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學良晚年的一次采訪中，當記者問到西安事變的問題時，只見他擺了擺手：

“這件事請不要再往下問我，我說不出來。”

《中國時報》記者陳月卿在詢問西安事變時，亦被回復道：

“有的事情是不能告訴你們的，這其中，就包括西安事變。”

當遇到提問犀利的記者，實在無法避開這一問題時，張學良也會借助其他話題，巧妙地搪塞過去。

時至今日，80多年過去，人們所熟知的西安事變，也大多趨于事件表面。

但關于西安事變的內情，卻一直不為史學界乃至世人所知。

眾多媒體和學者都希望通過深入剖析，去了解背后的故事：

當年，張學良、蔣介石與周恩來的談判究竟說了什么？

他們也曾多次在采訪中詢問張學良，試圖找尋答案，卻鮮有收獲。甚至張學良在給哥倫比亞大學做口述歷史時，對于西安事變的內情依舊是閉口不談。

他對張之丙姐妹直言：

“有也不能告訴你，現在我絕不說。”

他也曾提到過不愿透露的原因：

“我與蔣介石、周恩來在西安的談判往事，現在蔣介石與周恩來都過世了，只剩我一個活著。

我一人的說法，根本拿不出證據，另外兩個人也不能作證，所以說了也沒用，不如不說。”

許多人認為是因為他后悔發動西安事變了，不愿再回首那段往事，因此絕口不提。

但按照張學良晚年“他不后悔”的說法，這似乎又有相沖之處。

晚年的他寧愿承認對日軍的不抵抗，也不愿再提及自己理應引以為傲的西安事變，其中，又有何緣由？

出人預料遭軟禁，沉默不語道故事

張學良在軟禁期間，曾多次談到自己對于西安事變的看法，這些想法在他的回憶錄中亦多有記載。

但在重獲自由后的訪談中，他亦曾隱約談到過對西安事變的想法。結果發現，訪談內容與書中記載大相徑庭。

在晚年的訪談中，張學良斬釘截鐵地說：

“到南京的時候，那我是真決心去赴死啊。”

“我沒混過與我自己地位、利益有關的東西。”

可實際上，當初張學良之所以下定決心深入南京“虎穴”，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得到了宋美齡和宋子文的允諾：

“漢卿，我們可以保證你的安全。”

聽到這話的少帥被打了定心針，毅然決然踏上這一不歸路。

在南京接受審判期間，他致電毛澤東：

“弟在此盡力奮斗，雖多困難，尚可順利，俟二三日把政府事做完，幾天即回。”

此時的少帥顯然沒有意識到自己處境有多尷尬，他尚以為自己很快就可以回去。

很快，他就被軟禁了。

起初少帥認為老蔣囚禁他也只是一時之計，不會長久，可隨著時間的推移，軟禁地的一再轉移，張學良終于明白：

短時間內，蔣不會釋放他。

在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曾希望蔣釋放張、楊二人，遭到嚴詞拒絕。

蔣介石下野后，李宗仁繼任代總統并與中共和談，發表八項主張，其中就包括釋放罪犯。自然包括張學良和楊虎城。

老蔣聞到風聲后，當即將張學良轉移到臺灣高雄。

自此，少帥遠離大陸，再未踏上故土。

不過好在宋氏兄妹履行了當初的承諾，其間，老蔣乃至特務多次想除掉張學良，但考慮到宋美齡，始終沒敢下手。

這一點，對比楊虎城的下場就足以見得。

重獲自由后，張學良多次感慨：

“我的事情只到36歲，以后就沒有了。”

其實在軟禁后，許多事情就已經注定身不由己，他只能按照老蔣的意圖行事。

包括在此期間由他所寫的諸多文章，亦大多在表示對西安事變的懺悔之意。

既如此，那晚年的張學良在接受采訪時，又為何聲稱“自己不后悔”呢？

原因之一，即他想借此機會，實現對自己形象在公眾前的重新塑造。

如他所言，此時的蔣氏父子已相繼離世，周總理也已離開，這個世界上真正把握西安事變話語權的人，只剩他自己。

雖說張學良一口咬定自己無悔發動西安事變，但當記者希望他再深入講述有關當年的內情時，他卻擺了擺手：

“這個地方請不要再問我。”

數次采訪道千言，唯獨不吐內情事

在張學良被囚禁期間，蔣介石曾對他說：

“我這里有三個條件，只要你答應，就可以恢復自由。”

這三個條件分別是：

承認西安事變是上了共產黨的當；

交還九一八事變前，蔣發給他含有“不予抵抗”意圖的密電；

答應得到自由后在國外定居，并終身不提及西安事變前后一些不為人知的內幕。

張學良拒絕了。

但對于西安事變前后的內幕，他托人轉告蔣介石，表示自己不會提起這件事。

他是這么說的，也確實是這么做的。

2000年，楊瀚受到父親楊拯民囑托，曾兩次前往美國拜訪張學良。

這天，張學良正坐在輪椅上曬太陽，侄女張閭蘅帶來一個人。

“這位是楊瀚先生，他是楊虎城將軍的孫子，他來看您了。”

雖然上了年紀，但張學良還是立馬捕捉到“楊虎城”三個字。

他怔住了，盯著眼前的這個人，只是接連說了幾聲“你好”，便陷入了沉默。

但在第一次見面中，張學良和楊瀚聊了許多，卻唯獨沒有談到西安事變。楊瀚見狀，也沒有強行挑起話題。

幾個月后，張學良壽辰，楊瀚受邀在場。

在宴會正式開始前，二人再次進行了深度交談，這一次，張學良和楊瀚談到關于楊虎城的諸多往事。

但只要楊瀚一詢問西安事變，張學良就閉口不言，不再說話。

后來，楊瀚找到少帥的四弟媳，謝雪萍，希望她出面找張學良聊一聊。

意料之中，得到的回應依舊是“我不記得了”。

事實上，只要是涉及西安事變的問題，張學良在回答時都會相當謹慎，甚至默不作聲。

在接受日本NHK電視臺采訪時，他曾透露：

“周恩來見蔣先生是我領他去見的。”

此時的張學良已經重獲自由，他卻用這句話巧妙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對于發動事變的原因，張學良明確說了兩點：

一是要為國家做貢獻；二是反對內戰，要求抗日。

在剛剛被軟禁的那段時間，張學良曾直言：

“對于西安事變我后悔了，因為我沒辦法前往前線戰場，上陣殺敵。”

他將后悔的原因歸結于自己無法報效祖國。

在那種處境下，少帥的這種說辭是否為肺腑之言，估計只有他自己知道。

或許是真心吐露；或許是對蔣氏的權宜之計，希望給蔣造成輿論壓力；亦或許是想向蔣證明，自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但歸根結底，是少帥想要達到被釋放的目的。

當記者問張學良：

“您說送蔣回南京是準備受死，你有沒有想到一去會軟禁50年？軟禁50年這日子不好過的，假如時光能倒流，您還會如此做嗎？”

張學良回答道：

“我還是一樣那么做，我是軍人需負責任，被審是我應負之責，我做的事我負責，沒什么后悔的，假使事是如此，我還是那么做，別說軟禁50年，槍斃了，我都不在乎。”

雖說少帥一腔熱血道了個滿懷，但此時的他已經毫無顧忌，畢竟蔣氏父子已經不在。

而通過分析這段對話就足以見得，張學良有意回避第一個問題。

綜合宋氏兄妹的保證及張當初給毛澤東發送的電報，他顯然沒有想到自己此去竟會被軟禁54之久。

幾篇文章幾步路，步步皆是無言處

西安事變結束后，蔣介石曾公開發表過一本書，即《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其中記載了老蔣被軟禁期間的所見所聞。

本書情節扣人心弦，事件極具戲劇性。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戲謔地說道：

“我愿稱之為偉大歷史‘小說’。”

張學良在晚年直言：

“很不客氣地說，西安事變后，蔣介石發表的《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都是假的。”

而當記者追問曾經發生的細節，張學良卻不再向下展開講述。

實際上，這本書的真正作者是陳布雷，只不過是在蔣介石和宋美齡的授意下完成的。

其中杜撰的許多文字缺乏可信度，自然也就有了業界和學界的諸多調侃。

1956年，蔣介石正在撰寫《蘇俄在中國》這本書，其間需要添加部分西安事變的內容。

他要求張學良：

“將西安事變前后事實，寫一回憶呈閱。”

少帥按照蔣的要求寫了兩封長函，匯總成了后來的《西安事變反省錄》。

但反省錄中的內容只記述了西安事變的經過，至于事變之后，諸如扣押蔣介石、周恩來與蔣介石會面等內容卻只字未提。

理由是：“或覺與正題無關，或覺此時不當再為提起。”

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這是張學良迎合蔣介石，害怕惹他生氣所做的說辭罷了。

當蔣經國看到張學良的長函后，卻十分不滿，認為少帥是在有意隱瞞，便打回命其修改。

如何既讓老蔣滿意，又能應付小蔣呢？無奈之下，張學良只能加大篇幅去檢討自己，聲稱西安事變是自己犯的過錯。

而在后來由他杜撰的《雜憶隨感漫錄》中，張學良亦表達了“懺悔”之意。

本錄言辭較前者愈發犀利，其聲稱“中共包藏禍心，別有所圖”，贊揚“蔣于西安事變中剛正嚴厲”，自貶“行動魯莽，思想幼稚”。

蔣介石看后十分歡喜，稱贊該文“有價值，有貢獻”。

除此之外，張學良甚至對自己的性格缺陷進行了剖析：

“自幼就具有不柔順的性格：違犯我的父母，違犯我的老師，違犯我的長官。
富有同情感：同情他人，同情對方，甚至欽佩我的敵手。”

縱觀以上種種，都是張學良在軟禁期間所述觀點，但實際上，對比重獲自由后他所說的話，顯然是南轅北轍。

既如此，兩個階段究竟哪一個才是少帥的真實想法呢？

張學良在后來的《口述歷史》中提到：

“蔣介石的貢獻只有黃埔軍校。”

這句話雖有偏頗，但此時的張學良明顯態度大變，不再奉行此前吹捧蔣介石的話。

過去由于受到限制乃至威脅，他不敢表達自己的想法，如今看來，這倒像是其真實的吐露。

蔣介石在世時，張學良迫于軟禁的生存壓力，只能恭維奉承他。

結果老蔣不在了，少帥的話匣子也算是口無遮攔地打開了：

“他這個人就是為他自己的……那是唯我的利益獨尊主義。”

“我本來是很尊重蔣先生的，但后來就不尊重他了。他要有機會，他真能當皇帝。他的思想非常頑固。”

“蔣介石是個投機取巧型的買辦，好吹，什么‘幾年準備反攻，幾年成功’，這樣只會失信于民。”

“他不用人才，用奴才，何應欽就是一個奴才。”

但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均為張學良站在政治的角度出發，對蔣進行的批判。

若論及個人感情，他依舊十分尊重蔣介石。

實際上，張學良雖然把政治問題和個人感情分開，但有時候他把個人感情看得過重，甚至超過了政治。

就像他曾經對老蔣保證時所說：

“自己不會透露西安事變的內情。”

而這個秘密，他守了后半輩子。

結語

關于張學良是否對西安事變后悔這件事，他曾在晚年接受采訪時明確表示：

“我不后悔。”

但回顧少帥的后半生，即他36歲被囚禁之后，許多事情就已經命中注定，并不為他所左右了。

雖然他在不同階段、不同時期所說之言語多有矛盾。

但歷盡幾十年歲月，或許那句“不后悔”的背后，更多的是那份對人生的妥協、對過去的消磨、對未來的無奈以及對自己的心酸。

即使是在重獲自由后，也沒能如愿返回大陸，回到東北故土。

許多人認為他不愿告知西安事變內情，是因為他后悔了，其實不然。

實際上，是他在履行對故人的承諾，亦是對某位尚在世間之人的保護。

這位“故人”，無疑正是蔣介石。

而后者，其實亦在上文中暗含答案，此人，正是宋美齡。

至于原因為何？且看下文分曉。

參考文獻：
《稱無以為證 張學良一生拒談西安事變內情》 中國新聞網
《張學良晚年后悔發動西安事變嗎？事實并非如此！》 石家莊黨史網
《張學良最“大膽”的口述史》 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