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橋果然消息靈通，經過他親自安排，文元以反對胡風的“英雄”姿態，在5月份的解放日報上出現了。

5月份正是文元文采洶涌的時期，是高產量的一個月。

7日發表了《胡風否認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批評胡風唯心主義歷史觀之一》，9日《胡風談勞動人民的觀點——批評胡風唯心主義歷史觀之二》，11日《胡風反對有組織有領導的階級斗爭——批評胡風唯心主義歷史觀之三》，每隔一天就發表一篇，文元名聲大震。

恰巧的是，在5月13日，人民日報以大量的篇幅，刊登了胡風等人的第一批材料，還發表了教員的《編者按語》，口吻嚴厲至極，不是學術性的批評，而是提高程度的批評。

春橋的用意一目了然，文元的3篇都發表在教員之前，說明啥？文元帶上了先知先覺的光環，他尚覺還不夠，再接再厲，咬住不放。直到6月1日，文元的大名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上。他發表的文章，實在太炸裂了《胡風兩面派是死敵》，經過春橋的審定，推薦，成功地占據了人民日報的頭條。

1955年的上半年，是胡風灰頭土臉的上半年，也是文元風光無限的上半年，靠著批評胡風起家，靠著春橋往上爬，邁開了堅實的腳步。

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禍。在批評胡風起勁的時候，突然間文元偃旗息鼓了，從1955年6月到1956年6月，文元整整沉默一年了，是怎么回事呢？

文元的父親姚蓬子出事了，他被捕了。被捕的原因很多，胡風事件卻是文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坑了老父親。當胡風被批評得火熱的時候，文元風頭正勁，而姚蓬子卻倒霉了，因為他曾經開過書店，出版過胡風的著作，也和胡風有過很多交往，所以最后查到了他頭上，毫無疑問被列入嫌疑名單中，被帶上冰涼的銬子，帶走了。

姚蓬子之前的歷史，文元是知道的，但掌握得不多，因此他專門寫信給姚蓬子的密友馮雪峰，請他介紹一下父親的歷史情況，馮雪峰回信了，向文元詳細說明了姚蓬子的情況，信中有句話“大約因怕死，在南京自首了”，使文元非常震驚又羞愧，有這么一個父親，勢必影響自己的遠大前程。

他立即采取行動，以被動變主動，他把馮雪峰的信上交給了盧灣區委組織部部長，證明自己的忠誠，同時表示跟姚蓬子劃清界限，從那以后，他幾乎不回家了，很少與姚蓬子見面。

他再怎么補救，這一天終于到來了，文元因為姚蓬子的被捕，成了重點清查對象，這段時光是他最灰暗的日子，還好，最后姚蓬子獲釋，反對胡風的浪頭過去之后，文元如釋重負，盧灣區委，是不能再繼續待下去了，他要當大作家，要施展抱負，這里也不是合適的地方。

他心里一直在盤算，怎么擠入上海文藝界呢？還好他手上有13篇批評胡風的文章，整整齊齊地剪下來貼成了一本，在他心中，這本剪貼報是進入文藝界的敲門磚。

文元拿著剪報集，來到文藝月報的編輯部，應聘編輯職位，編輯部答復，人滿了。這時候，文元突然想起了春橋，自從被清查后，他不敢去找春橋，但現在頗有走投無路之感，于是他心一橫，打個電話給春橋。

在電話里，春橋告訴他：“上海作協籌辦《萌芽》，準備7月份開始出版，正缺人手，你去那里最為合適，如果你愿意，我幫你說一聲。”

春橋一個電話就解決了大問題，因此文元為之感激涕零。

因此飯碗問題解決了，他結束了一年的沉寂，在1956年6月30日，他的名字重新出現在解放日報上，這次他發表的文章不再激烈了，文章為《百家爭鳴，健康地開展自由討論》。

中國的風，總是一陣一陣的，1956年，正是中國氣候頗為緩和的一年，八大會議召開，會議的精神是反對個人崇拜，發展民主。因此，嗅覺敏銳的文元，就收起了鋒芒，不再寫激進的東西，語態溫和毫無火藥味。他連續發表了數十篇雜文《江水與葡萄酒》、《對生活冷淡的人》、《電車上的雜感》.....

復出半年來，文元的腳跟漸漸站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