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周恩來即將赴任中央蘇區工作，遂在上海成立了第二臨時黨中央。時下，白色恐怖正籠罩著上海，臨時中央的經費無論再怎么節省，也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

對此，中央蘇區迅速以120兩黃金作為“特別經費”緊急支援上海第二臨時黨中央。可沒想到的是，在轉運途中，這些黃金竟然憑空消失了，連一點痕跡都沒有留下......

舊時上海灘

當初，為了將這筆經費絕對安全地送達，時任“財政部長”的林伯渠可謂想盡了辦法。看著這一堆黃金首飾，像極了出門時阿媽掏出來的手帕里裹的零零散散的錢，林伯渠深知蘇區的不易，他一定要想出一個萬全之策，保證這些黃金順利到達上海。

于是，一個詳盡而周密的計劃出爐了。

林伯渠立馬將這些黃金首飾熔成了12根金條，每根10兩，裝進特制的白銅小盒，用錫焊將盒口封死。然后，他又親自書寫了一個“快”字，讓雕刻店的老板用經沸水反復煮過的硬木刻成象棋大小的印章，再把印章按“快”字筆畫破解成七塊。最后，每塊筆畫再配上一個鎖具、一個鑰匙，分別寄給了七個地下交通員。七個人互不認識，從沒見過，他們的任務便是轉運這120兩黃金。

第一個交通員與第二個交通員交接時，先用暗語確定彼此身份，然后用第二個人的鑰匙打開第一個人的鎖具。成功后，第一個人便將他手中的新鎖具交于第二個人鎖上，這時，第二個人就把自己手中的筆畫交給第一人，第一個人便以此作為憑證上交上級，他的任務就算完成了。

抗戰時期的林伯渠

以此類推，剩下的六輪交接都是這樣操作，至于那個“快”字的筆劃，如何拆解的，根據保密規定，連林伯渠自己都不知道。

不然怎么說林伯渠牛呢？時至今日，又有幾個人能想出這種令人拍手稱奇的辦法呢？

可就是如此縝密的交接，可謂是“天衣無縫”，但最終還是出了問題。

1931年11月6日，第一個交通員從瑞金出發，經南平、福州、溫州、金華、杭州、松江，到達上海，七個交通員，七個轉運點，剛好。這是林伯渠親自制定的路線，看起來有些繞路，可安全系數卻最高，滿打滿算，一個月就能到達上海。

所以，在11月底的時候，上海臨時中央第一次發電詢問了蘇區黃金到達的問題，等米下鍋的急切，誰都能夠理解。緊接著，臨時中央又接連發了四封催詢電報，已經12月中旬了，依然沒有收到援助款。這時，蘇區意識到“款項”出了問題。

120兩黃金就這樣離奇消失了，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被拆解的“快”字

上海的腥風血雨越發濃密，要想查找這批黃金的去處談何容易？沒了這筆款項，臨時中央幾近癱瘓。大家眼睜睜看著被捕的同志一個個被敵人殘忍殺害，只因缺乏資金救不了他們；看著患病的同志因無錢治療，最終不治身亡；看著烈士的家屬因無錢救助而整日乞討；原本計劃好的大罷工，也因沒有經費而取消......

如此產生的種種后果，讓蘇區的同志們夜不能寐，眼睜睜看著發生的一切，打掉牙和血吞，無力追查之下，只有作罷。

一晃，時間便過去了18年。

1949年6月，羅瑞卿受命組建公安部并擔任第一任部長。三個月后，毛主席單獨召見了他，讓他幫忙解開壓在心底18年的心結。

羅瑞卿非常詫異，到底何事能在主席心里擱置十幾年？只見毛主席點燃一根煙，深吸了一口，緩緩說道：“找120兩黃金。”然后，便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講給了他聽。

雖說是陳年舊案，羅瑞卿聽完也倍感蹊蹺，那么大一筆金子，硬是就沒有留下一丁點兒的珠絲馬跡。他意識到案子相當棘手，思來想去，決定將任務交給當初最后一站的上海市公安局來辦。

當年黃金轉運線路圖

于是，上海專案組成立了，由蔣文增為組長，帶領徐立鼎、胥德深、鄔鴻三人立馬開始研究卷宗，短似簡介的案情介紹里，他們只找到了一個線索，那就是一個人的名字——林伯渠。

這時，林伯渠已是中央秘書長，要見他并非那么容易。經過討論，四人決定直接去北京。

林老工作繁忙，與四人會見了二十分鐘，他嘆息當年管理“快”字筆畫的鄧發同志已經去世了，如果他在，至少知道得更多。最后，林老告訴四人，他只知道第一個出發的交通員姓秦，在紅三軍高自立手下當過警衛員。

事不宜遲，四人立刻啟程去找高自立。幸好找得及時，在見面了解情況后不久，高自立就因病去世了。他告訴四人，他當年的警衛員叫秦樸，現在是南寧十三兵團的副師長。

直到蔣文增等人的到來，秦樸才知道自己當年轉運的物資竟然是120兩黃金。

他說，上級只告訴他去南門關帝廟接頭，接頭人叫廟祝。當時兩人對上暗號后，廟祝打開了他的鎖具，他換上新鎖具后，廟祝又給了他一個憑證（快字的其中一個筆劃），他將憑證上交后任務就完成了。

辭別了秦樸，蔣文增四人朝著下一個目標又出發了。這時，上海方面傳來一份絕密檔案，上面記錄著第一個交通員到第六個交通員的詳細資料，四人同時發問：“第七個怎么沒有？”

高自立

“問題可能就出在他身上了。”蔣文增若有所思地說道，隨后，四人直接去了第六轉運站——杭州。

劉志純，負責杭州到松江的交通員。那是他最后一次跑交通任務，他記得很清楚：

1931年12月3日一早，我就抵達了松江，然后直接就去了“漢源棧房”。第二天，一個三十多歲穿戴黑色衣帽的人就來打聽有沒有杭州來住店的人，看他的行頭就像我黨地下工作人員，我便主動與他搭了話。
我們對上了暗語，他很快打開了鎖具，然后給了我一個信符，那是“快”字的倒數第二個筆畫“撇”。交接完，他沖我點了點頭，便拎著小皮箱一聲不吭地走了。我將信符上交之后，任務也就圓滿完成了。

“看來，問題就出在這最后一個環節上了”蔣文增確定地說道：“松江的那個黑衣男子拿到貨去了哪里？他為什么沒有送到上海？甚至整個人也失蹤了，這是最大的疑團。”

聽完蔣組長的分析，鄔鴻立馬說道：“那我們得去松江碰運氣了。”

網圖

松江縣城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要找一個不知姓什名誰的人，也如大海撈針。于是，當地公安局介入協助調查。

幾經周折，終于找到了當時客棧的賬房先生。

時隔多年，賬房先生對那個見過一面的黑衣人也只是還有點印象，其他的無法提供任何線索。這似乎有點糟心，搞得蔣文增四人無法入睡，大家坐在一起討論起下一步該如何進行？

突然，組員胥德深說：“30年代的松江也就巴掌大個地兒，城里的住戶低頭不見抬頭見，本地的賬房先生印象都不深刻的人，會不會壓根兒就是個外地人，只是提前數日就住到了松江其它旅舍。”

蔣文增一拍桌子：“完全有這個可能！”于是，專案組決定調查松江城里所有的旅館。然而，查了個遍也沒有一個符合特征的旅客。

此時已臨近春節，大家決定先回上海作個匯報，等節后再擬定下一步計劃。恰好，胥德深的老友杜某正在松江軍分區當參謀，多年未見，他打算去看望一下。

可萬萬沒想到是，這一去，案件又有了新的線索。

舊時上海灘

杜參謀為人爽朗，聽說胥德深還有三個朋友，便熱情邀請他們一起來伙房吃飯。大家也盛情難卻，便都去了。

伙房廚師老柏炒了四道菜，完了，杜參謀叫他和大家一起吃。席間閑談，杜參謀問胥德深到松江做何公干，他便說了這樁18前的舊案和大家遇到的瓶頸。

廚師老柏突然開口說：“我是本地人，我知道那年頭松江還有一個可以住宿的地方。”四個人齊刷刷都放下了筷子。

“就是當年松江城里的保安團，我曾經在那里掌過勺，知道那里有個五十張床位的招待所，只不過是對內營業，如果外面的人想住，得通過熟人擔保。”老柏說完，蔣文增四人大喜，還過什么年，查案要緊。

果然，在1931年12月1日，一個來自上海“祥德源”藥鋪的梁壁純在保安團營長的擔保下住了進來，直到12月4日清晨才離開，這和劉志純見到黑衣人的時間剛好吻合。

一時間，蔣文增四人興奮不已，他們立馬回到上海，花了三天時間圍繞“祥德源”藥鋪進行了摸排，最終確定他是江蘇嘉定人。藥店老板早已病逝，其他人只知道他曾是老板的心腹，手藝好，性格內斂，后來突然就失蹤了，再也沒人見過他。

舊時上海灘

大家忽然有種預感，這樣的失蹤，多少與黃金案有絲絲的聯系。然而藥店老板的去世，讓線索幾乎又斷了。

幸好，在調查中蔣文增等人找到了梁壁純的照片，他立馬去到杭州讓劉志純辯認。結果讓人驚喜，照片上的人就是當年那個與劉志純接頭的黑衣人。

難道他在與劉志純交接完后發現自己運送的物資竟然是一大筆黃金，從而起了貪心，帶著黃金遠走高飛了？

不敢怠慢，大家決定啟程嘉定。

這時，上海這邊正在配合調查當初“祥德源”藥鋪周邊的所有中藥店老板及員工，看有沒有人認識梁壁純。工夫不負有心人，最后一個到場的師傅說，梁壁純就是他收的第一個徒弟。

這可是天大的驚喜呀！

舊上海中藥鋪

隨后，老爺子將梁壁純的家庭住址和人員全都說了出來。原來，他是嘉定南門外的人，妻子家住黃渡鎮，叫貞姑，給他生了三個子女，梁壁純失蹤后，她便在鎮上靠做小生意養活孩子們。

于是，蔣文增帶著三名組員決定先去黃渡鎮會一會貞姑。

可不巧的是，經過走訪摸排，貞姑早就不住鎮上了。鄰居說，早在幾年前就被一條小船從她家后門載走了，走時她沒有給街坊四鄰道別，我還是無意間看見的，不過，她姑媽去世的時候，她又大大方方地回來了。

如此神秘地離開，難道是梁壁純接走了她？可是他們已經九年沒有聯系了呀！

“姑媽，對，她在這鎮上一定還有親戚。”蔣文增認為貞姑回來一定會見親戚，見了就會聊上幾句，那就會留下線索。

果然，在鎮上排查的第三天下午有了新的線索：貞姑就是被梁壁純接走的，她們現在住在上海浦東洋徑鎮。

兩天后，梁壁純被傳喚到了上海公安局。這時，他已經不叫梁壁純了，而是叫申繼谷。為了隱藏身份，他改了名字。

舊時的水路交通

申繼谷沒有交代那120兩黃金的去處，反倒拿出了一份證明書。他說，自己當年被人下了藥。

1931年11月下旬，一直潛伏在“祥德源”藥房的梁壁純接到組織下達的命令：“轉運物資松江到上海，貨在人在，貨丟，要砍腦袋！”

沒想到“貨”到他手上，就真的丟了。

1931年12月4日那天，梁壁純從他的上線那里接過“貨物”便立即啟程去上海。他按照組織的吩咐走水路，一路相安無事抵達了曹家渡碼頭。梁壁純長舒一口氣，直接叫了輛嶄新的黃包車坐上直奔目的地。

年輕的車夫跑得很快，只是上橋時略顯吃力。這時，從旁邊來了兩個小青年幫忙推車，當時的上海很多流浪者為了掙倆饅頭錢都會這樣，梁壁純也就沒有放在心上。不料，兩個推車人趁他不備用一條毛巾捂住了他的嘴，梁壁純頓時暈了過去，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他醒來的時候，躺在一家旅舍的床上，裝“貨”的皮箱已經沒了蹤影。他嚇得不輕，便盤問店掌柜自己如何來到他的店里？店掌柜只說是兩個年輕人從黃包車上將他抬進來，其他的也什么都不知道了。梁壁純趕忙讓老板將實情寫作證明，收起來就匆匆離開了。

偵察員們聽得目瞪口呆，他們迅速調查了梁壁純口供的真偽，竟然全是真的，難道這些黃金就這樣離奇消失了？

目標直指那輛黃包車。

舊時的黃包車

當年的黃包車都是有車號的，可那么多黃包車中到底是哪一輛呢？幸虧梁壁純昏睡的那家旅店的店小二記性好，他說黃包車離開時，他特地看了一眼，車號好像是300169。

這就簡單了！蔣文增立馬帶隊開查，可查出來的車主是雇的車夫，在當時也得有50來歲了，與那個年輕車夫極不相符，而且他的車從不外借。

線索斷了，查了這么久的案子又重新陷入了迷局，蔣文增等人郁悶到了極點。

這天，同住一個院的退休老刑警看見蔣文增郁郁寡歡，便多了句嘴，問他遇到了啥困難（辦案上）？

聽蔣文增一說，老刑警隨口就說一句，你何不去監獄試一試，有些年頭的事，萬一那撥人是慣犯，某一次失手就有可能被抓進了監獄。

蔣文增忽然像被打了雞血：“對呀！這不是不可能呀！”說完，他立馬著手聯系監獄方。

監獄里突然開設了小廣播，反復播放著一條內容：1931年曹家渡搶劫黃金一案，如有知道的，檢舉有功，可提前釋放。

沒想到事情還真有這么巧！一個叫馮安寶的犯人說：“這個事情，我知道！”

舊時上海提籃橋監獄

馮安寶說他家曾經就有一輛黃包車，是他父親買來自用的。表哥吉家貴和他的玩伴阿古、小克經常來他家玩，幾個人最愛玩的就是拉黃包車。1931年9月，父親又買了輛小轎車，就干脆把黃包車送給了表哥。可是，只過了三個月，大概就是12月中旬，他竟然把黃包車擦得干干凈凈又送還給了父親，聽我父親說他發達了，在租界里開了一家南貨店。

“這轉眼就暴富了，你們說是不是跟那筆黃金有關呢？”馮安寶急切想減刑，說完就反問刑偵人員。

蔣文增若有所思，他突然想到一個問題：“你還記得你家黃包車的車號嗎？”

“自家的車當然記得，是300196”。

“這就對了”，蔣文增一臉興奮，他轉身離開，心里盤算著那個店小二原來是把“196”記成了“169”，一個數字之差呀！

擱置了18年的懸案，所有的矛頭都指向最后一個交通員，不曾想真相竟來了個大反轉！

網圖

兇手終于成功抓獲了，他就是南貨店的老板吉家貴。

他說，當年他就是想改變生活，尋思著弄點錢開個店，結果第一次作案得逞把自己都嚇了一跳，整整120兩黃金。隨后他便將這些黃金分成三份，每份40兩，他和阿古、小克每人一份，各自去創業，不再往來。

直到抗戰勝利，在一次外灘的游玩中，吉家貴偶遇了當年的阿古。他告訴吉家貴小克已經不在了，他從了軍，是在與日軍激戰時陣亡的，自己經營著一家五經店，生意還不錯。

經過抓捕與搜尋，阿古到案了，從他和阿克家搜出了剩余的20兩黃金，經瑞金老金匠辨認，確實出自他之手。

至此，1931年黃金丟失巨案告破。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貴和阿古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梁壁純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后來沒多久又被釋放了；馮安寶檢舉有功，經查明所犯事也是女主故意說得嚴重了，于當年7月釋放回家。

到此，擱置了整整18年的“黃金失蹤之謎”真相大白。

為了新中國，先輩們實屬不易！向所有先輩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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