩”，可見青樓文化的潛移默化。

05

兩淮鹽務全盛時期，領引行鹽的運商有數百家，資本充裕，財力雄厚。到道光初年，因財力消乏，僅剩數十家“半虛半實之商”;道光九年，著名的理財專家包世臣指出，兩淮領引辦運的本銀需要三千萬兩，但當時各商的實際資本卻不到四分之一，其余的都靠舉債挪墊。到道光十二年，有力辦鹽運者只剩下十數家。

兩江總督陶澍鑒于淮鹽積弊，實施改革，裁撤根窩，刪減浮費，并在淮北改綱為票，北鹽大暢，但淮南鹽商卻因此“一敗涂地”;及至十七年，僅剩數家運商行鹽；道光二十九年，漢口后塘角鹽船大火，燒去課本銀五百余萬，商人“膽裂魂飛，同聲一哭”，不得不公稟請退。

至此，煊赫一時的徽商，基本上退出了淮南鹽業的運商隊伍。

咸豐年間，太平天國軍隊三次攻占揚州城，僥幸脫身的舊商僅十余人，家資耗盡。

揚州的青樓文化，主要依附于徽州鹽商的伴生物。鹽商家境中落，鹽務的劇烈變革，也必然會引起青樓的衰敗。

首先，隨著徽商的衰微，市民階層的貧困化加劇。城中人家多以借貸為生，賣親生子女的現象也越來越普遍。

蓄養之風，有愈煽愈熾之勢。不過，這時的“養瘦馬”風俗，與鹽務全盛時期有著相當大的區別。“養瘦馬”之風隨著徽商衰落也趨于末流，到后來幾乎成了訓練妓女的代名詞。

與此同時，鹽商家業調零，原先依附商家的幫閑文人也都饑寒交迫，無以為生，紛紛移徙他鄉。于是，“清堂”藝妓文化也迅速式微。

其次，因鹽商和揚州小康之家的貧困破產，無數商家妻女淪為娼妓。新、舊二城，十里長街，“似妓非妓”的野花閑草觸目皆是。

再次，妓女的激增，導致揚州難以容納，于是大量外遷。尤其是光緒以后，近代化的交通工具逐漸盛行，外出謀生的妓女，愈益增多。

揚州妓女呼朋引伴，分往各省，南至閩粵，北到遼沈，處處都可看到“揚”的蹤影。《九尾龜》小說作過估計，當時在北方各地，“南班子里頭的人，揚州人差不多十居七、八;蘇州、上海人卻不過十之二、三”。

青樓文化是士大夫窮奢極欲的一種畸形表現，揚州姬妾被當作商品可供買賣;而且，就在娶妾宿娼最盛的徽商的家鄉，宋明理學的梏也最為沉重。儒家文人一邊縱情聲色，一邊卻對“風化所關，猗歟盛矣”的“節婦”觀念卻大唱贊歌。

迄至今日，在“程朱闕里”的徽州大地上，依然矗立著許多錯落有致的大小貞節牌坊，仍在無聲地低訴著很久以前思婦的寂寞和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