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負責人民日報土改工作隊事務的人民日報秘書長郭渭告訴筆者，人民日報編輯部成員沒有參加1947年下半年在當地的土改，報社領導對當地土改中“濫殺濫打”的做法也明確表示“不贊成”，要求編輯部成員不參與。

9月16日，“紅8月戴袖章人”宋彬彬走完了77歲的人生之路。她的離世又一次引發(fā)人們對1966年“紅8月暴行”的記憶和討論。這年8月5日，宋彬彬就讀的北京師范大學女子附屬中學副校長兼黨總支書記卞仲云被該校女學生毆打致死，成為北京“紅8月”中第一個殉難的中學校長，而且死于一群女學生之手，當年該校學生組織負責人之一的宋彬彬與此有關聯(lián)。

在宋彬彬離去導出的網絡文字中卻又一次出現“回旋鏢”描述，說卞仲耘在1947-1948年間的土改中迫害甚至參與打死多名地主，因此暴力“回旋鏢19年后傷及自身“云云。

友人王明遠先生就此與我交流后推出文章，旨在說明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卞仲耘在土改中曾有事如此。他的“阜成門六號院”公號發(fā)文后，不少朋友和讀者向我繼續(xù)求證。為此，我愿意進一步加以闡述，統(tǒng)一回復，畢竟我和卞仲耘、王晶垚前輩有比較接近的關系，但主要在于曾對他們的歷史做過專題研究。

（1946年5月，河北邯鄲，晉冀魯豫中央局機關報《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工作場面，照片中間的年輕女編輯就是卞仲耘。 高帆攝、張磐石收藏、張志鋼提供）

1.人民日報編輯卞仲耘處于這張照片中心

卞仲耘（1916-1966），1938年參加革命，1941年1月加入中共，1946年5月進入晉冀魯豫解放區(qū)中心城市邯鄲，參加了中央局機關報《人民日報》的創(chuàng)辦——今天的《人民日報》的前身。

這張照片，可能是她來到晉冀魯豫根據地開始工作后的第一張照片。拍攝這張照片的，是當時的晉冀魯豫軍區(qū)政治部干部、后來曾任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主席的高帆。

可以從這張照片開始來認識卞仲耘。

2.你和卞仲耘有直接接觸嗎

回答是：沒有。但我和卞仲耘前輩的丈夫王晶垚多年交往，有專題訪問，撰寫了專文發(fā)表。

我的父親錢辛波，和王晶垚、卞仲耘前輩夫婦（本文所述進入歷史范疇，因此直接書寫他們的名字），是1942-1945年間燕京大學同學，在校時就認識，建國以后重逢于北京。

我沒有見過卞仲耘。上世紀80年代之初來到北京，知道了他們的名字。父親慨嘆，劫后重逢，許多燕大同學陰陽兩隔，其中就有卞仲耘。

90年代后期，我著手專題研究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史，由父親介紹拜訪了王晶垚，他和卞仲耘一起，參加了1946年5月晉冀魯豫《人民日報》的創(chuàng)辦。

在訪問王晶垚過程中，逐漸知曉了卞仲耘的經歷，撰寫了《北京紅衛(wèi)兵運動的第一個殉難者——卞仲耘的悲劇是怎樣發(fā)生的》，發(fā)表在2006年某期《炎黃春秋》雜志上。

在此期間，我多次到河北武安市，就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史作當事人采訪和田野調查，對卞仲耘、王晶垚參加革命后的經歷有所了解。

3.卞仲耘參加過武安當地的土改嗎

回答是：短期地參加過，是在當年的駐地河北武安縣河西村。正式參加土改的時間是1948年1月至2月，可由卞仲耘1948年1月至3月間寫給王晶垚的信中得到證實。

她在當年1月18日的信中說，土改學習“今天結束”，“我被派在河西（女同志都在河西），郭渭同志為村長（原文如此，疑為“隊長”的筆誤——本書作者注），明天開始工作，一面學習《土地法大綱》及毛主席的報告一面工作。”

她又在2月22日的信中說：“我們陰歷正月十六（公歷2月25日）就要換班了，我恐怕要上班（指回編輯部工作——本文作者注），現尚未決定。”但隨后就確定了，卞仲耘離開土改工作隊回編輯部。

（1948年5月，在河西村的兩位人民日報女編輯，左起宋琤、予曉林 ）

她參加土改的時間不足40天。還要說明的是，卞仲耘于1946年8月生下第一個孩子，丈夫王晶垚在1947年3月調往在涉縣的“臨時新華總社”，她一邊帶孩子一邊工作，這段時期基本上都在編輯部駐地河西村生活和工作。

4.卞仲耘是否在土改中迫害他人乃至致死

回答是：檢索過去20多年積累的歷史資料，我沒有發(fā)現卞仲耘參與此種行為的任何信息。從所有已知資料和文獻中，能夠得出的結論是：她沒有。

那么應該反問，網絡文字中出現這樣污名化卞仲耘的駭人聽聞的致罪情節(jié)，哪一個是有證據的？有哪一點是出自歷史文獻的？如果沒有，那么是不是惡意捏造？

5.卞仲耘有沒有經歷過土改中的“濫殺濫打”

回答是：親身經歷過（但是她沒有參與或者親自旁觀這些行為——編者注）。其依據是她的當年同事、人民日報資深編輯宋琤受訪時的口述回憶。

宋琤說，卞仲耘分娩后來到河西村，請當地一位老太太幫助帶了一段時間孩子。后來，頭一天老太太來了，第二天沒有來，一打聽，說村子里土改，說她是“地主婆”，一陣亂打，把她打死了。

這件事驚嚇了卞仲耘。宋琤說，卞仲耘的家庭出身就是“工商地主”，父親是安徽無為縣第二號富戶，商會會長。卞仲耘還面臨一個問題，她于1941年1月入黨后，即發(fā)生“皖南事變”，黨組織聯(lián)系人要她立即離開陜西。卞仲耘到成都后和單線聯(lián)系的入黨介紹人失去聯(lián)系，也就失去了組織關系。來到人民日報編輯部，她要求恢復組織生活，卻一直在審查之中，原因之一就是“家庭出身”。

宋琤回憶，卞仲耘和丈夫都畢業(yè)于燕京大學，有較高文化修養(yǎng)，英語程度較高，編輯部同事打趣說，“來了兩個小洋人”。 從他們的品行來說，是厭惡打人罵人的。我的父親錢辛波也曾回憶，卞仲耘是燕大校園中性格溫和、開朗的女同學。

6.卞仲耘對土改的態(tài)度很大程度受報社領導人影響

回答：卞仲耘對土改的態(tài)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民日報負責人的思想認識。當年負責人民日報土改工作隊事務的人民日報秘書長郭渭告訴筆者， 人民日報編輯部成員沒有參加1947年下半年在當地開展的土改，但報社領導對當地土改中“濫殺濫打”的做法明確表示“不贊成”，要求編輯部成員不參與。

1947年12月，晉冀魯豫中央局召開“土地會議”，決定開展“土改復查（糾偏）”，人民日報編輯部積極貫徹，組成了3個工作隊參加1948年2-4月在河西村、趙莊、十里店村的“復查糾偏”，糾正前段土改中過左的做法，更是禁止“濫殺濫打”的。

有這樣的制約，卞仲耘要在“土改”中出現激烈態(tài)度是難以想象的。

（20世紀50年代初，身在北京的卞仲耘 ）

7.你的記述會被認作是一面之詞嗎

回能是：完全可能，是可以想見的。“我這一面”提出上述看法是依據過去20多年間積累的獲知。我還將繼續(xù)保持關注并希望看到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文獻記載或實證，我愿意隨時根據實證依據修正過去的觀點。

這樣說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我沒有能夠做到逐月了解卞仲耘在土改中的活動，在論據密度上存在不足。希望看到有志于此者作出努力獲得更多成果。

8.如何看待對卞仲耘歷史的惡意捏造

回答是：不管卞仲耘有什么樣的經歷，都不能成為突然將她毆打致死的理由。她死在一群女學生手下或腳下，表明文革一經發(fā)動就顯示出的瘋狂和恐怖。

盡管如此，還是有人企圖為這場浩劫“洗地”，將一些“正當化”理由添加到這場大劫難身上，以減輕它甚至是自己的責任。無中生有地將“回旋鏢”情節(jié)捏造到卞仲耘身上，正屬于這樣的做法，是企圖用捏造來抵消實證、來淡化歷史罪證。這同樣表明，我們這個民族之所以遭受“文革”劫難，既有深刻的動因，也有廣厚的土壤，還必須警惕再一次遭受其苦難的威脅。因為這個世界上還有其擁戴者和“洗地”人，是“回旋鏢”情節(jié)制造者得以產生的根源。

“回旋鏢”說的產生，是一種企圖轉移人們審視目光，借以掩蓋事情真相，或多或少地開脫劣跡的行徑。它的出現是為了否認：歷史是建立在實證基礎上的。