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抓娃娃》劇照，圖片：影視資料

本文首發于FT中文網，此處刊發略有修改。原標題：《抓娃娃》：有關教育、親子與階層的痛點和爭議。

《抓娃娃》敏銳地捕捉到了現實中有關教育方式、親子關系、成功標準等諸多痛點議題，但也因為某種世故與權衡，最終讓影片的反思失去了力度，也讓影片充滿悖論與爭議。文章后半段會討論該片最刺目、卻也幾乎無人討論的三點。

文丨FT中文網專欄作家 非非馬

2024的暑期檔電影院線，由沈騰馬麗擔綱主演的《抓娃娃》，無論是票房還是話題度和討論度，都“爆”了。當然，熱度也伴隨著巨大的爭議。

對于一部由“沈馬組合”擔綱、既有密集笑點又直切現實議題、還攜帶著黑色荒誕悲劇基因的“喜劇片”來說，火爆是必然，爭議也是必然。因為影片所試圖探討的教育觀、人生觀（成功觀）、階層觀、親子關系等問題，本身就直關當下、直戳痛點，其中也的確存在可討論的灰度空間，引發不同解讀和爭議也就在所難免。

就我個人而言，二刷《抓娃娃》，會覺得它是一部優點和缺點都非常明顯的電影，但我更想著重講講這部片子存在的幾重悖論，也試圖分析它為何會引發如此巨大的爭議——電影是社會現實的表征，“觀后感”亦是。

假“裝窮”與真“恐窮”的對立

電影第一重悖論，立場的悖論。

簡單來講，《抓娃娃》講了西虹市的首富怎么裝窮養娃的故事。這里，有必要回述下開心麻花的“西虹市宇宙”：

在這個電影序列里，主角從來都是“小人物”——哪怕夏洛（《夏洛特煩惱》，2014）和王多魚（《西虹市首富》，2018）都曾短暫地所謂成功過、暴富過，但他們最后都還是選擇了“回歸”小人物身份、回歸到普通的煙火生活里。

在這些作品里，財富與名利固然是令人渴望的，但電影通篇還是在告訴觀眾：君子愛財，但須得取之有道，這世間也總有些東西一定比錢更珍貴更重要。

沈騰主演的小人物，尤其是王多魚，縱是缺點多多，終歸還是個正派的小人物，在危機時刻會發出人性的光輝（主角的光環）。可以說，站在小人物和蕓蕓眾生的立場，是開心麻花最重要的創作標簽之一（《獨行月球》算半個例外）。

有錢人、權勢階層，更經常是以反面形象出現的，比如《夏洛特煩惱》里的貪腐區長、《羞羞的鐵拳》（2017）里腐敗的拳壇副主席和他靠假拳與賄賂裁判而拿下拳王的兒子，《半個喜劇》（2019）里依仗父親權勢欺壓同伴、欺騙女性的紈绔渣男。

而普通人中，對金錢與成功奴顏卑膝欺上媚下的丑態，也從來都會被“調拌”成開心麻花式的諷刺笑料。

但是這一次，《抓娃娃》卻講了一個真首富裝窮的故事，盡管這個首富的人生起點是貧苦，他的成功也是“梅花香自苦寒來”。

那么問題來了：有錢人培養“接棒人”的故事，也許會讓老百姓仰望羨慕，但要如何能讓老百姓共情共鳴？這就好比在現實中，某位首富可以瀟灑地抬抬手就給自己的孩子“一個小目標”，可那卻是蕓蕓眾生一輩子也不可能企及的“化外之境”。

于是，沈騰（飾演馬成鋼）要演的故事就必須不能是現實版真富豪的接棒人養成計劃；他只能去演中產家庭的“抓娃娃”故事——舍得花幾十塊錢買張電影票入場的城市中產群體，也正是構成中國當下電影市場的觀眾主力軍。

但悖論也隨之而來。有誰曾在社會新聞中真見過中國富豪裝窮養娃的故事？這是電影劇本與社會現實的第一重錯位。而對中國的城市中產而言呢，他們“抓娃娃”的心態和馬成鋼春蘭夫婦是一樣一樣的，可“煉鋼”手法卻幾乎沒可能是“裝窮”。

因為，當下整體的時代語境是慕強恐弱。一個家庭如果是真窮或者哪怕只是“顯窮”，都會給家長和孩子雙方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自尊與面子受挫，甚至引來歧視、羞辱與霸凌，就如《抓娃娃》中所呈現的那樣。

更典型的中國中產家庭是怎么雞娃和卷娃的呢？卷學區房和學校、卷興趣班和輔導班、卷度假地和國際夏令營；還得拼爹拼媽拼原生家庭，拼房子拼車拼儀表談吐與氣質。

中國式中產父母最典型的影視呈現，恐怕就是2020年爆款劇集《三十而已》里的顧佳。為了卷進頂級幼兒園咬牙貸款數千萬買“學區房”，為了將兒子培養成精英入名校，給他報馬術班編程班各種班。而她最出圈、最被熱議的情節就是，手拎香奈兒卻在一眾拎愛馬仕的太太里自慚形穢，連合影都不好意思露出自己的包。

這是不是與美國耶魯大學人類學博士薇妮斯蒂?馬丁撰寫的暢銷書《我是個媽媽，我需要鉑金包》（2018）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構成了電影文本與現實的第二重錯位。

也因此，《抓娃娃》中的馬成鋼似乎注定只能被“設計”成一個充滿悖論自相矛盾的結合體，內里揣著一顆中產父母雞娃的心，卻披著富豪的“外衣”裝窮抓娃——因為，非如此無法構建喜劇所需要的夸張效果，非如此無法制造戲劇沖突，也無法抖包袱出“笑點”。是的，劇中的很多所謂笑點，都來自于真富豪怎么裝窮。

就這樣，自2014年的《夏洛特煩惱》開始，到2022年的《獨行月球》，再到2024的《抓娃娃》，開心麻花的大銀幕主角——或者更確切地說，中國當今喜劇界的頂流沈騰，一步步從“小人物”變身“成為英雄的小人物”，而后終于站上“名利之巔”成了“真首富”。這是不是也非常暗合銀幕之下演員本人乃至開心麻花的十年成名路？

當富人裝窮建構了一部電影的諸多笑點時，它引發部分觀眾的心理不適就難以避免，因為會被認為冒犯了窮人（普通中產）——盡管，片中馬成鋼所扮演的城市貧民，其實并非電影的目標觀眾。也所以，社交媒體上關于該片的一條高贊評論是：電影里是富人裝窮，但我們是真窮。

“富豪裝窮”這件事兒，普通中產既然無法代入強勢的富豪這一方，更容易絲滑代入的，自然就是弱勢的“窮人”這一邊。尤其是在經濟下行的今天。

匱乏感、不安全感，是所謂“窮人”最大的心理標簽。但是，當經濟的高速發展期過去，匱乏感、不安全感也成為當今普通中產的普遍心理標簽。否則，“讀書的盡頭是考公考編”也就不會“蔚然成風”。今年高考志愿填報，但凡是畢業了更容易端上“鐵飯碗”的學校、專業，都出現了高分扎堆的現象，遠超往年錄分紀錄。讓中國的中產群體最為擔心的便是階層滑落，所以他們才會拼命卷娃卷自己。

從這個角度來講，《抓娃娃》對于現實氛圍的捕捉其實是非常敏銳的，也的確容易引發廣泛的關注和討論。但為了“做戲”，也因為各種權衡利弊審時度勢，它只能“計算”出如今矛盾重重、悖論重重的角色和情節。

難以調和的“父母心”與“接棒人”

在寫第三重悖論之前，有必要先來講講《抓娃娃》為何會引發巨大爭議，以及如何看待這些爭議？

關于《抓娃娃》的創作初衷，兩位導演（同時也是本片的編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是這么說的：“父母與孩子對彼此人生相互影響的關系，很難定義孰是孰非。一方面，孩子在爭取獨立成長的空間和人生選擇時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另一方面，父母也應該把握好對孩子人生規劃和影響成長的尺度，不能以愛之名完全束縛和綁架。”

顯然，導演是想通過影片促成中國式父母與子女的某種和解，在一番抓馬沖突與幡然醒悟之后，彌合代際之間的矛盾與分歧。

但是，一部電影如何被觀眾感受和接收，并不以創作者的初衷而轉移。

一方面，很多中產父母的確如導演所愿，既能共鳴父母苦心煉鋼之情，畢竟，大時代結構之下的個體的確太容易被“卷”著隨波逐流，但也能從他們的荒誕極端的做法中反思到親子關系和教育方式中的分寸感與界限問題。

然而另一面，那些代入兒子馬繼業（肖帛辰、史彭元飾）立場的觀眾，父親馬成鋼便是一個令他們感到“毛骨悚然”、徹頭徹尾的“反派”：以愛之名把孩子當“工具（接棒人）”來養，將自己的人生目標強加于孩子身上，為此不惜全方位搞欺騙，各種控制PUA，以及“沒苦硬吃”。

也因此，才會有那么多觀眾評價這部電影是個“恐怖片”。這些觀眾的情緒應答和解讀闡釋，本質上是傳遞了當下年輕人的一種時代情緒，情緒的背面刻印著他們曾經共同經歷過的集體回憶，甚至是集體創傷。

在這樣的群體“觀后感”之下，沈騰所扮演的中國式父親，“居然”沒有在“真相大白”之后認真且明確地給兒子道個歉認個錯，還琢磨著再硬塞給馬繼業一個禮物——弟弟妹妹，這個情節也被為數不少的觀眾解讀成“小號練廢了，再搞個三號繼續煉，好給自己承繼家業”。于是，在這部分觀眾眼里，《抓娃娃》電影文本的價值觀就是反面的、禁錮的、落后的，也是強行“合家歡”的，更是該大力批判的。

盡管我個人還是會覺得《抓娃娃》的電影文本從價值表意上來說，批判性其實還是很明確的，尤其是片尾曲中。但我也是在影院二刷該片時才真正從頭至尾地聽完片尾曲，仔細讀完了所有歌詞。

下面摘錄出來的這幾句歌詞，我認為其實是能夠明確代表創作者的價值取向的：

我不想當風箏/我想當風/你別管我/管我去哪/去莽莽撞撞/心動與受傷/別流淚，為我鼓掌/那才是我要的愛/別為我好/請為我叫好/不在計劃內的光/才值得勇敢前往...

你看，在親子關系、教育觀上，創作者的價值導向和那些批判他們的人其實是一致的。那為什么從客觀結果看，雙方的“分歧”會如此巨大？恐怕就是因為，這部分觀眾不允許“父親”在正片中沒有被徹底地塑造成反派，在結局上沒有得到真正的懲罰。

但是，編導是不可能讓開心麻花的“臺柱子”沈馬組合去演一對徹頭徹尾的反派父母的，甚至電影的相關主管部門也不會允許“反派”成為電影的主角。也所以，編導的確是用一種“合家歡式”的結局，刻意“拯救”了沈馬組合的銀幕形象。

他們其實是安排馬成鋼夫妻“認錯悔過”了的——以母親春蘭（馬麗飾）的口說出，就在馬繼業發現真相之后。他們最后也接受了兒子遵從自己的意愿，以上清北的高分去了體育學院，而不是繼續強行控制他的人生進程。從心態上，他們也接受了兒子只想當一個長跑運動員的理想，會坐在電視機前看他參加的馬拉松直播。

將一出黑色幽默的荒誕戲拍成悲劇當然會更有批判性更有力度，但《驢得水》（2016）口碑上佳票房卻失利的現實一課，或許在電影市場上已經磨平了開心麻花的銳氣與犀利。

也所以，一部電影的結局設計，其實往往并不單純以編導的意志來決定。好在，《抓娃娃》如今的結局處理，雖然看起來透著“計算”，卻也算符合中國的社會人情與中國式人倫。生活中，大部分的中國式父母，縱然身上或多或少地有著“馬成鋼”的影子，但子女乃至社會，恐怕也很難全然將父母們看作徹底的“反派”。何況，編導想要促進代際之間的互相理解與和解，初衷到底還是好的。

“理想結局”與“凜冽現實”的錯位

接下來，說說影片的第三重悖論。

影片中馬成鋼的教育觀、成功觀（人生價值觀）、階層觀看上去是被兒子馬繼業給徹底反抗了——讀書不再是為了“改變命運”、“給爸媽買一套這樣帶泳池的大房子”，人生目標也不再是為了“不給別人打工，讓別人給自己打工”，而是要去勇敢追尋那“不在計劃內的光”——這些，當然是好的，但如果你再仔細回味以下細節，可能又多少會感慨這個“理想化結局”的另一面，其實還是殘酷的現實鴻溝。

首先，電影中的馬繼業的確是“有資格”去徹底反抗父親給他“高訂”的人生計劃表的。因為作為首富的兒子，他不必擔心陷入普通人需要面對的具體生活困境和向上路徑，但真若放在普通人的現實生活里，恐怕99.99%的家長和孩子，都會選擇以高分入清北，而不是去體校。馬繼業的反抗，代表的更多是一種“理想”，是大多數觀眾在電影院里才能享受到的片刻放飛。這是電影與現實再一次的尷尬錯位。

社會中的大多數，要面臨的凜冽現實是怎樣呢？恰恰也在電影中有所呈現：

富豪的一番幕后操作，就可以讓一個四肢動作不和諧、身材比例并不適合做專業舞蹈演員的女孩，輕松被提前“特招”進專業舞蹈學院。但這在影片中被處理成了“笑點”。

富豪為了讓兒子盡快走出撿瓶子填補財務窟窿的“困局”，手那么一揮，就可以“包辦”一場注定會讓觀眾憤怒到扔瓶子的“比賽”，不止是操弄觀眾的情緒，更涉嫌操控比賽的真實性（涉嫌球壇腐敗）——而這一點，也當然是在片中被刻意地淡化了。

觀眾只看到富豪一家爽氣地在球場上撒歡，獨享撿瓶子“富豪之家專場”，體會那種只有富豪才能享有的“天倫之爽”。而體育場的清潔工，則無奈地對著銀幕下的“我們”感慨：這年頭，連撿個瓶子都得靠關系。

我也是第一次發現，在開心麻花的電影序列里，金錢和權力之被濫用，居然沒有以辛辣諷刺的形式被呈現。大概這也是因為，濫用權勢的主角是沈騰扮演的。

在《抓娃娃》中，尤其讓我感到不適的一個稱呼就是“少爺”——馬繼業身邊所有的“群演”，都管他叫“少爺”，而馬成鋼的大兒子馬大俊則是他們口中的“大少爺”。

我不反對富人雇傭他人為自己提供各種服務——但它應該僅僅意味著社會分工的不同，而不該意味著人在社會等級與尊嚴上的不同。我不贊同這種階層觀。

這部電影的優點是反思了當下教育觀、親子關系、成功價值觀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但是，對上述的三個“特權”細節，它卻又沒有做出任何形式的諷刺與反思，更談不上批判。

大概，這種對現實的不加諷刺，才是最大的諷刺。它意味著默認，意味著妥協，意味著圓滑世故，意味著失去——失去諷刺與憤怒的力量。所以我會認為影片的缺點和優點都非常明顯。

而比這個“諷刺”更諷刺的是什么呢？是絕大部分觀眾也無視它們的存在。大概是因為，這符合大多人對金錢特權的“認知”——是普遍被接受的“現實”與“心理現實”。

某種程度上，《抓娃娃》所引發的爭議與廣泛討論，可能要比影片文本本身厚重寬闊得多。這，終究是件好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