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辯律師的價值在案件審理之中，也在案件審理之外。

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大眾的法治觀念不斷進步,社會法治化程度越來越高,人權保障、無罪推定等觀念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刑辯律師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刑事辯護制度是法律專門設計出來監督、制衡乃至對抗公權力的角色,其訴訟價值在于均衡控辯雙方的力量,從而保證案件得以查明,切實維護被追訴人的合法權益。”

刑辯律師的價值大致可以歸結為:“一個無罪的人,通過律師的辯護,可以重獲清白;一個罪輕的人,通過律師的辯護,可以免受重罰;一個真正犯有重罪的人,經過律師的充分辯護,仍被處以重刑,也可以在程序正義中體現出法律的公正性。”有效到位的辯護,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罪輕罪重的認定產生重要的影響,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財產、自由乃至生命至關重要。

（一）呈現全案細節

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國家司法機關往往考慮的是他們的犯罪行為模式,犯罪構成要件,以及犯罪行為對法益的侵害程度,根據法律規定作出判斷,然而,除了指控的犯罪事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或多或少還有一些未被表達、傾聽和理解的故事和細節。一旦被指控,他們很難進行有效辯解。傾聽、理解、幫助他們還原犯罪所有細節,讓這個犯罪故事更加豐滿的任務,就落在了辯護律師的身上。辯護律師就是不可缺少的復述者,幫助被指控犯罪的人,把犯罪細節更加完整地呈現出來。沒有刑辯律師,涉罪案件的故事細節很可能是不完整的。

當我們看到謝某等人黑社會性質組織團伙被“一鍋端”大部分人拍手稱快,這些人被指控結伙組成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故意傷害、尋釁滋事、聚眾斗毆、聚眾沖擊國家機關、走私、非法持有槍支、非法采礦等犯罪行為,作惡多端,殘害群眾,稱霸一方。作為村干部的謝某被認定為組織者、領導者,要對所有犯罪行為負責。然而,辯護律師研究案卷材料發現,很多指控的犯罪行為與謝某毫無關聯。村民之間因為生意糾紛發生打架斗毆,從事情的起因、過程、目的利益都與被告人謝某沒有關聯,謝某作為村干部前去調解被認定為默許和包庇;村民非法采砂,謝某沒有參股沒有分紅獲益,也讓謝某擔責任……這些細節只有辯護律師能為他講述。

當我們看到劉某搶劫殺人三單,導致三人慘死的案件,大部分人會認為這種人十惡不赦,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但是,細究案卷細節可以發現,全案只有劉某在偵查階段的供述,存在前后矛盾、張冠李戴的問題,時間、地點、人物、作案過程等錯漏百出,劉某服刑 21 年來一直都在申訴申冤。過去,除了他自己的供述,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他是兇手;如今,除了他自己,沒有證據能證明他的清白。這些細節只有辯護律師能為他講述。

當我們看到妻子殘忍地將丈夫勒死,不少人會憤慨不已,故意殺人應當重判。然而,如果妻子長期遭受丈夫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暴力,案發當晚丈夫酒后多次對妻子進行毆打,凌晨三點還將熟睡的妻子打醒,試圖勒死妻子,妻子在防衛中將其勒死。法院卻判決她有期徒刑15年,等她刑滿釋放,她的兩個7歲和3 歲的小孩估計已為人父母了。一個家庭倫常悲劇已經發生,還要人為制造另一個悲劇,對于兩個小孩,是何等殘忍;對于長期遭受丈夫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暴力的妻子來說,是何等不通情理。然而,這些細節只有辯護律師能為她講述。

許多被指控的犯罪行為背后都有太多未被講述、傾聽和理解的故事。這就需要辯護律師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呈現犯罪事實,讓情節更加完整、細致，才能幫助裁判者更加全面、客觀地考量全部的案件事實和情節,作出更加客觀公正的裁決。

（二）解讀案件證據

對每一個刑事案件定罪量刑,證據都是重要的裁判依據。證據與指控犯罪事實之間的關聯性,歸根結底只是對證據的解讀問題,而且很多證據本身是相對中立的。偵查機關、公訴機關將這些證據列入案卷材料,擬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實、金額和情節,這種證明關系是偵査機關,公訴機關對證據的解讀,從他們指控的角度對證據作出的解讀。他們的解讀可能是正確的但也有可能發生偏差。證據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解讀,就會有不同的證明內容。辯護律師從辯護的角度來解讀全案證據,證據所證明的事實自然會有所不同,對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罪輕罪重的影響,自然也會出現不同。

例如,DNA 鑒定意見的解讀問題。在很多兇殺、強奸等案件中,為了查明真兇,公安機關都會提取現場的物證上的生物成分(拭子)進行 DNA 檢驗。公安司法鑒定中心進行檢驗后出具 DNA 檢驗鑒定書。對該檢驗結果的解讀是否正確,對于查明案件事實、鎖定真兇至關重要。一旦解讀錯誤,就可能造成冤假錯案。

張輝、張高平案

公安機關對被害人王某提取的8個指甲末端擦拭子進行 DNA 鑒定,其出具的《法醫學 DNA 檢驗報告》顯示,被害人王某8個指甲末端檢出混合 DNA譜帶(混合 STR 分型),該混合 DNA 譜帶是由死者王某和另一名未知男性DNA 譜帶混合形成的,可以排除張輝、張高平與王某混合形成的。這本來是證明真兇可能另有他人的關鍵證據,但是由于解讀錯誤,導致冤案發生。

一審法院認為:“DNA 鑒定結論與本案犯罪事實并無關聯,不能作為排除兩被告人作案的反證。”“因手指為相對開放部位,不排除被害人因生前與他人接觸而在手指甲留下 DNA 的可能性。”這是當年判決張輝、張高平是真兇的重要理由。

然而,這個解讀顯然是錯誤的。“根據經驗法則,握手很難在8個指甲同時留下 DNA,更為可能的是被害人在反抗過程中留下加害人的 DNA。此外,DNA 取自被水沖刷一夜的尸體,但在尸體上并未發現精斑等痕跡,辦案機關給出的解讀是犯罪嫌疑人供述沒有射精,并且水可能沖掉體內物質。顯然,這不能解讀為何在死者尸體和貨車上沒有發現張氏叔侄作案的任何痕跡,也難以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

杭州市公安局于 2011年11月對被害人王某8個指甲末端檢出的未知男性 DNA 分型進行比對鑒定,結果顯示,該未知男性 DNA 分型與勾某某的 DNA分型有7個點位存在吻合的情況,即王某8個指甲末端擦拭濾紙上的 DNA 檢出的混合 STR 分型中包含勾某某的 STR 分型。據此,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認定本案不能排除系其他人作案的可能,原判定罪、適用法律錯誤,改判張輝、張高平無罪。

（三）解釋法律條文

中文博大精深,用中文書寫的法律條文往往非常復雜,給法律人留下很大的解釋空間。在司法實踐中,無論是公安局、檢察院還是法院,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措施、定罪量刑的最終依據,都是法律條文。偵查機關根據他們對法律條文的理解,審查涉案人員是否涉嫌犯罪,是否要立案調查,是否需要采取強制措施;檢察機關根據他們對法律條文的理解,審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為是否涉嫌犯罪,是否應當批捕,是否要提起公訴;法院根據他們對法律條文的理解,審查決定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應當判處何種刑罰。他們對法律條文的解釋也可能出現偏差。

辯護律師的重要價值之一,就是解釋法律條文,從相對客觀中立、疑罪從無、罪刑法定的立場,著手對涉案法律條文進行解釋。既要根據刑法理論、刑事訴訟法理論等來解釋涉案相關的法律條文,也要結合涉案犯罪事實,來解釋如何適用法律,相關法律條文在涉案犯罪事實中該如何解釋和運用等問題。

謝某等涉嫌走私國家禁止

進出口的貨物、物品罪案

謝某向他人購買了幾株黑松,謝某聽說這都是從我國臺灣地區運來的日本黑松。后來,偵查機關將他抓獲歸案,指控謝某涉嫌的罪名是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罪。為了證明涉案黑松是國家禁止進口的貨物,偵查機關委托某植物園物種鑒定中心,對涉案黑松的物種進行鑒定,該植物園鑒定中心出具了一份《物種鑒定意見》,鑒定結果顯示,涉案的松科植物,屬于日本黑松。公安機關、公訴機關用這份《物種鑒定意見》來證明涉案的動植物來自疫區,是國家禁止進口的動植物,因此,被告人謝某的行為構成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物品罪。

根據1997年7月農業部 72號公告《進境植物檢疫禁止進境物名錄》,因松材線蟲等疾病禁止從亞洲的朝鮮、日本、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歐洲的法國,美洲的加拿大、美國,進口松屬植物。

該法規禁止進境的對象,究竟是日本黑松這個物種,還是從日本進口來的日本黑松呢?公訴機關和辯護律師有截然不同的解釋。恰恰就是對法條的不同解釋,直接決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

控方

1997年7月農業部72號公告《進境植物檢疫禁止進境物名錄》,因松材線蟲等疾病禁止從亞洲的朝鮮、日本、我國香港和澳門特區,歐洲的法國,美洲的加拿大、美國進口松屬植物。日本黑松屬于日本的松屬植物。因此,只要是日本黑松都要禁止進口,被告人謝某構成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辯方

日本黑松這個物種,除了日本之外,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有種植,法律規定禁止的是來自疫區的日本黑松,而不是禁止所有的日本黑松這個物種進境。

農業部第 72 號公告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第五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實施條例》第四條和第七條的規定,為防止植物危險性病、蟲、雜草及其他有害生物傳人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根據所掌握的國外疫情情況,修訂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境植物檢疫禁止進境物名錄》,現予發布執行。”

《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

第5條:“國家禁止下列各物進境:(一)動植物病原體( 包括菌種、毒種等)、害蟲及其他有害生物:(二)動植物疫情流行的國家和地區的有關動植物、動植物產品和其他檢疫物……”

《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實施條例》

第4條:“國(境)外發生重大動植物疫情并可能傳人中國時,根據情況采取下列緊急預防措施:(一)國務院可以對相關邊境區域采取控制措施,必要時下令禁止來自動植物疫區的運輸工具進境或者封鎖有關口岸;(二)國務院農業行政主管部門可以公布禁止從動植物疫情流行的國家和地區進境的動植物、動植物產品和其他檢疫物的名錄……”

仔細研究理解上述法律條文,可知農業部的72 號公告《進境植物檢疫禁止進境物名錄》的制定依據,也僅僅規定禁止疫區的動植物、動植物產品和其他檢疫物進口,沒有寬泛到疫區所有的動植物物種。那么,農業部 72 號公告《進境植物檢疫禁止進境物名錄》的規定,從立法原理、法理解釋上來看,也不可能超越《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實施條例》禁止進口的物品范圍,不可能從禁止疫區的動植物,擴大為禁止疫區的動植物物種。動植物和動植物物種的區別就是,疫區的動植物,只有疫區有;疫區的動植物物種,不只疫區有,其他地方也有。因此,根據農業部 72 號公告規定的禁止從日本等疫區進口日本黑松,并不是禁止進口日本黑松這個物種,而是禁止進口產自日本的日本黑松。

因此,涉案《物種鑒定意見書》雖然鑒定出涉案的植物屬于日本黑松,但日本黑松只是一個物種的名稱,并不是日本獨有的,在中國臺灣、中國東北、越南等國家和地區也都有日本黑松這種松科植物。涉案《物種鑒定意見書》與被告人謝某等人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物品罪的指控之間,不具有關聯性,涉案《物種鑒定意見書》不能證明涉案日本黑松來自疫區,涉案日本黑松究竟是不是來自國家禁止進口的疫區,無法確認。因此,謝某依法不構成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物品罪。

（四）為當事人引路

刑事辯護是一項非常特殊的工作。辯護律師每天都在閱讀別人的人生。辯護律師每天都在看案卷,里面記載的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們的部分人生:是哪里人,受過什么教育,什么時候發家等;第一次收錢受賄時是怎么想的,第一次殺人是什么樣的感受,第一次詐騙原因是什么;犯罪之后,內心有沒有波動,有什么想法等。辯護律師幾乎每周都要去看守所或者監獄,聽他們講述“冤屈”,以及他們是如何一步步來到看守所、監獄。這就是他們的過往人生。

一旦被指控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將立即處在巨大的人生十字路口。他們經常會問辯護律師:這個問題我該怎么回答,那個問題我該怎么回答,這件事我要不要說真話,那件事我要不要說真話,我要不要認罪,認哪部分罪,認多少犯罪事實,如果我被判刑會判多久,我怎么說才可能早點出去……

在這個人生十字路口,如果他們走對了路,可能獲得較輕的量刑,甚至可以很快重獲自由;一旦走錯了路,就很可能面臨幾年、十幾年的牢獄之災,甚至可能會被判處死刑。

辯護律師就是陪伴在他們身邊,指引他們選擇這個路口該如何走的人。辯護律師的專業判斷,將直接影響他們的人生歷程。

毛某涉嫌非法行醫罪案

毛某是開診所從醫三十幾年的鄉村老醫生,一輩子以治病救人為己任,退休之后在兒子開設的診所從醫,醫生資格證過期未續。一天,他給病人輸了兩瓶葡萄糖液,結果非常不幸,病人回家之后就死了。經鑒定是重度糖尿病情況下仍然注射葡萄糖液,導致死亡。老醫生面臨非法行醫致人死亡的重罪,法定刑是“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他不知道余生是否會在監獄里度過,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會如何。

辯護律師告訴他,畢竟關乎一條人命,自首、認錯、賠錢安撫獲得諒解是一種可以考慮的選擇,可以爭取獲得從輕減輕處罰的機會。最終,他積極認罪悔罪,獲得諒解,在辯護律師與檢察員、法官的多方溝通下,鄉村老醫生被判處 3年有期徒刑,緩期5年執行。被害方得到了賠償,鄉村老醫生重獲自由。

鐘某涉嫌詐騙罪

某機關的合同工鐘某,被指控冒用國家單位名義,擅自向供應商索要貨物，騙取供應商60 多萬元貨款,涉嫌詐騙罪。第一次面臨刑事指控,面臨著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罰,他感到十分無助。

辯護律師了解到,他并不是試圖將這筆貨款據為己有,一直都有還款,分了10 多次還錢,已經償還 20 多萬元,還有 30 多萬元未償還。被害人還沒有報案,公安機關還沒有正式將之作為詐騙犯罪予以刑事立案。于是,辯護律師告訴他,欠債還錢,天經地義,趕緊還錢了事。最終,錢貨兩清,定分止爭,牢獄之災消除。

（五）挖掘犯罪真相

由于刑事案件都源于過去,證據材料又真偽不明,刑事案件的事實認定,是司法實踐中最難以解決的問題之一。田文昌律師曾說:“律師不代表正義也不可能代表正義,只能通過三方的對抗的審判方式整體運作,才能實現公正。這是我認為的第一個前提,律師沒有査明真相這個義務。”確實如此,辯護律師沒有挖掘真相的義務,但是要善于挖掘案件真相,因為有時候案件真相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有利的。獨立挖掘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事實真相，是辯護律師的重要價值體現。

白某涉嫌盜竊罪案

白某被指控去 ATM 取錢時,將其他人的 4500 元錢偷走了,涉嫌盜竊罪。原來,被害人存款時因玩手機,忘記點確認鍵就離開,被害人發現錢款丟失后報警導致案發。公安機關將白某抓獲歸案,白某對于偷錢的事實,供認不諱。

本案看起來,白某盜竊的犯罪事實已經證據確鑿,辯護工作陷入困境。為了挖掘真相,辯護律師帶著案卷材料,照著白某所供述的操作流程,去涉案的那臺柜員機實地操作試驗。

經過多次重復的操作,辯護律師發現重大突破點:白某到達 ATM,發現ATM 正在響動;白某為取款,按 ATM 右邊的一個按鈕,他操作的時間與退鈔完畢、存款槽打開的時間非常意外地一致,導致他也認為錢款是自己“按”出來的。實際上,這些錢,是他撿回來的,而不是偷回來的。

在辯護意見中,辯護律師將自己錄制視頻和現場監控錄像同步播放并截圖,逐一進行對比,將每一個步驟進行精確的分解:被害人在幾分幾秒到達ATM,幾分幾秒將錢放入 ATM 卡槽,幾分幾秒屏幕上出現“確認”鍵、“取消’鍵,被害人是幾分幾秒離開的,白某是幾分幾秒到達 ATM 的,又是幾分幾秒按了ATM的哪個按鈕等。

約見檢察官時,辯護律師當場對比演示調查取證視頻和案發監控錄像,證實這筆錢款確實不是白某偷的,而是撿的。白某一直以為自己是犯罪的,萬萬沒有預料到辯護律師竟然挖掘到真相,還了他清白。

（六）推動法治發展

每一個刑事案件都有亮點,每一個刑事案件都可以推動法治的發展,即使這個案件非常簡單,關鍵在于辯護律師的擔當和堅持。

李某涉嫌危險駕駛罪

2016 年 10月,被告人李某酒后無證駕駛一輛無號牌兩輪電動摩托車途經xx建設北路與紫薇路交叉路口處,被執勤民警查獲。經xx司法鑒定中心檢驗,從送檢的李某血液中檢出乙醇成分,含量為 270.2mg/100ml。偵查機關以涉嫌危險駕駛罪對其刑事立案,并委托機構鑒定這輛車的屬性,結論認定涉案電動自行車是超標車,屬于輕便摩托車。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廣州某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危險駕駛罪成立,判處拘役3個月。

這是一起非常簡單的醉酒駕駛案件,本案中李某醉駕事實非常清晰明了，本案中李某血液酒精含量測試顯示達到醉酒標準,車輛屬性鑒定意見顯示是涉案車輛是摩托車,屬于機動車的范圍。因此,從表面上看,認定李某構成危險駕駛罪并無障礙。

但是,辯護律師研究發現,市面上絕大部分電動自行車在質量、速度等參數上,都是超過國家標準的。超標的電動自行車能不能當作機動車對待,駕駛超標電動自行車能不能等同于駕駛機動車,法律上對此沒有明文規定,但這卻關系重大。

如果超標電動自行車等同于機動車,那么使用者將承擔非常重的責任。在民事上,超標電動自行車撞傷行人將承擔機動車撞傷行人的責任,超標電動自行車與機動車發生碰撞,等同于兩輛機動車發生碰撞,這對超標電動自行車駕駛人的民事責任影響重大。在刑事上,醉酒駕駛超標電動自行車將等同于醉酒駕駛機動車,直接認定為危險駕駛罪。

國家對于電動車、電動自行車、超標電動自行車都沒有實行登記制度,也不要求購買交強險、考駕駛證,沒有建立相應的配套制度。由此可以看出,在對超標電動自行車的實際管理過程中,國家并沒有將超標電動車納入機動車管理的范圍,在沒有法律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不應任意擴大機動車的范圍,不應將超標的電動自行車等同于機動車。

不得不說,國家對于電動車、電動自行車、超標電動自行車的管理,還存在一定的不足。在本案審理過程中,辯護律師與經辦法官溝通得知,法院對超標電動自行車如何定性和適用法律還沒有定論,正在進行大規模的調研,尋求合適的解決方案。

可見,案子雖然非常簡單,但所涉及的問題是重大的。本案中對于超標電動自行車的屬性之爭,能促使國家機關明確對超標電動自行車的法律適用,進行深入調研,商討合適的解決方案。

賴建東律師

宋氏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重大刑事部部長

一直專注于刑事案件的辯護與研究。

代表作：《全流程辯護》、《全方位質證》、《刑事控告實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